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超级异托邦与摄影的“空间转向”（1）（2/2）

即异托邦性。明清王朝的空间遗存，那只是由墓地与城墙来说明的曾经的过去。清代与民国时代的胡同，则是平民与王公都可栖身的生活空间。展现权力意志与官方记忆的国家官方建筑，以及耸然崛起于当代的后—后现代商业空间。所有这些空间，无不在显示时代变化的同时，也昭示空间本身价值的变化与人们空间意识的变化。在北京这个城市空间里，不同空间各自割据，实施不同功能，消费空间、生活空间、权力空间、历史空间等并存不悖，而这些空间相互间也发生功能交叠、纠缠不清的现象，并最终构成今日北京在空间生产方面的整体表现与独特面貌。曾力照片里的城市空间，不仅在空间上是“捏／造”的当代异托邦，而且在时间上也因为空间的错置而呈现一种平面铺张的非线性状态。他是从“空间”出发，去寻找“空间”与“时间”的交会。而摄影则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视觉函数。因此，北京的空间结构与形态，既反映了北京这个当代中国的权力中心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关系，也是一种历史以空间方式的积叠，更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空间要求、权力志向以及生产意志，而最终，北京这个城市空间的反空间性与反生产性也同时浮现。这也许就是曾力的摄影所给出的视觉性总结。

    当代摄影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空间。在一些以空间为主题的当代摄影中，空间不再是人的活动的背景与陪衬，而是直接反映人的意志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以及体现这种实践的具体后果的场所。在这类作品中，作为主题的空间成为空间叙述的主语，也作为空间实践的主角出现了。空间的叙事性、空间的符号性、空间的权力构造、空间的意识形态，等等，通过空间本身早已显现。然而，受制于传统的新闻报道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影响与束缚，以往直接以空间为主题的摄影实践为数甚少。当然，这也与空间本身在过去的中国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关注有相当关系。在过去，空间只是如法国思想家亨利?列菲弗尔所说的，是“用于生产的空间”，是为生产、为生活而存在的场所，人们没有意识到空间本身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可能性。按照列菲弗尔的观点，当代社会中的空间，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化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围绕空间，人们展开争夺，上演了无数的活剧。显然，这是一种新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在今天的中国，对于空间的价值认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正在产生越来越深刻影响的重大变化，中国当代摄影也开始有所回应。在中国当代摄影中，也同时出现了一种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向关注人的生存空间的转变。对于这种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当代摄影中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而曾力的摄影，就是其中“空间意识”最为明确、“空间转向”最为彻底的实践之一。曾力作品，是他提出的一份将20世纪的北京在中国的“改天换地”的历史中，从空间生产这个向度所给出的淋漓尽致的视觉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