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6)（1/2）
作者：白海军
第十章(6)
6. 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
●中国与欧洲——阴阳两极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有太多与西方明显相反或相对的方面。
中国历史以谋求大一统为主，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均强调统一，中国大多数时间也是处于统一状态中，而西方正相反，西方世界是一个零散的世界，在这里谋求统一几乎就是不得人心的事，即使依靠罗马军团或是亚历山大这样的强权统一欧洲实际上也是短暂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尽管它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海上威胁，所以它的战争都是依靠陆军解决的。它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海战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洲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属性地区，没有海军的参加几乎没什么事情可以决定下来。
中国国内政治是第一主题，国家统治者一向谋求长久、稳定地统治这个国家，而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国家间政治决定着国内政治的走向，各个国家统治层也并非像中国那样坚决地谋求稳定，而是经常更迭，也包括领土、人民等诸多方面都变化。
中国皇室一向非常看重血统的正统性，如果有混淆皇室血统的现象则要么被族杀，要么意味着改朝换代。在西方，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继承者也往往不是嫡亲，甚至是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即养子，或者干脆在毫无血统关系的人中挑选，并且，欧洲皇室在后来普遍有请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甚至是敌国皇帝、皇族为本国国王的现象，这在中国会令人大惊失色的。
还有许多，如中国一向是世俗权力统治国家，而欧洲宗教势力异常庞大，国王都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中国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方面几乎体现在任何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讲究合餐制，而西方是分餐制；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而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努力；中国人不喜欢冒险，而西方人一向视冒险是一种进取精神；中国人希望拥有和平的生活环境，而欧洲人认为战争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中国对藩属国是以建立纳贡和赐予的体系为主，连郑和下西洋都是抱着宣扬大明帝国威德和富有为目的的，而西方一向用坚船利炮开道，强权贸易为后的办法与世界打交道；上至历史政治，下至百姓生活，中国与西方对立的方面太多了，甚至在股市中中国以红色代表上涨，而在西方正相反，红色是下跌的象征。
这些对立如果仅仅是某些方面的，可以解释为文化的简单差异，但如果在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领域都存在相反或相对的方式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差异了，而是有深刻的文明对立内涵的。无论中国文明还是地中海文明，都是由众多历史前期的小文明汇聚而成的，并且都受到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埃及文明等和影响。并且罗马与西汉也曾有过相互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为什么今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走向了两个正好相反的方向呢？
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渐主导了世界现代文明，但作为文明另一极的中国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的越来越强，为什么？也许，从二元论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这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有阳极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阴极的世界也无法生存，所以可以说矛盾创造了历史——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农民地位同等重要；矛盾创造了财富——大英帝国的舰队与郑和的皇家舰队使命显然是对立的，但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爱的法则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的第五十三章有这样一段话：“用基督教的术语说，上帝的孩子们的那种光荣的自由是他们在爱的法则下所享受的，是上帝本人所拥有的最完美的自由，博爱的上帝不惜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行施这种自由，为的是拯救他的创造物——人类。爱的法则就是上帝自身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下，上帝在人的面前树立了一个精神完美的理想，向人提出挑战，而人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是接受这种挑战，还是拒绝这种挑战。爱的法则使人有自由选择是成为罪人，还是成为圣人；它使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
在上帝的法则下生活的人们，有权选择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说得很好，人性中本就有向善与向恶的两种倾向共存。到底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则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了。思想是人的灵魂，对一个国家而言把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则决定着社会的走向，也就决定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走向。在纳粹德国，当法西斯思想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后，整个德国就成了一个罪恶的漩涡，卷进这个漩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二战时的日本。这也就决定了德国、日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中许多人因此而丧失自己理性的思考；同样，所谓正义一方的美、英等国，也就只好被迫做出选择，不知当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天堂相互而遇后，他们会说些什么？
求生存、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在符合人性要求的时候才会得到响应；相反，如果与人性要求背道而驰，那么就会遭到无情的抵制。但同样，如果无节制地放纵人性中的掠夺性，那就无疑是一种法西斯思想。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则非常好地处理了“过”与“不及”两者的关系，因而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一个安定、欣欣向荣的社会中。
只有符合人性的思想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是一条法则。
以民族平等为例，中国历史上多数是汉族建立的帝国，但在汉族政权统治时，从来没有实行过像元帝国时期那样的民族歧视政策——蒙古统治者在这个帝国中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契丹、回等民族第三，南方汉人最低。同样，印度也曾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欧洲尽管没有明文规定种族歧视，但建立了事实的等级社会，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洲的黑奴制度、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实行的类似动物保护一样的保护区政策等。所以说，汉文明是一个真正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也是最有资格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民族平等地发言，提出建议，并提供力量支持的文明国家。
