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阮籍应作如何的评价（1/2）
作者：阮籍评传
在本书以上各章，实际上我们对阮籍已经随文有所评论或评价。在本书将要结束之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畅一代庄学之风
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①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对于《庄子》一书，当时注意的似乎甚为寥寥，见于前后两《汉书》的可以举出以下几家：其一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蜀有严君平，??依老子、严（庄）
周之指蓄书十余万言。"然现在知道严君平只有老子之书，而不见庄子之书，此处所载或许是泛说，并非真有庄子的著作。其二为《汉书·叙传》："（班）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其三为《后汉书·马融传》："今以曲尺之羞，无灭资之驱，殆非老庄所谓也。"后两条虽提及庄子，但未必真有人对之有兴趣。
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冀州裴使君（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然而史载不见有其庄子之书的著录，大概裴徽也只是好谈老、庄，未必有书，或者此处也是概说，未必所谈论的内容真有庄子。又同书载："（管）辂论（何）晏云：'论老、庄则巧而多华'。"同处注引《何晏传》说："晏之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说，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检王弼注《易》、《老》两书，其中屡屡称引《庄子》，史书说他"好老庄"，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王弼特别爱好的是《老子》，在此书上下功夫极深，于《庄子》也没有专门著作。以上情况表明在正始时期，庄学尚处于萌动阶段，其影响与地位根本无法与老学相抗衡。
《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这条记载有两点需要讨论：其一，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竟有数十家之多，这是否为史家夸张之说，我们可存而不论。检索现存史料，当时注《庄子》而所可知的仅有司马彪、崔撰、孟氏等三家。这三家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都提到过。然而其书早已不存。司马彪为司马懿弟高阳王睦之长子，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注① 《庄子略要》，王应麟《玉海》作《要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谢灵 运《入华子岗诗》注、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昇《齐文宣王行状》注并引。《庄子 后解》，见《文选》张景阳《七命》注引。
《庄子》在向秀之前。孟氏生平不详，故无法确定他注《庄》的年代。据《向秀别传》载，向秀"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此可知崔撰注确在向秀之前。其二，向秀之前，虽有注《庄》者，但"莫能究其旨要"。大概这一部分注家仍然回于汉代解经的学风，只注重字句的解释而不能理解《庄子》的义理，在当时的士人中未能发生真正影响，所以向秀不得不于"旧注之外为'解义，"，才使《庄子》的思想旨趣得以显现，井使庄学之风大畅。可见，真正使庄子之学兴盛而衍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不是在竹林之前，而是在竹林时期。①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嵇康的理论成就尤高于阮籍。然而从学术倾向这一特定层面上看，稽康的思想兴趣不是像阮籍那样专注于庄学方面，他似乎对于老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一些。嵇康的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颇多，对庄子思想也有不少的称引，但没有一篇是讨论庄子之学的专论。因此，在倡导庄学方面，其作用显然比不上阮籍。至于竹林名士中的其他人，除了刘伶仅有一篇充满了庄学精神的《酒德颂》短文外，则根本无庄学方面的著作传世，与阮籍实在无法相比。如果说他们对庄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那也是仅仅在生活行为方面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庄学的兴盛，阮籍具有特殊的贡献，起着特殊的作用。
① 向秀的《庄子注》作于竹林时间。详见本书第一章四。
（二）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正如历代对玄学的褒贬一样，当前学术界对玄学的基本估价也大不相同。然而，无论对玄学是持否定态度者，或者是持肯定态度者，都似乎不得不承认，玄学突破了两汉宇宙论的思想框架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把视线转移到本体论的层面，更为强调"辩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和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玄学把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似乎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作为魏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阮籍，尽管不可以说他的理论贡献等伺于全部玄学的理论贡献，但把他的哲学思想视为是玄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应该说不是虚誉之词。
东晋袁宏作《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强调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主张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竹林名士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没有涉及有无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然的一面，对名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其中隐含着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未的理论意义。
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是裴頠与郭象，裴頠"崇有"而郭象尚"独化"。裴頠"崇有"，所以他反对"贵无"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不能生有"而"有为自生"的主张。同时，又针对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名教不可超越。郭象的"独化"论也可以说是"崇有"，这可以说是对裴頠思想的继承，但其思想内容从实质上说并不否定"贵无"；他崇尚自然，但又不否定名教，而强调自然与名教是完全统一的。因而，郭象哲学无论在有无问题上，还是在自然与名教问题上，都是在更高思维层次上对何晏、王粥哲学的复归，对整个玄学思想的综合。裴頠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产生的时间，距离郭象较近，或比郭象稍早一些，就此而言，袁宏把裴頠与郭象同视为"中朝名士"是有道理的。但从其理论的不成熟性和提问题的角度而论，实际与阮籍、嵇康一样，应该视为是从何、王哲学到郭象哲学的逻辑过渡。因此，袁宏的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玄学发展的线索。关于玄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学术界许多人早就指出过，我们没有必要再予以详论。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玄学的发展的进程看，阮籍，当然也包括嵇康在内，他们的哲学无疑是玄
