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1/2）
作者：马克思传
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树园里，修饰整齐的奇异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间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兹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极大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像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几个小时才能稍稍舒展眉头。”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国后先到达美因兹。考虑到科伦的拿破仑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国其他地方享有较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加上这里的工业比其他地区发达，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他们又一同转至科伦。
到达科伦，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筹办一家日报；二是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以推动这次革命。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同盟的主要盟员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在这些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觉悟不高，还认识不到有成立一个自己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而几百个盟员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广大群众中，依靠秘密通讯和派遣特使联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导各地的斗争。这就更加强了马克思创办日报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联合会也为日报的出版、发行打下了基础。
这位6年前24岁的《莱茵报》主编，因他的激进而《莱茵报》被查封。为了《莱茵报》的存在他主动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一份工作，沦为了流浪汉。可是，自己的退却，并不能挽回报纸的命运，报纸终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爱失去了，连父亲的遗产也失去了，去荷兰姨父家想沟通母亲的感情也无济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钱的接济……
6年过去了，几多寒暑辛酸不说，带回了三本书，也带回了三个孩子，还怀揣一笔所剩的父亲的遗产。
7月里，马克思从科伦的阿波斯托尔街7号搬到了科伦塞西林街7号。工作刚安顿下来，他把回国先住在特利尔岳母家里的燕妮和孩子、琳蘅也接来一块住下。
“那位黑胡子的年轻主编回来了！”
“一位曾在这里被赶跑了的主编又想要在这里办报纸，要恢复他原来失去的那张报纸……”
很快，马克思的住宅区又像在巴黎那样成了这里的革命中心。
创办报纸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首先是缺少必要的资金，因此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也都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许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前《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喜色。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收，但到5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并尽可能征求收取订费：恩格斯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股，总共筹集到了1.3万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原设想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报纸创刊号曾对此作了说明：“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9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就开始出报。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排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在报纸的编辑部里，马克思任总编辑，编委会的成员是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定报纸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同国内外通讯员联系，选用他们送来的消息，编审大部分稿件，同国内许多进步报刊交往。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还要经常出版号外和传单，并设法把它们散发到莱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处理报纸的财产要花费他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和纠缠、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等等，也耗去了许多精力。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每一期《新莱茵报》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5000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又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
他坐在办公室，长长的黑发垂肩披着，蓬松的黑色胡须里那张丰润黝红的嘴唇微微地闭着，大刀阔斧的笔圈阅一篇篇稿件，撰写一篇篇檄文……好一个威严的总编。
一个听了马克思在莱茵大会上演讲的卡尔大学生说：
“马克思当时30岁，就在那时候他无疑已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界的首脑人物，他体魄健壮，额部宽阔，留着长长的黑发和蓬松的鬓须，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被认为是他那个专门领域的大行家；不能否认，他所讲的都很明了，逻辑性很强，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高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人。”
《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驻科伦记者阿伯特说：
“他的面孔和整个体态都焕发出充沛的精力，但是在他的温和而矜持的神情后面，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燃烧着勇猛精神的熊熊烈焰。”
他从总编室走向大街、会场、战区、法庭……，如同他五千多份火一般的《新莱茵报》飞遍科伦，飞向柏林，飞向德国，他带着一身的油墨和书卷香走进各国革命的硝烟、战火——
满头乌黑的长发及鬓须和着他的长领开襟大衣飞也似地飘起来，像雄鹰击浪、呼风唤雨、震撼着旧世界……
维尔特在《新莱茵报》小品栏的一首讽刺诗歌写道：
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
与一位可敬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
他说这家报纸的编辑
统统都是魔鬼，
他们既不怕可亲的上帝，
