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1/2）
作者：萨特传
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法属殖民地，二战后，它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好战分子当权的法国顽固地保持着继续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希望，两国间或大或小的摩擦一直不断。1958年，随着世界各殖民地的相继独立，这一民族矛盾被激化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拉开了序幕。
世界上各种悲剧中，没有比阿尔及利亚战争更让萨特愤慨、痛心的了。在阿尔及利亚，法军秘密拷问积极参与反抗运动的穆斯林，绞刑、电刑、火刑、溺刑、敲断骨头、烧烙脸、拔指甲、刺皮肉等种种酷刑被当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阅读来自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人的稿件，不断有阿尔及利亚人痛苦哀号、抽搐惨叫的信息传入萨特的耳里。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不能容忍谎言的知识分子，萨特痛心地看到：大多数法国人对此熟视无睹，他们避口不谈酷刑，仿佛它并不存在；当警察动辄殴打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萨特发现：一刻间法国人都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表现出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态度。
一直以来，萨特就是一名毫不妥协的反战积极分子，阿尔及利亚战争一爆发他就看出了这一殖民问题的实质并不惮于率先将自己的见解公之于众：
“压根儿就没有善良的殖民者与恶棍之分，统统是白人殖民者；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是正确的，他们的自由和法国的自由只有在殖民主义被根除之后才能到来。”
当好战组织社会激进联盟通过一项权力法案，派遣应征入伍者去北非参加被当局称之为“最后一刻钟”的战争时，萨特又站出来大声疾呼：
“我们惟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可一切都让人感到力不从心，萨特除了在媒介发表讲话外，所能做的就只有从应征入伍者那里搜集到通过邮寄入境的酷刑目击者的报道以及有关抢劫、恐怖屠杀的消息，然后每隔10天在《现代》上公布一次证据。
“最后一刻钟”还是演化成了一场双方竭尽全力的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正式宣告成立。少数坚持正义的法国人参加了该组织的地下联络网活动，他们得到了萨特无一例外的支持，其中包括新加入《现代》杂志社的弗朗西斯·让松。每当有可能凭借合法的手段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为自由而战时，萨特总是毫不迟疑地全力以赴。不久，机会来了。一位名叫萨多克的阿尔及利亚人打死了阿尔及利亚有名的投降派——前议会副议长谢卡尔。在对他进行审判之前，他的律师请萨特及其他几位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为他辩护。
步入法庭的萨特似乎不如平素发言之前那样沉着、冷静，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紧张与激动。平时在各种大会或小会上，言辞可以轻巧地从口中吐出，但今天不同，一个人的生命正悬在空中啊！如果能免判死刑，那么萨多克再过几年就会在大赦中重获自由，因此今天的辩护成败太重要了。和萨特一样，其他几位证人也都显示出焦躁不安，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会对法庭的判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萨特是最后出场的几位证人中的一个，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首先，他以自己的态度和萨多克的态度作比较，说明年轻人不可能有年长者那样的耐心，更何况像他这样一出生就目睹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罪行累累的年轻人。接着，萨特强调政治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是有区别的，而被告的行为无疑属于前者。为了缓和法庭的气氛，尽量避免触怒法官，整个辩护过程中萨特煞费苦心地采用了尽可能温和的言辞。
走出法庭后，萨特和波伏娃满心焦虑：萨多克会被判死刑吗？为了排遣好几天之内积累起来的紧张心情，很久没有喝酒的萨特决定找间酒吧坐坐。喝了一点威士忌后，他忽然陷入暴怒、沮丧之中，与出庭作证时的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判若两人。“想想吧，我站在那儿，赞扬谢卡尔！全是为了取悦法庭中那些好战分子！简直不堪回首！”他咆哮起来，“为了那几个好战分子，竟这么干！”他一遍又一遍地唠叨，满眼都是泪，波伏娃在一旁急得不知该如何劝慰。其实，萨特这次发作的原因不仅仅是厌恶自己在法庭上所作的妥协，也因为近几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使他的神经绷紧到了要断裂的地步。好在一切努力没有白费，第二天，法庭宣判：判处萨多克终生监禁，萨特感到如释重负。
