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才性问题（1/2）
作者：傅玄评传
玄学出现与经学复古，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汤用彤先生指出，魏晋思想大体上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守旧的"旧学"，承袭汉代人的"儒道"旧说；另一方面是趋新的"新学"，即所谓玄学。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理想的圣人人格究竟应该怎样？由此而生"自然"与"名教"之辨。①魏明帝① 参阅《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72、73 页。
① 参阅《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一文。
时期，"旧学"与"新学"争论的焦点是才性问题。
汉代的政治思想认为，人君有两大任务：一是设官分职，二是量才授官。二者简化，通称"知人善任"。对人君提出这种要求，既是儒家的主张，也是名家、法家的主张，彼此一致，目的是让君主"垂拱而治"，天下太平。道家特别推崇圣人，倡导无为而治，"垂拱""太平"怎么求得，另有一套主张。因此，要不要"知人善任"，怎么"知人善任"，谁是"圣人"，"圣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圣人"与"凡人"有何区别等，这一系列问题就随之产生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才性入手。才性是设官量才的依据，又是选举考课的标准。量才用才历来都是"圣贤所难"的"为治之要"（《通鉴》卷七三，司马光评语），也得由才性着眼。魏晋玄学中著名的"才性四本论"，就是概括才性讨论中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跟现实政治有关，与"新学"、"旧学"也有关。
（一）玄学家的"才辩"
"才性四本论"是由钟会"集而论之"的，而钟会年少（生于225 年），他"集而论之"的时间，当在正始中期以后。其中"才性同"是傅嘏的主张，形成的时间，却不在正始，而要从魏明帝太和初算起。傅嘏"善言虚胜"（《世说新语·文学》），与荀粲争辩，是太和初的事；他与何晏等人有矛盾，在才性认识上有分歧，也是太和初的事。
傅嘏"好论才性"，本传讲，他"弱冠知名"，即太和初年与荀粲、裴徽相识，己是少年名流。《傅子》里记载了当时傅嘏拒绝加入何晏一伙的原因：是时，何晏以才辨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间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报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辨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呢之乎！"（《三国志·傅嘏传》裴注引《傅子》）①这是傅嘏"论才性异同"（本传语）的重要材料。他评论何晏、邓飏、夏侯玄这三位玄学家的才性，也反映出太和初对才性问题很不一致的认识状况。"言远而情近，好辨而无诚"，"虚声而无实才"，却以"才辨"赢得"重名"，形成宗派；"利口""多言"，情近名利，其实乃"败德"之辈。这说明，重才不重德、重"虚声"不重"实才"，是一种时尚；"才辨"已成为获取"声名"的一种手段，而且出现了有组织的活动。论才性而生异同，因异同而有帮派。傅嘏所论，与太和六年董昭上疏反映的浮华朋党情形，是完全吻合的。当时，吏部尚书卢毓讲，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杜恕上疏也讲，"人之能否，实有本性"，都提到了才性问题，而且是有针对性的，不是泛泛而论。专论才性的著作《人物志》，也出现了。
可见才性问题不仅是实际选举中碰到的难题，而且也是造成理论认识上混乱不清的话题。"旧学"、"新学"之争，"新学"内部异同之争，"新学"、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中，在《识鉴》篇笺疏中认为， 这段记载不可靠。理由是傅玄为傅嘏之弟，有美化之嫌。我们认为，考虑这段记 载的可靠性时，不能忽略；第一，这是太和初的事；第二，傅玄只是傅嘏的从弟 或族弟；第三，傅嘏于正始初受到何晏等人排挤。"旧学"间交叉相争，都发生了。①比如，傅嘏是位玄学家，却不加入浮华集团，论才性与何晏等人持论相左，颇有"旧学"色彩；刘劭是明帝点名、卢毓推荐的理论家，应该是"旧学"权威，能代表官方立场，却在《人物志》中论立身之道。人君之道，宣扬道家之说。