连检察长茨魏费尔也不惧畏；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良方，可治人间一切祸灾，这就是成立玫瑰红色的共和国，把财产完全掌管起来；
整个世界要重新分配，划分为亿万等分，同样多的地亩，同样多的沙粒，连海涛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个地段，大家都特别高兴啦，而最好的一块地方，就归《新莱茵报》的编辑吧；
他们还要实行公妻，一心想把婚姻关系废弃，将来人人自由放任，结对交配可以随意；经过这番摩登改造，整个世界必将改变面貌。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都要将最美丽的妇人拥抱；
他们简直要把一切毁灭扫空，唉，全身亵渎神明的人，个个玩世不恭。至于私有财产之神，将来谁也不会供奉……
至此枢密顾问大人不再言语，我却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纪，您可真算是个明达人士。
尊贵的大人啊，有您同行，真使我高兴。说到《新莱茵报》的编辑，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名。
好啊，请继续起程吧，请将我们的名声随着您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一个大人物和枢密顾问，您真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想象力。
我的好大人于是继续往前走，
我要在我们欢乐的小品栏里，
为你树立一座纪念碑，
读者会知道对荣誉如何估计。
是啊，并非每一个蠢材，
都挨到我们的脚踢，
亲爱的枢密顾问，
我算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新莱茵报》在总编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又“真正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
《新莱茵报》第一号就无情地揭露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手段来夺回他们在三月暴动失去的阵地。
《新莱茵报》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以奥地利或普鲁士为中心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统一。
《新莱茵报》向德国报道具有欧洲意义的巴黎六月起义中劳动人民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1848年6月底，发生了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爆发时就预言的事情：巴黎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筑起了街垒。巴黎工人对那个冒牌的“社会共和国”深感失望之余，于6月23日举行了起义，以回答有产阶级的挑衅。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惟独无产阶级才能具有的坚韧不拔、果断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力量比自己强大一倍并有良好装备的资产阶级军队进行斗争。并阐明这一巴黎4万无产者的斗争的重要教训：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巴黎工人经过几天浴血奋战之后，于6月26日遭到失败。数以千计的无产者惨遭野蛮军队的屠杀，世界各国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又以最卑鄙的方式对失败者进行诽谤，而正是这个时候，《新莱茵报》把被击败的无产阶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于6月29日在他的“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中向这一英勇斗争——这一斗争预示着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阶级大搏斗即将到来——表示祝贺。他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得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充满激情的向“胜利的战败者”致敬的公开声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资产阶级股东也退出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不顾忌资产阶级股东对他的如何评说甚至退股的威胁，他旗帜鲜明地举起《新莱茵报》这面红旗，鼓舞着德国工人，列斯纳说：“……我把《新莱茵报》（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新莱茵报》提出警告，沙皇俄国已经把军队调集西部边境，随时准备帮助德国反动派镇压革命。
《新莱茵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统治作誓死的斗争。”
《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要拿起武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新莱茵报》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
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紧密联合当时科伦的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
《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
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兹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极大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像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几个小时才能稍稍舒展眉头。”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国后先到达美因兹。考虑到科伦的拿破仑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国其他地方享有较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加上这里的工业比其他地区发达，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他们又一同转至科伦。
到达科伦，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筹办一家日报；二是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以推动这次革命。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同盟的主要盟员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在这些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觉悟不高，还认识不到有成立一个自己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而几百个盟员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广大群众中，依靠秘密通讯和派遣特使联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导各地的斗争。这就更加强了马克思创办日报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联合会也为日报的出版、发行打下了基础。
这位6年前24岁的《莱茵报》主编，因他的激进而《莱茵报》被查封。为了《莱茵报》的存在他主动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一份工作，沦为了流浪汉。可是，自己的退却，并不能挽回报纸的命运，报纸终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爱失去了，连父亲的遗产也失去了，去荷兰姨父家想沟通母亲的感情也无济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钱的接济……
