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1890年前后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的描述（1/2）
Ⅰ
在1890到1909年的20年间，没有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作过完整的论述。莫里斯·布洛克的《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科学的演进》提供了最充分的考察。他的讨论散见于两卷各处，他在第1版中既忽略了戈森，也没提到瓦尔拉斯；不过在差不多20年中，他的书在经济思想通史中仍算得上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最充分的论述。类似的著作只有早些时候问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从亚当·斯密到阿诺德·托因比》，作者L．L．普雷斯，本书是简史且限于英国。
这一时期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L．科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和H．D．麦克劳德的《经济学史》，并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宝贵的思想，因而只给了它少许论述。还有一本历史著作几乎没提边际效用。除以上著作外，1890到1909年间问世的历史著作再无提及边际效用论者，如果说其中哪一本谈到过边际效用学派的3位奠基人的话，也只是把他们同数理经济学或历史方法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加进边际效用学派在1909年前进展甚少的话，至少专家们在这个时期对该学派先驱者的了解有了增进。奥古斯特·杜波依研究了17世纪的先驱者。文森索·坦戈拉考察了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运用。阿尔弗雷德·普林什姆把丹尼尔·伯努里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从拉丁语译成德文，同时鲁德维格·费克撰写了一篇历史导论。阿瑟·鲁宾探讨了把杜能算作先驱者的可能性。不过，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应数E．R．A．塞利格曼对W．F．劳埃德著作的发现。塞利格曼高度赞扬了劳埃德：“对许多人来说，得知下述情况将是令人惊奇的：边际效用理论最早是一个英国人的发现；劳埃德教授在1834年，即先于杜皮特10年，先于戈森20年，先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再发现一代人以上，就已经提出了实质上相同的理论。”在作出这一杰出的发现的同时，塞利格曼还把下列各位著作家包括进效用的阵营：约翰·克雷格，爱德华·罗杰斯，萨缪尔·贝利，查尔斯·弗朗西斯·科特里尔，芒梯福特·朗菲尔德，伊萨克·巴特。塞利格曼的发现对经济思想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全部效果，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再说奥地利价值论”。这个时期出现了价值理论的专题史，其中有些包含了对边际效用标准历史的很好的阐述。欧根·派梯特的一篇是其中最长和最好的，它是作者于1897年向巴黎大学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在其价值学说史中对边际效用论作了相当好的论述，他们是鲁道夫·考拉，鲁约·布伦坦诺，和伯纳德·罗斯特。但他们对边际效用学派的讨论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此外，经济学辞典中也出现了对学派的历史解说。
Ⅱ
1909年以后，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故事完全地并入经济思想通史；它以及随后出现的论述边际效用论发展的某个部分的专史，包含着两个基本成就。
最早采纳先驱者、革命和后继者这一标准说法的荣誉，为以下三部经济思想史所分享：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的《经济理论史》（1909年），里威斯·汉尼的《经济思想史》（1911年），和奥斯纳·斯潘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1911年）。促使他们介绍边际效用的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是出于弥补1871年后逐年扩大而至今已几近消失的分歧，同时也保全了历史学派的说法。特殊地说，季德对杰文斯早有兴趣，从而使他倾向于效用分析；斯潘居住在维也纳，他是不能回避边际分析的；汉尼对美国经济学家中已时新流行的思潮一定抱有强烈兴趣。这三本书长期畅销不衰，发生了广泛影响。所有其他历史著作不得不同它们竞争。它们已经指明了道路，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著作都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不下20部，其中大部头的有11部。这11部至少在1950年仍在印刷出版。在1911到1940年间至少还有同样数目的篇幅和影响较小的书问世，它们在1950年前已经绝版缺售。一些简史著作包含着对边际效用史的恰当和标准的说明，（即熊彼特和塞林的说明），但它们中的大部分解说是不完整和不详尽的。
在1890到1909年的20年间，没有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作过完整的论述。莫里斯·布洛克的《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科学的演进》提供了最充分的考察。他的讨论散见于两卷各处，他在第1版中既忽略了戈森，也没提到瓦尔拉斯；不过在差不多20年中，他的书在经济思想通史中仍算得上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最充分的论述。类似的著作只有早些时候问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从亚当·斯密到阿诺德·托因比》，作者L．L．普雷斯，本书是简史且限于英国。
这一时期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L．科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和H．D．麦克劳德的《经济学史》，并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宝贵的思想，因而只给了它少许论述。还有一本历史著作几乎没提边际效用。除以上著作外，1890到1909年间问世的历史著作再无提及边际效用论者，如果说其中哪一本谈到过边际效用学派的3位奠基人的话，也只是把他们同数理经济学或历史方法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加进边际效用学派在1909年前进展甚少的话，至少专家们在这个时期对该学派先驱者的了解有了增进。奥古斯特·杜波依研究了17世纪的先驱者。文森索·坦戈拉考察了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运用。阿尔弗雷德·普林什姆把丹尼尔·伯努里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从拉丁语译成德文，同时鲁德维格·费克撰写了一篇历史导论。阿瑟·鲁宾探讨了把杜能算作先驱者的可能性。不过，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应数E．R．A．塞利格曼对W．F．劳埃德著作的发现。塞利格曼高度赞扬了劳埃德：“对许多人来说，得知下述情况将是令人惊奇的：边际效用理论最早是一个英国人的发现；劳埃德教授在1834年，即先于杜皮特10年，先于戈森20年，先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再发现一代人以上，就已经提出了实质上相同的理论。”在作出这一杰出的发现的同时，塞利格曼还把下列各位著作家包括进效用的阵营：约翰·克雷格，爱德华·罗杰斯，萨缪尔·贝利，查尔斯·弗朗西斯·科特里尔，芒梯福特·朗菲尔德，伊萨克·巴特。塞利格曼的发现对经济思想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全部效果，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再说奥地利价值论”。这个时期出现了价值理论的专题史，其中有些包含了对边际效用标准历史的很好的阐述。欧根·派梯特的一篇是其中最长和最好的，它是作者于1897年向巴黎大学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在其价值学说史中对边际效用论作了相当好的论述，他们是鲁道夫·考拉，鲁约·布伦坦诺，和伯纳德·罗斯特。但他们对边际效用学派的讨论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此外，经济学辞典中也出现了对学派的历史解说。
Ⅱ
1909年以后，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故事完全地并入经济思想通史；它以及随后出现的论述边际效用论发展的某个部分的专史，包含着两个基本成就。
最早采纳先驱者、革命和后继者这一标准说法的荣誉，为以下三部经济思想史所分享：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的《经济理论史》（1909年），里威斯·汉尼的《经济思想史》（1911年），和奥斯纳·斯潘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1911年）。促使他们介绍边际效用的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是出于弥补1871年后逐年扩大而至今已几近消失的分歧，同时也保全了历史学派的说法。特殊地说，季德对杰文斯早有兴趣，从而使他倾向于效用分析；斯潘居住在维也纳，他是不能回避边际分析的；汉尼对美国经济学家中已时新流行的思潮一定抱有强烈兴趣。这三本书长期畅销不衰，发生了广泛影响。所有其他历史著作不得不同它们竞争。它们已经指明了道路，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著作都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不下20部，其中大部头的有11部。这11部至少在1950年仍在印刷出版。在1911到1940年间至少还有同样数目的篇幅和影响较小的书问世，它们在1950年前已经绝版缺售。一些简史著作包含着对边际效用史的恰当和标准的说明，（即熊彼特和塞林的说明），但它们中的大部分解说是不完整和不详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