魏明帝黜浮华后，选举仍难以顺利进行，考课议而不决，原因就跟才性讨论有关。玄学是一种思潮，不是浮华分子的专利。玄学与经学的渗透，情形应该是复杂的，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初期玄学家当然是好《易》、《老》的，但他们不全是或很少像荀粲那样，视六经为"糠秕"的，他们中有的人（如何晏）对儒家经典是很熟悉很有研究的。但是，无论如何，玄学制造了混乱，玄学家起了干扰实际选举的作用，却是感觉得到的现实。傅玄为马钧鸣不平，写了《马钧传》，发表了下面一段议论：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悬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以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悬言物理"而不接触实际，正是玄学的显著特征；以神、以言取人，而不以事、以功取人，也是玄学家如何晏辈的选用倾向。与傅玄争议的"后进领袖"裴秀，对傅玄奔走相告置若罔闻的权贵曹爽，都是赞同玄学的人物。马钧发明制造指南车、水转百戏等，是在青龙年间的事，这是有案可稽的。傅玄为马钧鸣不平，考虑到裴秀的年龄（生于224 年）、傅玄的身份，前面第二章已说明，似应在景初三年（239 年）明帝去世前后，即在正始之前。"悬言物理"就是玄学，这是正始之前讨论人物才性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傅玄还指出：以誉取人者，则权移于下，而朋党之交用；以功进士旨，则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见任也。
（《马钧传》）
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长短经·知人》）这些议论也是有感而发的，其主旨与前引《马钧传》里的感慨是一致的。
（二）"品才有九"
傅玄曰："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意林》卷五）可见设官建位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名理"。设官分九品，量才也应分品而论。因此，傅玄提出了"品才"主张。
凡品才有九：一日德行，以立道本；二日理才，以研事机；三日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日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长短经·量才》）
傅玄九品论才，有如下三点突出的地方：第一，重德轻言。在九品之才里，德行为首，是"立道本"的，为众才之统。这与"旧学"派卢毓的主张"先举性行"，精神是一致的。而"辨才"① 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魏晋学术思想的新倾向》提出"玄学经学 化"的问题，认为玄学家"努力把老庄的学说，灌到经学里去，把儒道二家的思 想加以沟通和调和"。具体讲，第一步提高老子地位，与孔子平等，就必须调和 孔、老。何晏等《论语集解》的问世，就是明证。
为后，它的作用是"长讽议"，即以言论有益于实际政治。这与玄学家的"才辨"有别，"才辨"不是才，而是"悬言"、"空言"，是"利口覆邦国"的"败德"表现。
第二，重事功，讲事效。"才"应该施之以事，验之以事，为的是实际应用，而不应该是悬空立论，脱离实践的。傅玄所列九才，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跟治国理民中分工设官、量才而用的具体选任直接有关。卢毓曾回答李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力善，是才不中器也。"（《通鉴》卷七三）卢毓讲的才有大小之别，"为善"是一致的，而"为善"之义，就是做好事、干实事的意思。"为善"是"畏教慕善"的结果，这是"旧学"的精神；"不中器"是浮华分子的通病，这是"新学"的特点。傅玄属于"旧学"派，他的"品才"主张与卢毓所论相合，与"新学"的"才辨"格格不入。
第三，注重农、工、商三业。这是傅玄重实才、讲实用、倡实效的人才思想里很值得珍视的内容。在封建社会里，农、工、商这三种行业，从来是受到士大夫轻视的，即便司职其事，也讳以其才相称。所以，傅玄在九品之才里，给农、工、商各留一席之位，这在玄学思潮泛滥的历史时代，显得不同寻常。他为不善言辩的马钧前后奔走，就是鉴于马钧有工才，应该受重用"典工官"，"见用于时"，"有益于世"。