6年过去了，几多寒暑辛酸不说，带回了三本书，也带回了三个孩子，还怀揣一笔所剩的父亲的遗产。
7月里，马克思从科伦的阿波斯托尔街7号搬到了科伦塞西林街7号。工作刚安顿下来，他把回国先住在特利尔岳母家里的燕妮和孩子、琳蘅也接来一块住下。
“那位黑胡子的年轻主编回来了！”
“一位曾在这里被赶跑了的主编又想要在这里办报纸，要恢复他原来失去的那张报纸……”
很快，马克思的住宅区又像在巴黎那样成了这里的革命中心。
创办报纸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首先是缺少必要的资金，因此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也都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许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前《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喜色。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收，但到5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并尽可能征求收取订费：恩格斯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股，总共筹集到了1.3万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原设想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报纸创刊号曾对此作了说明：“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9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就开始出报。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排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在报纸的编辑部里，马克思任总编辑，编委会的成员是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定报纸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同国内外通讯员联系，选用他们送来的消息，编审大部分稿件，同国内许多进步报刊交往。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还要经常出版号外和传单，并设法把它们散发到莱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处理报纸的财产要花费他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和纠缠、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等等，也耗去了许多精力。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每一期《新莱茵报》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5000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又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
他坐在办公室，长长的黑发垂肩披着，蓬松的黑色胡须里那张丰润黝红的嘴唇微微地闭着，大刀阔斧的笔圈阅一篇篇稿件，撰写一篇篇檄文……好一个威严的总编。
一个听了马克思在莱茵大会上演讲的卡尔大学生说：
“马克思当时30岁，就在那时候他无疑已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界的首脑人物，他体魄健壮，额部宽阔，留着长长的黑发和蓬松的鬓须，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被认为是他那个专门领域的大行家；不能否认，他所讲的都很明了，逻辑性很强，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高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人。”
《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驻科伦记者阿伯特说：
“他的面孔和整个体态都焕发出充沛的精力，但是在他的温和而矜持的神情后面，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燃烧着勇猛精神的熊熊烈焰。”
他从总编室走向大街、会场、战区、法庭……，如同他五千多份火一般的《新莱茵报》飞遍科伦，飞向柏林，飞向德国，他带着一身的油墨和书卷香走进各国革命的硝烟、战火——
满头乌黑的长发及鬓须和着他的长领开襟大衣飞也似地飘起来，像雄鹰击浪、呼风唤雨、震撼着旧世界……
维尔特在《新莱茵报》小品栏的一首讽刺诗歌写道：
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
与一位可敬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
他说这家报纸的编辑
统统都是魔鬼，
他们既不怕可亲的上帝，
连检察长茨魏费尔也不惧畏；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良方，可治人间一切祸灾，这就是成立玫瑰红色的共和国，把财产完全掌管起来；
整个世界要重新分配，划分为亿万等分，同样多的地亩，同样多的沙粒，连海涛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个地段，大家都特别高兴啦，而最好的一块地方，就归《新莱茵报》的编辑吧；
他们还要实行公妻，一心想把婚姻关系废弃，将来人人自由放任，结对交配可以随意；经过这番摩登改造，整个世界必将改变面貌。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都要将最美丽的妇人拥抱；
他们简直要把一切毁灭扫空，唉，全身亵渎神明的人，个个玩世不恭。至于私有财产之神，将来谁也不会供奉……
至此枢密顾问大人不再言语，我却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纪，您可真算是个明达人士。
尊贵的大人啊，有您同行，真使我高兴。说到《新莱茵报》的编辑，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名。
好啊，请继续起程吧，请将我们的名声随着您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一个大人物和枢密顾问，您真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想象力。
我的好大人于是继续往前走，
我要在我们欢乐的小品栏里，
为你树立一座纪念碑，
读者会知道对荣誉如何估计。
是啊，并非每一个蠢材，
都挨到我们的脚踢，
亲爱的枢密顾问，
我算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新莱茵报》在总编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又“真正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
《新莱茵报》第一号就无情地揭露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手段来夺回他们在三月暴动失去的阵地。
《新莱茵报》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以奥地利或普鲁士为中心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统一。
