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时期（1/2）
作者：傅玄评传
学术界普遍认为，魏晋玄学是从正始年间出现的，即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上台以后，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提倡"以无为本"的学说，称为正始玄学。因为这意见是东晋人工敦，范宁和南朝人刘勰的言论中先后道及的，《世说新语·赏誉》、《晋书·范宁传》、《文心雕龙·论说》各有记载，影响都很大。
但是，有些学者也发表了不赞同的意见。 50 多年前，刘大杰先生就指出："魏晋清谈的发展，偏于名家的，成为名理一派；偏于玄学的，成为玄论一派了。"名理派如傅嘏、刘劭等人，以形名学力主，谈论较切近实际，处事保持法家精神又不反对儒家；玄论派如苟粲、何晏等人，以道家思想为主，谈论玄虚，处事放诞。名理派的人少势小，玄论派的人多势众。玄学在魏明帝太和年间两派争论时，就显然存在了。①40 年前，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是从怎样确立选举标准这一点出发的，以后才发展为有无、本末之辨。"②也就是说，玄学出现一开始是跟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时间上似乎应该早于正始。按照罗宗强先生的意见，所谓"正始玄学"的断限，上起魏明帝青龙元年（233 年）曹植死后，下止魏元帝咸熙元年（264 年）嵇康、阮籍死后，前后31 年，包括"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在内，都应视作一代士风的代表，都是正始玄学的创造者；谈玄不始于正始，而在正始之前的魏明帝执政时期，太和初即有记载。③我们认为，刘大杰、唐长孺、罗宗强三位先生关于玄学出现的时间，背景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玄学出现之际，正是傅玄人京城大学前后，他有切身体会。入晋之初，具体讲，是在泰始二年（266 年）傅玄掌谏职时，曾向晋武帝上奏过一道名疏，论及玄学是怎样出现的。其文曰：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木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① 参阅《魏晋思想论》一书第七章《魏晋时代的清谈》，中华书局1939 年 版。
② 《清谈与清议》，《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版。
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这道疏文以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建议有晋立国应崇儒教选贤人，引起晋武帝的高度重视。疏文中所谓"虚无放诞之论"，指的就是曹魏时期出现的玄学思潮。傅玄认为，玄学出现，跟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前后执行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在魏明帝曹割继位以后，玄学已是"盈于朝野"的客观存在，它妨碍着"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使崇儒任贤长期不能得以贯彻，直至晋初仍是旧病复发，影响政权建设。下面，我们就傅玄关于玄学出现背景的论断，作一些解释说明。
（一）"魏武好法术"与"魏文慕通达"
东汉政权是以儒家名教治国的，选举用人重的是德行。士人尚名，为官重节义，在家重孝道。重德就有不重才的偏向，尚名就会不尚实而出现名不副实的弊端。由于汉末政治**，选举之权又掌握在大姓名士之手，社会上大量出现了假孝廉、假秀才、假名士，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一些有识之士就呼吁要"综核名实"，提出用儒家的"正名"利法家的"循名责实"，以纠正时弊。这是一种儒、法兼综的政治主张，儒家的一套还是要顾的，但"综核名实"针对的是名不副实的倾向，强调的是才与实，侧重于法家主张。
东汉选举制度行征辟察举，建立在乡举里选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品评是通过长期观察，并综合"乡闾清议"而作出的。然而，汉末大乱，造成"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速难委悉"，"详核无所"（《通典》卷一四）的局面，察举之制就无法按照既往的办法施行，必须有相应的变化。从思想理论方面看，两汉独尊儒术，到汉末行不通了，只好从先秦诸子里寻求治世学说。于是，与儒家争胜的法、名、道二家，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东汉的名教之治，鼓励士人求名，士人因而追求声名，结果名不副实就发生了。如何纠正呢？除了儒家"正名"之说外，法家、名家、道家的学说正好用得上，而且三家之间又有相通之处，在名实问题上重实不重名，在选举时重才不重德。法家主张"循名责实"，名家是"别同异，明是非"（《晋书·鲁胜传》载《墨辨序》语），又称刑名或形名学，"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尹文子》上篇语），与法家主张是一致的，故有"刑（形）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联称；由刑名法术进而向往道家，这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正如司马迁指出的那样，二者皆"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脉相承。刑名法术不重名，黄老之学认为，道与名"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老子》），主张无名；不重名终究要归于无名，立论与名教"尚名"恰恰相反。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些理论主张的相异相通之处，又是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