按照傅玄的认识，"品才"而任，以发挥各自的专长，这很重要，但是，九才当中为首的"德行"，并不是才，傅玄也讲是"立道本"的，没有具体事任。他之所以要与其他八才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强调"知人善任"中"知人"一端的。品才以德为首，知人以德为重。以德知人，又有真伪之分，需要识别。傅玄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为难也。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
① 参阅《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一文。
时期，"旧学"与"新学"争论的焦点是才性问题。
汉代的政治思想认为，人君有两大任务：一是设官分职，二是量才授官。二者简化，通称"知人善任"。对人君提出这种要求，既是儒家的主张，也是名家、法家的主张，彼此一致，目的是让君主"垂拱而治"，天下太平。道家特别推崇圣人，倡导无为而治，"垂拱""太平"怎么求得，另有一套主张。因此，要不要"知人善任"，怎么"知人善任"，谁是"圣人"，"圣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圣人"与"凡人"有何区别等，这一系列问题就随之产生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才性入手。才性是设官量才的依据，又是选举考课的标准。量才用才历来都是"圣贤所难"的"为治之要"（《通鉴》卷七三，司马光评语），也得由才性着眼。魏晋玄学中著名的"才性四本论"，就是概括才性讨论中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跟现实政治有关，与"新学"、"旧学"也有关。
（一）玄学家的"才辩"
"才性四本论"是由钟会"集而论之"的，而钟会年少（生于225 年），他"集而论之"的时间，当在正始中期以后。其中"才性同"是傅嘏的主张，形成的时间，却不在正始，而要从魏明帝太和初算起。傅嘏"善言虚胜"（《世说新语·文学》），与荀粲争辩，是太和初的事；他与何晏等人有矛盾，在才性认识上有分歧，也是太和初的事。
傅嘏"好论才性"，本传讲，他"弱冠知名"，即太和初年与荀粲、裴徽相识，己是少年名流。《傅子》里记载了当时傅嘏拒绝加入何晏一伙的原因：是时，何晏以才辨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间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报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辨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呢之乎！"（《三国志·傅嘏传》裴注引《傅子》）①这是傅嘏"论才性异同"（本传语）的重要材料。他评论何晏、邓飏、夏侯玄这三位玄学家的才性，也反映出太和初对才性问题很不一致的认识状况。"言远而情近，好辨而无诚"，"虚声而无实才"，却以"才辨"赢得"重名"，形成宗派；"利口""多言"，情近名利，其实乃"败德"之辈。这说明，重才不重德、重"虚声"不重"实才"，是一种时尚；"才辨"已成为获取"声名"的一种手段，而且出现了有组织的活动。论才性而生异同，因异同而有帮派。傅嘏所论，与太和六年董昭上疏反映的浮华朋党情形，是完全吻合的。当时，吏部尚书卢毓讲，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杜恕上疏也讲，"人之能否，实有本性"，都提到了才性问题，而且是有针对性的，不是泛泛而论。专论才性的著作《人物志》，也出现了。
可见才性问题不仅是实际选举中碰到的难题，而且也是造成理论认识上混乱不清的话题。"旧学"、"新学"之争，"新学"内部异同之争，"新学"、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中，在《识鉴》篇笺疏中认为， 这段记载不可靠。理由是傅玄为傅嘏之弟，有美化之嫌。我们认为，考虑这段记 载的可靠性时，不能忽略；第一，这是太和初的事；第二，傅玄只是傅嘏的从弟 或族弟；第三，傅嘏于正始初受到何晏等人排挤。"旧学"间交叉相争，都发生了。①比如，傅嘏是位玄学家，却不加入浮华集团，论才性与何晏等人持论相左，颇有"旧学"色彩；刘劭是明帝点名、卢毓推荐的理论家，应该是"旧学"权威，能代表官方立场，却在《人物志》中论立身之道。人君之道，宣扬道家之说。魏明帝黜浮华后，选举仍难以顺利进行，考课议而不决，原因就跟才性讨论有关。玄学是一种思潮，不是浮华分子的专利。玄学与经学的渗透，情形应该是复杂的，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初期玄学家当然是好《易》、《老》的，但他们不全是或很少像荀粲那样，视六经为"糠秕"的，他们中有的人（如何晏）对儒家经典是很熟悉很有研究的。