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时期（2/2）
作者：傅玄评传
化的小环境有关，即乡举里选中地方大姓名士操纵、家世姓族渐成重要依据、朋党交结之风日益严重等因素起了作用。总之，"清议"已有名存实亡的趋势。后来，曹操"唯才是举"，"清议"也就不是很重要了，而且因为士民流徒，军中权立九品，就连"清议"的形式也不再需要了。接着，曹丕即位前夕，命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之法，选举之权归于政府，中正由政府任命，舆论由政府控制，品第成了官家"镇异同，一言议"（《晋书·刘毅传》语）的手段，"清议"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就被取消了。
关于朝政引发"清议"，《后汉书·党锢传序》的一段话，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逮桓、灵之世，主荒政谬，国命委干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面对宦官势力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祸乱国家的倒行逆施，一部分正直士人与京城大学生联合起来，形成一般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互相褒重"，"危言深论"，使得"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传序》）。
宦官势力借助皇权，打击并镇压"党人"，接连发生了"党锢之祸"。"清议"一时消歇，"党人"惨遭迫害，但"党人"的声望反而提高了，人们称誉他们的节义，他们也竭力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竟成一时名士。党人名士的正义形象，清议对弊政的冲击力量，很长一段时间为士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因此，只要有机会，"清议"仍会卷土重来。黄巾起义中，灵帝刚解除党禁，傅玄之祖傅燮就在与义军作战的前线上疏，毫不客气地指斥朝中宦官祸国，日后亦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就是党人清议精神的再现。不让名士清议在政治上取得权势，到了曹操执政以后，才得到较好的解决，"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曹操的统治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抑制大族对曹氏政权的干涉。在具体操作中，制裁浮华朋党，强迫清议与政府协调一致，使大族名士不能形成一股反对势力。始终是曹氏父于关注的问题。名法之治，黄老之术，都个可能力"清议"提供良好的环境；"唯才是举"，九品用人，压制了大族名土的势力；禁浮华，破朋党，打击了"清议"残存力量所作的努力。总之，名士清议对曹氏政权不利，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再允许继续发挥了。
其实，"清议"在形式上是一种舆论监督，在内容上是现实政治的反映。
当然，取消清议，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育鉴于它的内容，仍然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清议与清谈，一开始并无严格区别，二者是可以通用的，魏晋以后也还有通用的例证。①但是，清谈中如果脱离具体的人物批评，而转向高谈玄远的抽象名理，清谈就与汉代清议有别了，而与魏晋玄学靠拢了。清议不行，清谈而兴，辨名析理，这在汉末魏初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由于名理学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它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由刑名而归本于道家，玄学就出现了。玄学一开始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与现实政治毫无关涉的形而上学，它的哲学主题有无之辨是从现实主题名教自然之争中派生而成的。傅玄认为，"无复清议"后，"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即玄学出现于曹操、曹丕父子执政之后的魏明帝在位期间，这是有道理的。
（三）魏明帝"尊儒贵学"的原因
魏明帝是尊儒贵学的，好像是背叛了其祖其父的既定方针似的；魏明帝也深疾浮华朋党，又好像是继承了其祖其父的一贯政策似的。其实都不是！玄学波及学风，妨碍选举，影响吏治，已经对政权建设构成了威胁，这是魏明帝继位后面对的现实。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身边的老臣也竭力劝说他有所作为，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扭转局面。太和二年（228年）下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宫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三国志·明帝纪》）