曹操在汉未黄中起义后，作为一亢诸侯，崛起于群雄割据的政治舞台。
他企图恢复一个集权政府，却面临着天下调残、士民流离的混乱局面，因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法家的路线，用人上主张"唯才是举"，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求贤令》）者也不计较，这显然是重才不重德，亦即怯家主张的重实不重名。他所以能够打败袁绍，统一北方，跟他"好法术"是分不开的。这跟袁绍"尚名"形成鲜明对比。《傅子》里记载了谋士郭嘉向曹操进言，分析"绍有十败，公有十胜"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夫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筒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礼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侍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三国志·郭嘉传》注引）这十个方面正是曹操"好法术"致胜的具体体现。在用人方面，所谓"无疑"显然是诀辞，因为曾操先后杀了边让、孔融、祢衡、杨修等名士，崔琰、苟或也最终死得不明白。但是，"唯才所宜"却是事实，不仅曹操本人明确下令求贤是这么讲的，而且他的班底里也确有行为不端之辈，郭嘉其人就"不治行检"（本传），名声很不好，反而因才能受到曹操格外信任，就是突出的例子。在争夺天下的乱世之际，像曹操这样，打破传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当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好法术"又将影响世风，"天下贵刑名"，不要儒家"纲维"，不重汉代尊崇的"义节"，人们的"义心"不存了，社会上"清议"因丧乱也无从进行了，因而所谓"唯才"之"才"，也逐渐会演变成有名无实之谈；刑名法术最终必将导入无名无实的"虚无"之论。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魏王，很快禅代汉室，登上皇帝宝座。他当太子时，于邺城主持收杀魏讽及其党羽；登基后，于洛阳斩戮曹伟。在《典论》里，他对"长爱恶，兴朋党"之风，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这说明，他是赞成并贯彻其父的法家路线的。但是，曹丕上台以后，更向往黄老之术治国，他心目中的偶像是汉文帝。《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讲，曹丕"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并著《太宗论》，颁示天下，"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汉文帝是尊黄老之术，无力而治的。曹丕执政，追求的是"旷大之度"（木纪评语），藐视名教，裁抑气节，"慕通达"而尚奇，致使"天下贱守节"，士人行为放诞不拘，① 这段分析文字，在《三国志·荀或彧》里也有相似的表述，则又成荀或所论。不论是郭嘉所言，还是荀彧所论，总之是当时人的看法无疑。
礼法遭到破坏。另外，曹丕之弟曹植，作为文坛领袖人物，崇尚玄虚，对当时士风的影响也不小。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一书中，举了曹植《释愁文》，《髑髅说》诸文之例，说明其中老庄思想非常明显。
总之，汉末选举中已经出现了名实下副的严重现象，社会上也普遍要求"综核名实"，法家"循名责实"的主张成为纠正时弊的口号。曹操"好法术"，曹丕"尚通达"，都是在儒家以外寻求理论武器，作为平天下、治国的政策依据。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信念在变，社会的风气在变。傅玄上疏中概括的两句话，常为论者称引，说明它反映出玄学出现的社会背景，而且是与社会政治不可分割的。
（二）"无复清议"
在傅玄的头脑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形成"上下相奉"的格局。汉末外戚、宦官乱政，"道化"就已经不"隆于上"了；曹操、曹丕父子执行的路线、政策，又使"道化"干脆行不通了。
"道化"是"清议"的前提，"清议"是"道化"的补充。"清议"不能"行于下"，正是"道化"已经不"隆于上"的必然结果。二古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谓"清议"，原指东汉时期名士、士人参与的品评人物、批评政治的舆论。它有乡闾清议和朝廷清议两种形式，前者跟选举有关，后者跟朝政有关，彼此有联系，但性质不一样。关于选举，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中华书局1983 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二文有详细论述。他解释说，"东汉的选举是以道德行为作为评量标准的，而这种道德行为乃是儒家理论的实践，即所谓'经明行修'。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宗族乡党的批评建立在对人物经常的观察这一基础上，"成为选举上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藉，失去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这个制度到了汉末有了弊端，就是前面提到了的名不副实的现象。这固然是名教治国而有"尚名"的大背景造成的，但也与乡闾风气恶
