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中的瑰宝（1/2）
作者：杨剑
景泰蓝中的瑰宝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名 称：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制作时间：清雍正年间
规 格：直径17.2cm
价 值：3252万港币
类 别：珐琅彩瓷。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
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
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
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持 有 者：在香港佳士得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这只雍正御制的珐琅彩
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打破同类雍正珐琅彩盘的最高成交价纪录，据悉是
一位亚洲买家托人购买的。
流失时间：民国初年
流失原因：战火连天的清末，使得大量官瓷流入延清堂，后被私人收藏家买走。
曲折经历
清朝的御制珐琅瓷器，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都深深地受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的影响。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便是康熙首先发明创造的。
在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进贡来铜胎画珐琅，皇帝看了之后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把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在当时，烧制珐琅的瓷器是比较困难的。它的烧制方法和其它瓷器也不尽相同，也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当时的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最后在宫中烧成。铜胎画珐琅的工艺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
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都设在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因而越发显得珍贵。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到了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后，他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在他的倡导下，珐琅瓷器有了一定的发展。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种。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瓷器的痴迷程度远胜于他的父亲康熙。他不仅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就连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在历史的记载中，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上午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祭器，回到养心殿后他又批阅了三份奏折，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彩瓷器具体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细致的批示。
这件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就是这个时期烧造出来的。这些珐琅彩瓷就作为皇室们把玩的器物一直摆放在宫中。康熙年间的珐琅画以铜胎画为主，到了雍正年间，珐琅画的内容糅合了中国较为传统的花鸟画技法，因此无论是工艺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比康熙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烧制成的这件珐琅器皿一直摆放在故宫内。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偏爱，明清时期很多烧制瓷器的窑都是官窑。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根据清朝的规定，古玩界经营明清官窑瓷器是违法的。官窑瓷器是相对于民窑瓷器而言的，是专门为宫廷制作的宫中用瓷，因而精美之极。一般民间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见到官窑瓷器的。但在清代末年，随着清廷统治的摇摇欲坠，一些原本为宫廷所用或被帝后嫔妃玩赏的珍贵瓷器，却不断流出清宫，被民间收藏者购藏。
清宫御用瓷器的外流，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收藏在圆明园的官瓷流散出来，一部分在北京、天津等古玩市场上出现，也有的出现在香港和欧洲古玩市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的御用瓷器再次外流，使民间官瓷进一步增多。在那时的古玩业流传着一句这样的口语：“买好绸缎到瑞蚨祥，买好药到同仁堂，买好硬片到延清堂。”硬片，指的就是瓷器，它是相对于称为软片的字画而言，又有称瓷器和字画分别为硬彩和软彩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九千两银子，开设了一家名为延清堂的古玩铺，专门经营官窑瓷器。延清堂在古玩界存在了25年，其中有23年由丁济谦担任经理，因此，丁济谦与明清官窑瓷器的散佚，关系巨大。自延清堂开办以后，清廷关于民间不许经营、使用官窑的规定，基本成了一纸空文，一度有不少官瓷出售。文索之所以选中丁济谦为延清堂的经理，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文人气度，胆大心细，交际很广，鉴定瓷器也有一定的眼力；另一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他便专门做提溜包的古玩买卖，经常进出官府衙门，并且私下买卖过官窑瓷器，对官窑比较熟悉。
由于有文索在背后支撑，丁济谦做生意特别大胆，琉璃厂的其他古玩商只能望其项背。随着延清堂实力的不断雄厚和清王朝的日益**，延清堂逐渐成为文索聚财的基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西安。第二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见宫内丢失了大量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文物，曾下令在北京城内查抄。但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而已，所以当庆小山启奏：“变查抄为收买，以安民心”之后，慈禧太后便马上同意了。文索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开始利用延清堂收买了大量从清宫流失的珍贵瓷器。
民国初年，热河行宫被盗，大量存放在行宫的御用器物流失民间，其中有不少都到了延清堂丁济谦的手中，如康熙官窑豇豆红尊、柳叶尊、郎窑瓶、古月轩珐琅器等，在普通的古玩铺是根本看不到的。当时，担任热河都统的是熊希龄，他与丁济谦很有交情，有人认为是丁济谦与其密谋盗窃牟利，然后又制造了被盗的假象。