太和四年（230 年）又下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黜；后生进趣，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① 参阅唐长孺《清谈与清议》.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 版。之。·（《三国志·明帝纪》）
太和六年（232 年），行司徒事董昭上疏，痛斥"毁教乱治，败俗伤化"的时弊，建议严厉打击"合党连群"的"当今年少"。于是、魏明帝厂比黜俘华，罢了"四聪"·"八达"一伙的官。笋见《三国志·董昭传》。数年之后，景初元年（237 年），魏明帝指示吏部尚书一统："选举莫取有名。"而卢毓认为"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言外之意是，"有名"之士中有"当疾"者与"非所当疾"者两种情形，要加以区别对待。怎么区别？卢毓建议考绩，"试以功"而"验其后"，以清除那些徒有其名而尤其实、不"畏教慕善"的人物。明帝接受了卢毓的意见，诏命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事见《通鉴》卷七三。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第一，儒学一直复兴不起来。据《三国志·刘馥传》、《王肃传》的正文或裴注所引可知，从黄初恢复太学直到正始年间，其中包括明帝在位的13 年（226-238 年）中，"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寡有成者"，"略无几人"，情形很糟，说明明帝的诏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肯定遇到了阻力。第二，浮华朋党一直禁止不住。可以确定，太和四年（23O 年）明帝下诏之前，已经有浮华朋党。两年后，即太和六年（232 年）罢了"四聪""八达"一伙的官；明帝死后，这批人又立即被招揽入阁，掌握大权。这说明，浮华势力由来己久，下诏可以不听，罢官能够复出，连明帝也无可奈何。第三，"经学为先"的人才一直选拔不上来。魏明帝叹息道："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当时杜恕分析是"选举不以实"造成的。这是太和六年（232 年）黜浮华前后杜恕上疏中反映的情况，《通鉴》卷七二有载。明帝求贤心切，又深疾浮华"有名"之士，"经学为先"的良才干脆找不到，他只得事必躬来，忙于日常政务，或者只好托付身边少数亲信（如刘放、孙资等）。第四，考绩法制定后贯彻不下去。景初元年（237 年）明帝诏命刘劭作都官考课法72 条，内容已不详，不过意在选贤止奸，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考课是否可行，能否行得通，群臣议论纷纷，引起了众多的批评。杜恕、傅嘏等人上疏所言，认为"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不可行，"公义不立而私议成俗"行不通；纲不举而张国、本不立而举末，当务之急不在考课。所以议而不决，考课并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知道，魏明帝井非傀儡，他是位"政自己出"的有为之君，在位十几年中，大权始终没有旁落。他要坚持干什么，大臣苦谏力争也无济于事。例如他于青龙年间大兴宫室，陈群、高柔、杨阜、高堂隆、辛毗、孙礼等权臣都曾上疏谏止，以军旅在外、天下少谷为虑，劝明帝罢役，以安百姓，为社稷而计。然而，明帝根本不予理睬，还驱使大臣百官参加土木搬运，工役不停，兴造更盛。许昌宫能造好，洛阳宫也能造好，为什么儒学不能兴，选贤不能行？为什么下诏不起作用，罢官没有影响，考绩无法实施？是准在明目张胆反对他吗？没有。是大臣中分成两派，反对派占了优势吗？也不是。答案只能是：阻碍他的，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玄学。魏明帝想用经学旧武器抗衡玄学思潮，扭转整个社会风气，结果失败了。这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勇士途穷，风车照转不停。儒不尊，学不贵，选贤乏贤，考课考不下去，浮华禁而不止。魏明帝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不是不想实现，而是无法实现。"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社会秩序已遭破坏，魏明帝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如愿以偿，这是其父祖给他遗留下来的难题。