《新莱茵报》向德国报道具有欧洲意义的巴黎六月起义中劳动人民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1848年6月底，发生了马克思早在二月革命爆发时就预言的事情：巴黎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筑起了街垒。巴黎工人对那个冒牌的“社会共和国”深感失望之余，于6月23日举行了起义，以回答有产阶级的挑衅。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惟独无产阶级才能具有的坚韧不拔、果断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力量比自己强大一倍并有良好装备的资产阶级军队进行斗争。并阐明这一巴黎4万无产者的斗争的重要教训：只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巴黎工人经过几天浴血奋战之后，于6月26日遭到失败。数以千计的无产者惨遭野蛮军队的屠杀，世界各国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又以最卑鄙的方式对失败者进行诽谤，而正是这个时候，《新莱茵报》把被击败的无产阶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于6月29日在他的“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中向这一英勇斗争——这一斗争预示着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阶级大搏斗即将到来——表示祝贺。他写道：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得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这篇充满激情的向“胜利的战败者”致敬的公开声明，使得剩下最后的一批资产阶级股东也退出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不顾忌资产阶级股东对他的如何评说甚至退股的威胁，他旗帜鲜明地举起《新莱茵报》这面红旗，鼓舞着德国工人，列斯纳说：“……我把《新莱茵报》（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新莱茵报》提出警告，沙皇俄国已经把军队调集西部边境，随时准备帮助德国反动派镇压革命。
《新莱茵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向意大利《黎明报》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统治作誓死的斗争。”
《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要拿起武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新莱茵报》上恩格斯著文鼓舞匈牙利人民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
特别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紧密联合当时科伦的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去柏林和维也纳。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9月3日，维也纳工人联合会左派市民自卫团等组织为8月23日被枪杀的工人举行葬礼，参加者除工人外，还有大学生、妇女、城市居民等。队伍穿过大街，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联合会向一切自由和进步的组织呼吁，向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组织呼吁，呼吁建立紧密的联合和合作，并要求国会武装工人，大力宣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人议会。
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认可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丹麦的领地。这次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威廉·沃尔费提议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保护人民用鲜血争得的成果。接着又召开了多次类似的民众大会。其中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离科伦不远的菲林根荒野举行的大会。一万多人步行、骑马、坐敞篷车和平底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宣布要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决心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9月26日，科伦戒严，所有民主协会组织被撤销，集会权被废止。
《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勒令停刊。
《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严重威胁，几位编辑被通缉，资金日益短缺。戒严8天过后，马克思重振队伍，继续把自己剩余的一点钱财大部分投入办报。尽管考虑到自己家庭生计而心情沉重，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因为“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10月11日，马克思同维尔特和其他友人克服重重困难，《新莱茵报》复刊了。
维尔特这位戴着袖珍眼镜的幽默小品专家，又亲眼目睹了马克思刺伤了敌人的那种乐趣，在复刊中“小品栏”里醒目地写道：
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令人高兴，
比向那种笨蛋快活地大开玩笑，
更令人感到美妙。
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定好弦，
心中一切自安怡，
外面的闹剧已经开场，
神圣的科伦城宣布戒严。
刺刀林立，全城好像箭猪一样，
普鲁士的大天使们包围了新市场，
从那里蜂拥到鸡栏，
又进而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带着如临战阵的队伍，
在隆隆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尽管这时，威廉·沃尔费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迅速返回科伦，协助马克思处理编辑工作。但马克思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除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得参加各种集会和会议，和工人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同种种糊涂思想与怯懦行为展开激烈的斗争，还得向军事机关搞抗议活动，处理如雪片飞来的各地通讯。此外，由于他还受法院起诉的威胁，因此每天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被捕而需要认真对付。
10月18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并设重兵保护。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鼓动大家去反抗。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时，恩格斯被派去了瑞士工作，这时，他正风尘仆仆赶回来了。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坚决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呼吁书：
“……”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226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28天每天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普鲁士政府又起诉马克思，法院传讯马克思出庭——
那是1849年2月8日，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是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
尽管风雪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要供述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查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马克思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了头，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