但是，无论如何，玄学制造了混乱，玄学家起了干扰实际选举的作用，却是感觉得到的现实。傅玄为马钧鸣不平，写了《马钧传》，发表了下面一段议论：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悬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以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悬言物理"而不接触实际，正是玄学的显著特征；以神、以言取人，而不以事、以功取人，也是玄学家如何晏辈的选用倾向。与傅玄争议的"后进领袖"裴秀，对傅玄奔走相告置若罔闻的权贵曹爽，都是赞同玄学的人物。马钧发明制造指南车、水转百戏等，是在青龙年间的事，这是有案可稽的。傅玄为马钧鸣不平，考虑到裴秀的年龄（生于224 年）、傅玄的身份，前面第二章已说明，似应在景初三年（239 年）明帝去世前后，即在正始之前。"悬言物理"就是玄学，这是正始之前讨论人物才性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傅玄还指出：以誉取人者，则权移于下，而朋党之交用；以功进士旨，则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见任也。
（《马钧传》）
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长短经·知人》）这些议论也是有感而发的，其主旨与前引《马钧传》里的感慨是一致的。
（二）"品才有九"
傅玄曰："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意林》卷五）可见设官建位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名理"。设官分九品，量才也应分品而论。因此，傅玄提出了"品才"主张。
凡品才有九：一日德行，以立道本；二日理才，以研事机；三日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日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长短经·量才》）
傅玄九品论才，有如下三点突出的地方：第一，重德轻言。在九品之才里，德行为首，是"立道本"的，为众才之统。这与"旧学"派卢毓的主张"先举性行"，精神是一致的。而"辨才"① 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魏晋学术思想的新倾向》提出"玄学经学 化"的问题，认为玄学家"努力把老庄的学说，灌到经学里去，把儒道二家的思 想加以沟通和调和"。具体讲，第一步提高老子地位，与孔子平等，就必须调和 孔、老。何晏等《论语集解》的问世，就是明证。
为后，它的作用是"长讽议"，即以言论有益于实际政治。这与玄学家的"才辨"有别，"才辨"不是才，而是"悬言"、"空言"，是"利口覆邦国"的"败德"表现。
第二，重事功，讲事效。"才"应该施之以事，验之以事，为的是实际应用，而不应该是悬空立论，脱离实践的。傅玄所列九才，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跟治国理民中分工设官、量才而用的具体选任直接有关。卢毓曾回答李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力善，是才不中器也。"（《通鉴》卷七三）卢毓讲的才有大小之别，"为善"是一致的，而"为善"之义，就是做好事、干实事的意思。"为善"是"畏教慕善"的结果，这是"旧学"的精神；"不中器"是浮华分子的通病，这是"新学"的特点。傅玄属于"旧学"派，他的"品才"主张与卢毓所论相合，与"新学"的"才辨"格格不入。
第三，注重农、工、商三业。这是傅玄重实才、讲实用、倡实效的人才思想里很值得珍视的内容。在封建社会里，农、工、商这三种行业，从来是受到士大夫轻视的，即便司职其事，也讳以其才相称。所以，傅玄在九品之才里，给农、工、商各留一席之位，这在玄学思潮泛滥的历史时代，显得不同寻常。他为不善言辩的马钧前后奔走，就是鉴于马钧有工才，应该受重用"典工官"，"见用于时"，"有益于世"。
按照傅玄的认识，"品才"而任，以发挥各自的专长，这很重要，但是，九才当中为首的"德行"，并不是才，傅玄也讲是"立道本"的，没有具体事任。他之所以要与其他八才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强调"知人善任"中"知人"一端的。品才以德为首，知人以德为重。以德知人，又有真伪之分，需要识别。傅玄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为难也。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