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执政时期，不仅可以从社会思潮方面作出解释，而且也能从实际事例上予以证明。太和初，荀粲"尚玄远"，是位玄学家无疑。他死时年仅29 岁（《三国志·荀或传》裴注），据其交往推测，生年当与已知的夏侯玄、傅嘏相近，约在建安十四年（209 年）左右，死于景初元年（237年）左右。也就是说，荀粲没有活到正始年间，他于太和初谈玄时，正是20岁左右的少年。太和四年（230 年）之前，"四聪""八达"已浮华交游，他们中可知的有夏侯玄、何晏、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7 人，其中只有"宗主"夏侯玄的生年（209 年）是确定的，其他6 人的年龄不详，但似乎应与夏侯玄相仿佛，所以董昭上疏中称他们是"当今年少"。除这7人之外，司马师（生于208 年）"亦预焉"（《三国志·曹爽传》裴注），荀粲、裴徽、李丰、王广很可能也是其中成员；傅嘏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加入其中，因而荀粲很奇怪。"四聪""八达"共12 人，大和初年正是一伙弱冠青年（另有"三豫"为刘熙、孙密、卫烈，估计年龄尚小一点），清一色的贵族子弟，是以"善谈《易》、《老》"，"能释玄虚"而"名盛于时"的。除了司马师一人外，其他人都是玄学家。其中何晏鼎鼎有名，人们都说他是"正始玄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其实他在太和初谈《易》、《老》，进入浮华圈子，已经是玄学之秀了。魏明帝黜浮华，不是打击清议势力，而是打击清谈集团。这是因为这批人不重儒学，而崇尚"玄远"，对政权建设不利；他们当时还不是阴谋分子，但纠合在一起，影响着世风，所以要将他们斥退免官。
据《三国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所记，太和、青龙中，洛阳大学诸生已有千数，多数弟子是为了"避役"而来的，而诸博士"粗疏"，所以"竟无能习学"，"未求浮虚者各竟逐也"。这正是傅玄入太学时的求学环境。他是学而有成"略无几人"中之一，其后以"时誉"被入选中书著作。
傅玄当然很清楚明帝时期的学风是怎么回事，经学无人问津，玄学已成士子"竞逐"目标，他有切身的感受、深刻的印象。入晋之初，他说"虚无放诞之论"即玄学是在魏明帝时期就"盈于朝野"，说明已经形成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有根据的，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
综上可知，傅玄所谓"虚无放诞之论"在魏明帝统治时期出现，是曹操、曹丕父子政策演变影响的必然产物，也是明帝新政策提出、贯彻、受阻的前因后果。傅玄就生活在玄学由兴而盛的时代，他对玄学怎么出现的意见，当然很值得重视。唐长孺先生关于玄学因选举而产生的观点，罗宗强先生关于玄学是"企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而出现的，它与现实实有至为密切之关系"①的论断，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玄学不始于正始，只是盛于正始。傅玄的疏文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结论。
关于朝政引发"清议"，《后汉书·党锢传序》的一段话，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逮桓、灵之世，主荒政谬，国命委干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面对宦官势力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祸乱国家的倒行逆施，一部分正直士人与京城大学生联合起来，形成一般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互相褒重"，"危言深论"，使得"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传序》）。
宦官势力借助皇权，打击并镇压"党人"，接连发生了"党锢之祸"。"清议"一时消歇，"党人"惨遭迫害，但"党人"的声望反而提高了，人们称誉他们的节义，他们也竭力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竟成一时名士。党人名士的正义形象，清议对弊政的冲击力量，很长一段时间为士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因此，只要有机会，"清议"仍会卷土重来。黄巾起义中，灵帝刚解除党禁，傅玄之祖傅燮就在与义军作战的前线上疏，毫不客气地指斥朝中宦官祸国，日后亦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就是党人清议精神的再现。不让名士清议在政治上取得权势，到了曹操执政以后，才得到较好的解决，"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曹操的统治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抑制大族对曹氏政权的干涉。在具体操作中，制裁浮华朋党，强迫清议与政府协调一致，使大族名士不能形成一股反对势力。始终是曹氏父于关注的问题。名法之治，黄老之术，都个可能力"清议"提供良好的环境；"唯才是举"，九品用人，压制了大族名土的势力；禁浮华，破朋党，打击了"清议"残存力量所作的努力。总之，名士清议对曹氏政权不利，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再允许继续发挥了。