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当权者不得不
世界上各种悲剧中，没有比阿尔及利亚战争更让萨特愤慨、痛心的了。在阿尔及利亚，法军秘密拷问积极参与反抗运动的穆斯林，绞刑、电刑、火刑、溺刑、敲断骨头、烧烙脸、拔指甲、刺皮肉等种种酷刑被当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阅读来自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人的稿件，不断有阿尔及利亚人痛苦哀号、抽搐惨叫的信息传入萨特的耳里。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不能容忍谎言的知识分子，萨特痛心地看到：大多数法国人对此熟视无睹，他们避口不谈酷刑，仿佛它并不存在；当警察动辄殴打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萨特发现：一刻间法国人都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表现出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态度。
一直以来，萨特就是一名毫不妥协的反战积极分子，阿尔及利亚战争一爆发他就看出了这一殖民问题的实质并不惮于率先将自己的见解公之于众：
“压根儿就没有善良的殖民者与恶棍之分，统统是白人殖民者；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是正确的，他们的自由和法国的自由只有在殖民主义被根除之后才能到来。”
当好战组织社会激进联盟通过一项权力法案，派遣应征入伍者去北非参加被当局称之为“最后一刻钟”的战争时，萨特又站出来大声疾呼：
“我们惟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可一切都让人感到力不从心，萨特除了在媒介发表讲话外，所能做的就只有从应征入伍者那里搜集到通过邮寄入境的酷刑目击者的报道以及有关抢劫、恐怖屠杀的消息，然后每隔10天在《现代》上公布一次证据。
“最后一刻钟”还是演化成了一场双方竭尽全力的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正式宣告成立。少数坚持正义的法国人参加了该组织的地下联络网活动，他们得到了萨特无一例外的支持，其中包括新加入《现代》杂志社的弗朗西斯·让松。每当有可能凭借合法的手段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为自由而战时，萨特总是毫不迟疑地全力以赴。不久，机会来了。一位名叫萨多克的阿尔及利亚人打死了阿尔及利亚有名的投降派——前议会副议长谢卡尔。在对他进行审判之前，他的律师请萨特及其他几位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为他辩护。
步入法庭的萨特似乎不如平素发言之前那样沉着、冷静，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紧张与激动。平时在各种大会或小会上，言辞可以轻巧地从口中吐出，但今天不同，一个人的生命正悬在空中啊！如果能免判死刑，那么萨多克再过几年就会在大赦中重获自由，因此今天的辩护成败太重要了。和萨特一样，其他几位证人也都显示出焦躁不安，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会对法庭的判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萨特是最后出场的几位证人中的一个，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首先，他以自己的态度和萨多克的态度作比较，说明年轻人不可能有年长者那样的耐心，更何况像他这样一出生就目睹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罪行累累的年轻人。接着，萨特强调政治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是有区别的，而被告的行为无疑属于前者。为了缓和法庭的气氛，尽量避免触怒法官，整个辩护过程中萨特煞费苦心地采用了尽可能温和的言辞。
走出法庭后，萨特和波伏娃满心焦虑：萨多克会被判死刑吗？为了排遣好几天之内积累起来的紧张心情，很久没有喝酒的萨特决定找间酒吧坐坐。喝了一点威士忌后，他忽然陷入暴怒、沮丧之中，与出庭作证时的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判若两人。“想想吧，我站在那儿，赞扬谢卡尔！全是为了取悦法庭中那些好战分子！简直不堪回首！”他咆哮起来，“为了那几个好战分子，竟这么干！”他一遍又一遍地唠叨，满眼都是泪，波伏娃在一旁急得不知该如何劝慰。其实，萨特这次发作的原因不仅仅是厌恶自己在法庭上所作的妥协，也因为近几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使他的神经绷紧到了要断裂的地步。好在一切努力没有白费，第二天，法庭宣判：判处萨多克终生监禁，萨特感到如释重负。
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当权者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