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6年磨难（1/2）
作者：马克思传
1850年底以后的6年，马克思一家先后搬到伦敦贫穷的索荷区第恩街64号和28号，低矮、阴暗、潮湿的两间一小厨。
钱，把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几乎趋于绝境。马克思在这里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论刊而很难以发行，他只是凭借经常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20马克。“美国佬”给“欧洲人”的稿酬低，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剥削，但是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思想传播到美洲，凭着这点稿酬，全家人过着极低下的生活。
这一年，连这一点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不再刊登“马克思”的文章 ，而一直把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非常愤慨，坐在书房里干着急，因钱的困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罢。
肝病开始折磨着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损伤。这时，8岁的埃德尔在贫困中死去，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5年内失去的第三个亲骨肉。
“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
这时，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写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给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为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
恩格斯除写信和来看望安慰外，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讨厌的父亲的工厂里去工作。他在曼彻斯特通过邮车给马克思汇钱和送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信中还经常抱怨马克思隐瞒自己的困难不向他明说。
面对生活上的绝境，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认：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一段时间，马克思连去英国博物馆研究和查找资料也去不成了。他却还风趣地说：“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说：“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时找那倒霉的6个便士，为了能往牙齿上放点什么……”
就连很少的稿费也断流了。这个绝望的时候，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回信中说：“这些美国佬简直是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像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人。……2月初我特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字。……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马克思把信中的这几行念给燕妮听，燕妮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说：
“他之所以干这个不喜欢的职业，完全是为了能够帮助你，他是多么喜爱研究哲学或文学啊！”
马克思也流出了热泪，藏进浓密的胡须里……他曾经还最担心燕妮，这个贵族家庭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小姐，也同他一块在艰难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过来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还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饿死了。
这些年里，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们不团结，穷困的生活更加剧他们的苦恼和怨恨。马克思还要同流亡者中的蛊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们进行不倦的斗争。这些人对他中伤，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恼火。
各国反动政府对1848—1849年所经历的恐怖还心有余悸，不遗余力要消灭“祸根”，就是要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作“头目”和“鼓动家”的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促使英国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同时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和路易·波拿巴派来伦敦的密探愈来愈多，这些家伙们很内行。他们不把蛊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不嫌弃英国告密者的效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给英国报纸写信提出抗议，在一封刊登在《旁观者》周报的信中，他们强调：
“我们住宅的门房，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是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一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进第恩街的马克思家里。他给政府对马克思在伦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报告：
这个党（**）的头目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费（所谓的鲁普斯），在伦敦；海涅，在巴黎；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毕尔格尔斯和丹尼卡斯，在科伦；维尔特在汉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这个党的一般成员。马克思确是党的首脑和灵魂，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这个人物画像的原因。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但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体魄健壮，脸有点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过脸色比他黑，头发和胡须也比他黑，胡子从来不剃。他那双明晰的眼睛闪耀着恶魔般的、凶险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识和教养使他无可争辩地凌驾于周围的人们之上。
在个人生活方面，此人极端紊乱和无聊，他不会当家，过着放浪的生活。洗脸、梳头和换衣服，在他都是很少有的事。爱喝酒。偶尔会好几天无所事事。但是一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他想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常常一干就是通宵不眠，直到中午和衣往沙发上一躺，一直睡到晚上，也不管来不来人。而那些人上他家里来找他的人就像是来到了风车跟前一样，反正也是止不住他的瞌睡。
他的夫人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一个很有教养和平易近人的女子，由于很爱自己的丈夫，她习惯了这种放浪的生活，对穷困也安之若素。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孩子都长得挺漂亮，都有他们父亲那样的聪明的眼睛。
马克思虽然一般说来是急性子，很粗野，但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很温存和细腻。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穷，因此也是住最便宜的住宅区，他租的套房只有两间，一间对着街，这是客房，后面那间是睡房。屋里的家具都糟透了，简直不成样子，都是些用坏了的、摇摇晃晃的破烂货，到处是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有东西都七零八落。客房中央放着一张上面铺胶布的旧式桌子。桌子堆满了手稿、报纸、书籍、儿童玩具、破旧衣服和马克思夫人的手工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有缺口的茶杯、用脏了的勺刀叉、大蜡台、小酒盅、墨水瓶、荷兰烟斗、烟灰——这一切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