其实，"清议"在形式上是一种舆论监督，在内容上是现实政治的反映。
当然，取消清议，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育鉴于它的内容，仍然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清议与清谈，一开始并无严格区别，二者是可以通用的，魏晋以后也还有通用的例证。①但是，清谈中如果脱离具体的人物批评，而转向高谈玄远的抽象名理，清谈就与汉代清议有别了，而与魏晋玄学靠拢了。清议不行，清谈而兴，辨名析理，这在汉末魏初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由于名理学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它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由刑名而归本于道家，玄学就出现了。玄学一开始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与现实政治毫无关涉的形而上学，它的哲学主题有无之辨是从现实主题名教自然之争中派生而成的。傅玄认为，"无复清议"后，"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即玄学出现于曹操、曹丕父子执政之后的魏明帝在位期间，这是有道理的。
（三）魏明帝"尊儒贵学"的原因
魏明帝是尊儒贵学的，好像是背叛了其祖其父的既定方针似的；魏明帝也深疾浮华朋党，又好像是继承了其祖其父的一贯政策似的。其实都不是！玄学波及学风，妨碍选举，影响吏治，已经对政权建设构成了威胁，这是魏明帝继位后面对的现实。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身边的老臣也竭力劝说他有所作为，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扭转局面。太和二年（228年）下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宫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三国志·明帝纪》）
太和四年（230 年）又下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黜；后生进趣，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① 参阅唐长孺《清谈与清议》.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 版。之。·（《三国志·明帝纪》）
太和六年（232 年），行司徒事董昭上疏，痛斥"毁教乱治，败俗伤化"的时弊，建议严厉打击"合党连群"的"当今年少"。于是、魏明帝厂比黜俘华，罢了"四聪"·"八达"一伙的官。笋见《三国志·董昭传》。数年之后，景初元年（237 年），魏明帝指示吏部尚书一统："选举莫取有名。"而卢毓认为"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言外之意是，"有名"之士中有"当疾"者与"非所当疾"者两种情形，要加以区别对待。怎么区别？卢毓建议考绩，"试以功"而"验其后"，以清除那些徒有其名而尤其实、不"畏教慕善"的人物。明帝接受了卢毓的意见，诏命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事见《通鉴》卷七三。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第一，儒学一直复兴不起来。据《三国志·刘馥传》、《王肃传》的正文或裴注所引可知，从黄初恢复太学直到正始年间，其中包括明帝在位的13 年（226-238 年）中，"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寡有成者"，"略无几人"，情形很糟，说明明帝的诏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肯定遇到了阻力。第二，浮华朋党一直禁止不住。可以确定，太和四年（23O 年）明帝下诏之前，已经有浮华朋党。两年后，即太和六年（232 年）罢了"四聪""八达"一伙的官；明帝死后，这批人又立即被招揽入阁，掌握大权。这说明，浮华势力由来己久，下诏可以不听，罢官能够复出，连明帝也无可奈何。第三，"经学为先"的人才一直选拔不上来。魏明帝叹息道："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当时杜恕分析是"选举不以实"造成的。这是太和六年（232 年）黜浮华前后杜恕上疏中反映的情况，《通鉴》卷七二有载。明帝求贤心切，又深疾浮华"有名"之士，"经学为先"的良才干脆找不到，他只得事必躬来，忙于日常政务，或者只好托付身边少数亲信（如刘放、孙资等）。第四，考绩法制定后贯彻不下去。景初元年（237 年）明帝诏命刘劭作都官考课法72 条，内容已不详，不过意在选贤止奸，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考课是否可行，能否行得通，群臣议论纷纷，引起了众多的批评。