后来，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曾捕获了一位所谓的行窃者，并派人到丁济谦的延清堂索取脏物，但丁济谦却表现得毫无畏惧，在法庭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名 称：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制作时间：清雍正年间
规 格：直径17.2cm
价 值：3252万港币
类 别：珐琅彩瓷。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
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
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
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持 有 者：在香港佳士得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这只雍正御制的珐琅彩
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打破同类雍正珐琅彩盘的最高成交价纪录，据悉是
一位亚洲买家托人购买的。
流失时间：民国初年
流失原因：战火连天的清末，使得大量官瓷流入延清堂，后被私人收藏家买走。
曲折经历
清朝的御制珐琅瓷器，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都深深地受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的影响。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便是康熙首先发明创造的。
在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进贡来铜胎画珐琅，皇帝看了之后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把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在当时，烧制珐琅的瓷器是比较困难的。它的烧制方法和其它瓷器也不尽相同，也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当时的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最后在宫中烧成。铜胎画珐琅的工艺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
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都设在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因而越发显得珍贵。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到了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后，他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在他的倡导下，珐琅瓷器有了一定的发展。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种。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瓷器的痴迷程度远胜于他的父亲康熙。他不仅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就连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在历史的记载中，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上午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祭器，回到养心殿后他又批阅了三份奏折，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彩瓷器具体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细致的批示。
这件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就是这个时期烧造出来的。这些珐琅彩瓷就作为皇室们把玩的器物一直摆放在宫中。康熙年间的珐琅画以铜胎画为主，到了雍正年间，珐琅画的内容糅合了中国较为传统的花鸟画技法，因此无论是工艺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比康熙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烧制成的这件珐琅器皿一直摆放在故宫内。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偏爱，明清时期很多烧制瓷器的窑都是官窑。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根据清朝的规定，古玩界经营明清官窑瓷器是违法的。官窑瓷器是相对于民窑瓷器而言的，是专门为宫廷制作的宫中用瓷，因而精美之极。一般民间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见到官窑瓷器的。但在清代末年，随着清廷统治的摇摇欲坠，一些原本为宫廷所用或被帝后嫔妃玩赏的珍贵瓷器，却不断流出清宫，被民间收藏者购藏。
清宫御用瓷器的外流，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收藏在圆明园的官瓷流散出来，一部分在北京、天津等古玩市场上出现，也有的出现在香港和欧洲古玩市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的御用瓷器再次外流，使民间官瓷进一步增多。在那时的古玩业流传着一句这样的口语：“买好绸缎到瑞蚨祥，买好药到同仁堂，买好硬片到延清堂。”硬片，指的就是瓷器，它是相对于称为软片的字画而言，又有称瓷器和字画分别为硬彩和软彩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九千两银子，开设了一家名为延清堂的古玩铺，专门经营官窑瓷器。延清堂在古玩界存在了25年，其中有23年由丁济谦担任经理，因此，丁济谦与明清官窑瓷器的散佚，关系巨大。自延清堂开办以后，清廷关于民间不许经营、使用官窑的规定，基本成了一纸空文，一度有不少官瓷出售。文索之所以选中丁济谦为延清堂的经理，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文人气度，胆大心细，交际很广，鉴定瓷器也有一定的眼力；另一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他便专门做提溜包的古玩买卖，经常进出官府衙门，并且私下买卖过官窑瓷器，对官窑比较熟悉。
由于有文索在背后支撑，丁济谦做生意特别大胆，琉璃厂的其他古玩商只能望其项背。随着延清堂实力的不断雄厚和清王朝的日益**，延清堂逐渐成为文索聚财的基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西安。第二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见宫内丢失了大量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文物，曾下令在北京城内查抄。但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而已，所以当庆小山启奏：“变查抄为收买，以安民心”之后，慈禧太后便马上同意了。文索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开始利用延清堂收买了大量从清宫流失的珍贵瓷器。
民国初年，热河行宫被盗，大量存放在行宫的御用器物流失民间，其中有不少都到了延清堂丁济谦的手中，如康熙官窑豇豆红尊、柳叶尊、郎窑瓶、古月轩珐琅器等，在普通的古玩铺是根本看不到的。当时，担任热河都统的是熊希龄，他与丁济谦很有交情，有人认为是丁济谦与其密谋盗窃牟利，然后又制造了被盗的假象。
后来，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曾捕获了一位所谓的行窃者，并派人到丁济谦的延清堂索取脏物，但丁济谦却表现得毫无畏惧，在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