但是，有些学者也发表了不赞同的意见。 50 多年前，刘大杰先生就指出："魏晋清谈的发展，偏于名家的，成为名理一派；偏于玄学的，成为玄论一派了。"名理派如傅嘏、刘劭等人，以形名学力主，谈论较切近实际，处事保持法家精神又不反对儒家；玄论派如苟粲、何晏等人，以道家思想为主，谈论玄虚，处事放诞。名理派的人少势小，玄论派的人多势众。玄学在魏明帝太和年间两派争论时，就显然存在了。①40 年前，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是从怎样确立选举标准这一点出发的，以后才发展为有无、本末之辨。"②也就是说，玄学出现一开始是跟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时间上似乎应该早于正始。按照罗宗强先生的意见，所谓"正始玄学"的断限，上起魏明帝青龙元年（233 年）曹植死后，下止魏元帝咸熙元年（264 年）嵇康、阮籍死后，前后31 年，包括"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在内，都应视作一代士风的代表，都是正始玄学的创造者；谈玄不始于正始，而在正始之前的魏明帝执政时期，太和初即有记载。③我们认为，刘大杰、唐长孺、罗宗强三位先生关于玄学出现的时间，背景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玄学出现之际，正是傅玄人京城大学前后，他有切身体会。入晋之初，具体讲，是在泰始二年（266 年）傅玄掌谏职时，曾向晋武帝上奏过一道名疏，论及玄学是怎样出现的。其文曰：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木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① 参阅《魏晋思想论》一书第七章《魏晋时代的清谈》，中华书局1939 年 版。
② 《清谈与清议》，《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版。
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这道疏文以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建议有晋立国应崇儒教选贤人，引起晋武帝的高度重视。疏文中所谓"虚无放诞之论"，指的就是曹魏时期出现的玄学思潮。傅玄认为，玄学出现，跟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前后执行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在魏明帝曹割继位以后，玄学已是"盈于朝野"的客观存在，它妨碍着"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使崇儒任贤长期不能得以贯彻，直至晋初仍是旧病复发，影响政权建设。下面，我们就傅玄关于玄学出现背景的论断，作一些解释说明。
（一）"魏武好法术"与"魏文慕通达"
东汉政权是以儒家名教治国的，选举用人重的是德行。士人尚名，为官重节义，在家重孝道。重德就有不重才的偏向，尚名就会不尚实而出现名不副实的弊端。由于汉末政治**，选举之权又掌握在大姓名士之手，社会上大量出现了假孝廉、假秀才、假名士，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一些有识之士就呼吁要"综核名实"，提出用儒家的"正名"利法家的"循名责实"，以纠正时弊。这是一种儒、法兼综的政治主张，儒家的一套还是要顾的，但"综核名实"针对的是名不副实的倾向，强调的是才与实，侧重于法家主张。
东汉选举制度行征辟察举，建立在乡举里选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品评是通过长期观察，并综合"乡闾清议"而作出的。然而，汉末大乱，造成"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速难委悉"，"详核无所"（《通典》卷一四）的局面，察举之制就无法按照既往的办法施行，必须有相应的变化。从思想理论方面看，两汉独尊儒术，到汉末行不通了，只好从先秦诸子里寻求治世学说。于是，与儒家争胜的法、名、道二家，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东汉的名教之治，鼓励士人求名，士人因而追求声名，结果名不副实就发生了。如何纠正呢？除了儒家"正名"之说外，法家、名家、道家的学说正好用得上，而且三家之间又有相通之处，在名实问题上重实不重名，在选举时重才不重德。法家主张"循名责实"，名家是"别同异，明是非"（《晋书·鲁胜传》载《墨辨序》语），又称刑名或形名学，"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尹文子》上篇语），与法家主张是一致的，故有"刑（形）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联称；由刑名法术进而向往道家，这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正如司马迁指出的那样，二者皆"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脉相承。刑名法术不重名，黄老之学认为，道与名"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老子》），主张无名；不重名终究要归于无名，立论与名教"尚名"恰恰相反。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些理论主张的相异相通之处，又是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