（一）畅一代庄学之风
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①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对于《庄子》一书，当时注意的似乎甚为寥寥，见于前后两《汉书》的可以举出以下几家：其一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蜀有严君平，??依老子、严（庄）
周之指蓄书十余万言。"然现在知道严君平只有老子之书，而不见庄子之书，此处所载或许是泛说，并非真有庄子的著作。其二为《汉书·叙传》："（班）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其三为《后汉书·马融传》："今以曲尺之羞，无灭资之驱，殆非老庄所谓也。"后两条虽提及庄子，但未必真有人对之有兴趣。
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冀州裴使君（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然而史载不见有其庄子之书的著录，大概裴徽也只是好谈老、庄，未必有书，或者此处也是概说，未必所谈论的内容真有庄子。又同书载："（管）辂论（何）晏云：'论老、庄则巧而多华'。"同处注引《何晏传》说："晏之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说，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检王弼注《易》、《老》两书，其中屡屡称引《庄子》，史书说他"好老庄"，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王弼特别爱好的是《老子》，在此书上下功夫极深，于《庄子》也没有专门著作。以上情况表明在正始时期，庄学尚处于萌动阶段，其影响与地位根本无法与老学相抗衡。
《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这条记载有两点需要讨论：其一，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竟有数十家之多，这是否为史家夸张之说，我们可存而不论。检索现存史料，当时注《庄子》而所可知的仅有司马彪、崔撰、孟氏等三家。这三家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都提到过。然而其书早已不存。司马彪为司马懿弟高阳王睦之长子，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注① 《庄子略要》，王应麟《玉海》作《要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谢灵 运《入华子岗诗》注、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昇《齐文宣王行状》注并引。《庄子 后解》，见《文选》张景阳《七命》注引。
《庄子》在向秀之前。孟氏生平不详，故无法确定他注《庄》的年代。据《向秀别传》载，向秀"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此可知崔撰注确在向秀之前。其二，向秀之前，虽有注《庄》者，但"莫能究其旨要"。大概这一部分注家仍然回于汉代解经的学风，只注重字句的解释而不能理解《庄子》的义理，在当时的士人中未能发生真正影响，所以向秀不得不于"旧注之外为'解义，"，才使《庄子》的思想旨趣得以显现，井使庄学之风大畅。可见，真正使庄子之学兴盛而衍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不是在竹林之前，而是在竹林时期。①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嵇康的理论成就尤高于阮籍。然而从学术倾向这一特定层面上看，稽康的思想兴趣不是像阮籍那样专注于庄学方面，他似乎对于老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一些。嵇康的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颇多，对庄子思想也有不少的称引，但没有一篇是讨论庄子之学的专论。因此，在倡导庄学方面，其作用显然比不上阮籍。至于竹林名士中的其他人，除了刘伶仅有一篇充满了庄学精神的《酒德颂》短文外，则根本无庄学方面的著作传世，与阮籍实在无法相比。如果说他们对庄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那也是仅仅在生活行为方面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庄学的兴盛，阮籍具有特殊的贡献，起着特殊的作用。
① 向秀的《庄子注》作于竹林时间。详见本书第一章四。
（二）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正如历代对玄学的褒贬一样，当前学术界对玄学的基本估价也大不相同。然而，无论对玄学是持否定态度者，或者是持肯定态度者，都似乎不得不承认，玄学突破了两汉宇宙论的思想框架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把视线转移到本体论的层面，更为强调"辩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和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玄学把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似乎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作为魏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阮籍，尽管不可以说他的理论贡献等伺于全部玄学的理论贡献，但把他的哲学思想视为是玄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应该说不是虚誉之词。
东晋袁宏作《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强调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主张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竹林名士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没有涉及有无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然的一面，对名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其中隐含着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未的理论意义。
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是裴頠与郭象，裴頠"崇有"而郭象尚"独化"。裴頠"崇有"，所以他反对"贵无"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不能生有"而"有为自生"的主张。同时，又针对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名教不可超越。郭象的"独化"论也可以说是"崇有"，这可以说是对裴頠思想的继承，但其思想内容从实质上说并不否定"贵无"；他崇尚自然，但又不否定名教，而强调自然与名教是完全统一的。因而，郭象哲学无论在有无问题上，还是在自然与名教问题上，都是在更高思维层次上对何晏、王粥哲学的复归，对整个玄学思想的综合。裴頠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产生的时间，距离郭象较近，或比郭象稍早一些，就此而言，袁宏把裴頠与郭象同视为"中朝名士"是有道理的。但从其理论的不成熟性和提问题的角度而论，实际与阮籍、嵇康一样，应该视为是从何、王哲学到郭象哲学的逻辑过渡。因此，袁宏的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玄学发展的线索。关于玄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学术界许多人早就指出过，我们没有必要再予以详论。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玄学的发展的进程看，阮籍，当然也包括嵇康在内，他们的哲学无疑是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