一、阮籍与山涛（2/2）
作者：阮籍评传
这就是他立储的标准完全是依据子儒家传统之说。晋武帝曾经评价山涛说："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吾将倚君以穆风俗"，并以山涛"年蓄德茂"而授之司徒之职，"掌宣邦教"。在有晋一代，由于山涛"有德"，深受皇帝的赏识和倚重。山涛之德，不是道家之德，而是儒家之德，也就是儒家的礼。
山涛所奉行的处世信条大概是儒家的"穷居达济"的原则。据《晋书》本传记载，山涛未发迹时，"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公夫人耳！'"可见。山涛本无隐意，志在出世，而且他一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原则。虽然在正始末年至竹林早期，由于为政治形势所迫，他曾经一度采取退隐的生活态度，但这种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受着道家观念的支配，莫不如说受着儒家观念的支配更为确切些。或许正由于此，当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园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治局势明朗化之后，山涛在司马师的动员下，很爽快地出山作了官。这种处世态度的变化，如果挖掘其思想原因，不是由道家立场向儒家立场的转换，而应该理解为由儒家思想的"独善其身"一面向"兼济天下"一面的转换。《世说新语·政事》里说，嵇康被诛后，山涛动员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晋室："绍咨公（山涛）
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的这句话出自《易·彖》，①这说明他对待"出处"的态度，纯粹是依据于儒家的价值观念。山涛劝说嵇绍服事仇敌，似乎很奇怪。其实，按照儒家的道德原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山涛出仕晋室三十余年，历任重要官职，为巩固西晋王朝政权，提出了一些卓有远见的建议，政绩也颇可观。如，晋室平定吴国之后，晋武帝为表示天下大安，令州郡尽悉去兵，山涛曾表示反对，认为不宜尽去州郡武备。晋武帝不听。后来"八王"拥兵作乱，战祸不已，这与州郡没有武备就有一定的关系。①又如，山涛任吏部长官时，典选官重任，为政府选拔了不少贤才。可见，山涛在出处问题上与阮籍所奉行的原则并不相同。阮籍倾向于道家式的出世主义，而山涛则倾向于儒家式的入世主义。
山涛与阮籍相比，前者以"识度"为胜，后者以"才致"为长。②山涛有识度，所以能以理性节制自己的感性，在道德问题上能以礼自守，不会毁弃名教，造成与现实的对立，在政治上能走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终于没有走上隐世的道路。从总体上看，山涛是一种功德型的人格。尽管受环境的压迫和玄学气氛的影响，山涛不免也带有名士的"清逸之气"，但他的名士之气仅仅是他的功德型人格的附庸之物。山涛一生基本上是依据于自己儒家式的理想与信念而行动的，因此，可以说其内在理想与外在形象大体上是统一的。
① 景帝司马师无后，文帝司马昭以武帝弟司马攸继景帝后。司马昭认为是 司马师开创的大业，所以一度想传相位于司马攸。武帝想立司马攸为太子也有这 样的意思。武帝为兄，司马攸为弟，所以山涛批评武帝属意于司马攸是"废长立 少"，不符合礼制。
① 《丰》卦《彖》原文为："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① 参见王仲荦：《魏晋甫北朝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第210-21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世说新语·贤媛》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意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为友耳。'"阮籍有"才致"，说明他有浓郁的文人品格或诗人气质，文人或诗人的特征是崇尚感性而蔑视理性，富于幻想而脱离实际；在行为方面有比较宽广的自由度而具有较多的浪漫色彩，表现为对世事的遗落和对礼法的超脱，从而与其内在的理想形成冲突，构成一个双重的人格。
山涛所奉行的处世信条大概是儒家的"穷居达济"的原则。据《晋书》本传记载，山涛未发迹时，"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公夫人耳！'"可见。山涛本无隐意，志在出世，而且他一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原则。虽然在正始末年至竹林早期，由于为政治形势所迫，他曾经一度采取退隐的生活态度，但这种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受着道家观念的支配，莫不如说受着儒家观念的支配更为确切些。或许正由于此，当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园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治局势明朗化之后，山涛在司马师的动员下，很爽快地出山作了官。这种处世态度的变化，如果挖掘其思想原因，不是由道家立场向儒家立场的转换，而应该理解为由儒家思想的"独善其身"一面向"兼济天下"一面的转换。《世说新语·政事》里说，嵇康被诛后，山涛动员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晋室："绍咨公（山涛）
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的这句话出自《易·彖》，①这说明他对待"出处"的态度，纯粹是依据于儒家的价值观念。山涛劝说嵇绍服事仇敌，似乎很奇怪。其实，按照儒家的道德原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山涛出仕晋室三十余年，历任重要官职，为巩固西晋王朝政权，提出了一些卓有远见的建议，政绩也颇可观。如，晋室平定吴国之后，晋武帝为表示天下大安，令州郡尽悉去兵，山涛曾表示反对，认为不宜尽去州郡武备。晋武帝不听。后来"八王"拥兵作乱，战祸不已，这与州郡没有武备就有一定的关系。①又如，山涛任吏部长官时，典选官重任，为政府选拔了不少贤才。可见，山涛在出处问题上与阮籍所奉行的原则并不相同。阮籍倾向于道家式的出世主义，而山涛则倾向于儒家式的入世主义。
山涛与阮籍相比，前者以"识度"为胜，后者以"才致"为长。②山涛有识度，所以能以理性节制自己的感性，在道德问题上能以礼自守，不会毁弃名教，造成与现实的对立，在政治上能走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终于没有走上隐世的道路。从总体上看，山涛是一种功德型的人格。尽管受环境的压迫和玄学气氛的影响，山涛不免也带有名士的"清逸之气"，但他的名士之气仅仅是他的功德型人格的附庸之物。山涛一生基本上是依据于自己儒家式的理想与信念而行动的，因此，可以说其内在理想与外在形象大体上是统一的。
① 景帝司马师无后，文帝司马昭以武帝弟司马攸继景帝后。司马昭认为是 司马师开创的大业，所以一度想传相位于司马攸。武帝想立司马攸为太子也有这 样的意思。武帝为兄，司马攸为弟，所以山涛批评武帝属意于司马攸是"废长立 少"，不符合礼制。
① 《丰》卦《彖》原文为："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① 参见王仲荦：《魏晋甫北朝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第210-21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世说新语·贤媛》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意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为友耳。'"阮籍有"才致"，说明他有浓郁的文人品格或诗人气质，文人或诗人的特征是崇尚感性而蔑视理性，富于幻想而脱离实际；在行为方面有比较宽广的自由度而具有较多的浪漫色彩，表现为对世事的遗落和对礼法的超脱，从而与其内在的理想形成冲突，构成一个双重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