曹操在汉未黄中起义后，作为一亢诸侯，崛起于群雄割据的政治舞台。
他企图恢复一个集权政府，却面临着天下调残、士民流离的混乱局面，因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法家的路线，用人上主张"唯才是举"，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求贤令》）者也不计较，这显然是重才不重德，亦即怯家主张的重实不重名。他所以能够打败袁绍，统一北方，跟他"好法术"是分不开的。这跟袁绍"尚名"形成鲜明对比。《傅子》里记载了谋士郭嘉向曹操进言，分析"绍有十败，公有十胜"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夫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筒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礼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侍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三国志·郭嘉传》注引）这十个方面正是曹操"好法术"致胜的具体体现。在用人方面，所谓"无疑"显然是诀辞，因为曾操先后杀了边让、孔融、祢衡、杨修等名士，崔琰、苟或也最终死得不明白。但是，"唯才所宜"却是事实，不仅曹操本人明确下令求贤是这么讲的，而且他的班底里也确有行为不端之辈，郭嘉其人就"不治行检"（本传），名声很不好，反而因才能受到曹操格外信任，就是突出的例子。在争夺天下的乱世之际，像曹操这样，打破传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当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好法术"又将影响世风，"天下贵刑名"，不要儒家"纲维"，不重汉代尊崇的"义节"，人们的"义心"不存了，社会上"清议"因丧乱也无从进行了，因而所谓"唯才"之"才"，也逐渐会演变成有名无实之谈；刑名法术最终必将导入无名无实的"虚无"之论。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魏王，很快禅代汉室，登上皇帝宝座。他当太子时，于邺城主持收杀魏讽及其党羽；登基后，于洛阳斩戮曹伟。在《典论》里，他对"长爱恶，兴朋党"之风，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这说明，他是赞成并贯彻其父的法家路线的。但是，曹丕上台以后，更向往黄老之术治国，他心目中的偶像是汉文帝。《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讲，曹丕"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并著《太宗论》，颁示天下，"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汉文帝是尊黄老之术，无力而治的。曹丕执政，追求的是"旷大之度"（木纪评语），藐视名教，裁抑气节，"慕通达"而尚奇，致使"天下贱守节"，士人行为放诞不拘，① 这段分析文字，在《三国志·荀或彧》里也有相似的表述，则又成荀或所论。不论是郭嘉所言，还是荀彧所论，总之是当时人的看法无疑。
礼法遭到破坏。另外，曹丕之弟曹植，作为文坛领袖人物，崇尚玄虚，对当时士风的影响也不小。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一书中，举了曹植《释愁文》，《髑髅说》诸文之例，说明其中老庄思想非常明显。
总之，汉末选举中已经出现了名实下副的严重现象，社会上也普遍要求"综核名实"，法家"循名责实"的主张成为纠正时弊的口号。曹操"好法术"，曹丕"尚通达"，都是在儒家以外寻求理论武器，作为平天下、治国的政策依据。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信念在变，社会的风气在变。傅玄上疏中概括的两句话，常为论者称引，说明它反映出玄学出现的社会背景，而且是与社会政治不可分割的。
（二）"无复清议"
在傅玄的头脑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形成"上下相奉"的格局。汉末外戚、宦官乱政，"道化"就已经不"隆于上"了；曹操、曹丕父子执行的路线、政策，又使"道化"干脆行不通了。
"道化"是"清议"的前提，"清议"是"道化"的补充。"清议"不能"行于下"，正是"道化"已经不"隆于上"的必然结果。二古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谓"清议"，原指东汉时期名士、士人参与的品评人物、批评政治的舆论。它有乡闾清议和朝廷清议两种形式，前者跟选举有关，后者跟朝政有关，彼此有联系，但性质不一样。关于选举，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中华书局1983 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二文有详细论述。他解释说，"东汉的选举是以道德行为作为评量标准的，而这种道德行为乃是儒家理论的实践，即所谓'经明行修'。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宗族乡党的批评建立在对人物经常的观察这一基础上，"成为选举上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藉，失去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这个制度到了汉末有了弊端，就是前面提到了的名不副实的现象。这固然是名教治国而有"尚名"的大背景造成的，但也与乡闾风气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