来访的人一走进马克思房里，立刻就会堕入烟炭和烟草的弥漫烟雾之中，开头他必得像在山洞里那样
钱，把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几乎趋于绝境。马克思在这里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论刊而很难以发行，他只是凭借经常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20马克。“美国佬”给“欧洲人”的稿酬低，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剥削，但是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思想传播到美洲，凭着这点稿酬，全家人过着极低下的生活。
这一年，连这一点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不再刊登“马克思”的文章 ，而一直把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非常愤慨，坐在书房里干着急，因钱的困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罢。
肝病开始折磨着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损伤。这时，8岁的埃德尔在贫困中死去，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5年内失去的第三个亲骨肉。
“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
这时，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写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给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为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
恩格斯除写信和来看望安慰外，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讨厌的父亲的工厂里去工作。他在曼彻斯特通过邮车给马克思汇钱和送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信中还经常抱怨马克思隐瞒自己的困难不向他明说。
面对生活上的绝境，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认：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一段时间，马克思连去英国博物馆研究和查找资料也去不成了。他却还风趣地说：“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说：“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时找那倒霉的6个便士，为了能往牙齿上放点什么……”
就连很少的稿费也断流了。这个绝望的时候，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回信中说：“这些美国佬简直是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像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人。……2月初我特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字。……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马克思把信中的这几行念给燕妮听，燕妮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说：
“他之所以干这个不喜欢的职业，完全是为了能够帮助你，他是多么喜爱研究哲学或文学啊！”
马克思也流出了热泪，藏进浓密的胡须里……他曾经还最担心燕妮，这个贵族家庭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小姐，也同他一块在艰难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过来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还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饿死了。
这些年里，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们不团结，穷困的生活更加剧他们的苦恼和怨恨。马克思还要同流亡者中的蛊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们进行不倦的斗争。这些人对他中伤，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恼火。
各国反动政府对1848—1849年所经历的恐怖还心有余悸，不遗余力要消灭“祸根”，就是要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作“头目”和“鼓动家”的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促使英国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同时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和路易·波拿巴派来伦敦的密探愈来愈多，这些家伙们很内行。他们不把蛊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不嫌弃英国告密者的效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给英国报纸写信提出抗议，在一封刊登在《旁观者》周报的信中，他们强调：
“我们住宅的门房，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是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一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进第恩街的马克思家里。他给政府对马克思在伦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报告：
这个党（**）的头目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费（所谓的鲁普斯），在伦敦；海涅，在巴黎；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毕尔格尔斯和丹尼卡斯，在科伦；维尔特在汉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这个党的一般成员。马克思确是党的首脑和灵魂，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这个人物画像的原因。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但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体魄健壮，脸有点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过脸色比他黑，头发和胡须也比他黑，胡子从来不剃。他那双明晰的眼睛闪耀着恶魔般的、凶险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识和教养使他无可争辩地凌驾于周围的人们之上。
在个人生活方面，此人极端紊乱和无聊，他不会当家，过着放浪的生活。洗脸、梳头和换衣服，在他都是很少有的事。爱喝酒。偶尔会好几天无所事事。但是一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他想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常常一干就是通宵不眠，直到中午和衣往沙发上一躺，一直睡到晚上，也不管来不来人。而那些人上他家里来找他的人就像是来到了风车跟前一样，反正也是止不住他的瞌睡。
他的夫人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一个很有教养和平易近人的女子，由于很爱自己的丈夫，她习惯了这种放浪的生活，对穷困也安之若素。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孩子都长得挺漂亮，都有他们父亲那样的聪明的眼睛。
马克思虽然一般说来是急性子，很粗野，但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很温存和细腻。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穷，因此也是住最便宜的住宅区，他租的套房只有两间，一间对着街，这是客房，后面那间是睡房。屋里的家具都糟透了，简直不成样子，都是些用坏了的、摇摇晃晃的破烂货，到处是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有东西都七零八落。客房中央放着一张上面铺胶布的旧式桌子。桌子堆满了手稿、报纸、书籍、儿童玩具、破旧衣服和马克思夫人的手工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有缺口的茶杯、用脏了的勺刀叉、大蜡台、小酒盅、墨水瓶、荷兰烟斗、烟灰——这一切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
来访的人一走进马克思房里，立刻就会堕入烟炭和烟草的弥漫烟雾之中，开头他必得像在山洞里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