杜恕、傅嘏等人上疏所言，认为"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不可行，"公义不立而私议成俗"行不通；纲不举而张国、本不立而举末，当务之急不在考课。所以议而不决，考课并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知道，魏明帝井非傀儡，他是位"政自己出"的有为之君，在位十几年中，大权始终没有旁落。他要坚持干什么，大臣苦谏力争也无济于事。例如他于青龙年间大兴宫室，陈群、高柔、杨阜、高堂隆、辛毗、孙礼等权臣都曾上疏谏止，以军旅在外、天下少谷为虑，劝明帝罢役，以安百姓，为社稷而计。然而，明帝根本不予理睬，还驱使大臣百官参加土木搬运，工役不停，兴造更盛。许昌宫能造好，洛阳宫也能造好，为什么儒学不能兴，选贤不能行？为什么下诏不起作用，罢官没有影响，考绩无法实施？是准在明目张胆反对他吗？没有。是大臣中分成两派，反对派占了优势吗？也不是。答案只能是：阻碍他的，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玄学。魏明帝想用经学旧武器抗衡玄学思潮，扭转整个社会风气，结果失败了。这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勇士途穷，风车照转不停。儒不尊，学不贵，选贤乏贤，考课考不下去，浮华禁而不止。魏明帝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不是不想实现，而是无法实现。"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社会秩序已遭破坏，魏明帝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如愿以偿，这是其父祖给他遗留下来的难题。
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执政时期，不仅可以从社会思潮方面作出解释，而且也能从实际事例上予以证明。太和初，荀粲"尚玄远"，是位玄学家无疑。他死时年仅29 岁（《三国志·荀或传》裴注），据其交往推测，生年当与已知的夏侯玄、傅嘏相近，约在建安十四年（209 年）左右，死于景初元年（237年）左右。也就是说，荀粲没有活到正始年间，他于太和初谈玄时，正是20岁左右的少年。太和四年（230 年）之前，"四聪""八达"已浮华交游，他们中可知的有夏侯玄、何晏、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7 人，其中只有"宗主"夏侯玄的生年（209 年）是确定的，其他6 人的年龄不详，但似乎应与夏侯玄相仿佛，所以董昭上疏中称他们是"当今年少"。除这7人之外，司马师（生于208 年）"亦预焉"（《三国志·曹爽传》裴注），荀粲、裴徽、李丰、王广很可能也是其中成员；傅嘏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加入其中，因而荀粲很奇怪。"四聪""八达"共12 人，大和初年正是一伙弱冠青年（另有"三豫"为刘熙、孙密、卫烈，估计年龄尚小一点），清一色的贵族子弟，是以"善谈《易》、《老》"，"能释玄虚"而"名盛于时"的。除了司马师一人外，其他人都是玄学家。其中何晏鼎鼎有名，人们都说他是"正始玄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其实他在太和初谈《易》、《老》，进入浮华圈子，已经是玄学之秀了。魏明帝黜浮华，不是打击清议势力，而是打击清谈集团。这是因为这批人不重儒学，而崇尚"玄远"，对政权建设不利；他们当时还不是阴谋分子，但纠合在一起，影响着世风，所以要将他们斥退免官。
据《三国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所记，太和、青龙中，洛阳大学诸生已有千数，多数弟子是为了"避役"而来的，而诸博士"粗疏"，所以"竟无能习学"，"未求浮虚者各竟逐也"。这正是傅玄入太学时的求学环境。他是学而有成"略无几人"中之一，其后以"时誉"被入选中书著作。
傅玄当然很清楚明帝时期的学风是怎么回事，经学无人问津，玄学已成士子"竞逐"目标，他有切身的感受、深刻的印象。入晋之初，他说"虚无放诞之论"即玄学是在魏明帝时期就"盈于朝野"，说明已经形成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有根据的，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
综上可知，傅玄所谓"虚无放诞之论"在魏明帝统治时期出现，是曹操、曹丕父子政策演变影响的必然产物，也是明帝新政策提出、贯彻、受阻的前因后果。傅玄就生活在玄学由兴而盛的时代，他对玄学怎么出现的意见，当然很值得重视。唐长孺先生关于玄学因选举而产生的观点，罗宗强先生关于玄学是"企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而出现的，它与现实实有至为密切之关系"①的论断，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玄学不始于正始，只是盛于正始。傅玄的疏文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