西方的理论家们尽管也曾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如16世纪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就阐述过应该尊重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利益；康德也曾用“世界律令”这个概念企图让野蛮的欧洲人接受慈善的道德标准，他甚至反对殖民政策，强调民族公平。但显然，在殖民掠夺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说教变成了令人讨厌的蚊子声。
一直到上世纪二战结束后，强大的欧洲诸国终于被彼此间的角逐拖垮了，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开始摆脱这些欧洲老爷。整个50～60年代，遍及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成了一个辉煌的“脱殖民时期”。这时欧洲才被迫接受民族平等这个观念。
中国是提出现实、公平和可执行的民族策略新国家。中国建国后在国内实行的民族自治区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这种政策一直良好地运行了半个世纪了，也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民族和睦，这种效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中国在未来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如果能为遍及世界的民族冲突寻找到一个合理、普遍接受的民族和谐共处政策，将会赢得整个世界的尊敬、信任和巨大的潜在利益。西方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在18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如何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正当的革命”必需有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严重的、骇人听闻的邪恶”；必须能产生有上帝之仁的结局；必须是除了革命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建立新政府。爱德蒙·伯克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看起来是在为反抗者提供法理依据，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拥有巨大殖民利益的欧洲大国的政治家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先决条件颇有可利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来界定这些条件，那就是统治者说了算了。革命总会带来损失和伤害，以此为借口就几乎可以否定任何对你不利的革命。最经典的就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对大印度进行肢解的蒙巴顿协议，它将大印度分解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并有意制造了克什米尔争端，这是为维护印度各民族的自决权利还是防止一个大印度崛起呢？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野蛮地为它的历史宿敌阿拉伯人安排了一个敌人——犹太人，并且从来都是利用干涉手段促进阿以矛盾激化和破坏每一个可能达成和平的阿以协议。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更是众多。按照世界的标准，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最容易产生民族矛盾的，但自建国以来，中国并没有为民族矛盾所困，它很少为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未来当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时候，中国会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对世界民族矛盾的干涉，它自身的民族政策是最接近人性的，也就最有可能被接受。
● 为了完美
是否可以从建筑说起呢？
我很喜欢玩“帝国时代”这个游戏，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战略游戏，还因为它那精美、逼真的画面，尤其是它对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建筑刻画非常贴切、精彩，每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都有漂亮的式样，又不失对其建筑精典型特征的描绘，十分细腻，又十分形象。
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就会发现，中国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
6. 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
●中国与欧洲——阴阳两极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有太多与西方明显相反或相对的方面。
中国历史以谋求大一统为主，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均强调统一，中国大多数时间也是处于统一状态中，而西方正相反，西方世界是一个零散的世界，在这里谋求统一几乎就是不得人心的事，即使依靠罗马军团或是亚历山大这样的强权统一欧洲实际上也是短暂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尽管它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海上威胁，所以它的战争都是依靠陆军解决的。它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海战决定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洲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属性地区，没有海军的参加几乎没什么事情可以决定下来。
中国国内政治是第一主题，国家统治者一向谋求长久、稳定地统治这个国家，而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国家间政治决定着国内政治的走向，各个国家统治层也并非像中国那样坚决地谋求稳定，而是经常更迭，也包括领土、人民等诸多方面都变化。
中国皇室一向非常看重血统的正统性，如果有混淆皇室血统的现象则要么被族杀，要么意味着改朝换代。在西方，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继承者也往往不是嫡亲，甚至是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即养子，或者干脆在毫无血统关系的人中挑选，并且，欧洲皇室在后来普遍有请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甚至是敌国皇帝、皇族为本国国王的现象，这在中国会令人大惊失色的。
还有许多，如中国一向是世俗权力统治国家，而欧洲宗教势力异常庞大，国王都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中国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方面几乎体现在任何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讲究合餐制，而西方是分餐制；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而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努力；中国人不喜欢冒险，而西方人一向视冒险是一种进取精神；中国人希望拥有和平的生活环境，而欧洲人认为战争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中国对藩属国是以建立纳贡和赐予的体系为主，连郑和下西洋都是抱着宣扬大明帝国威德和富有为目的的，而西方一向用坚船利炮开道，强权贸易为后的办法与世界打交道；上至历史政治，下至百姓生活，中国与西方对立的方面太多了，甚至在股市中中国以红色代表上涨，而在西方正相反，红色是下跌的象征。
这些对立如果仅仅是某些方面的，可以解释为文化的简单差异，但如果在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领域都存在相反或相对的方式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差异了，而是有深刻的文明对立内涵的。无论中国文明还是地中海文明，都是由众多历史前期的小文明汇聚而成的，并且都受到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埃及文明等和影响。并且罗马与西汉也曾有过相互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为什么今天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走向了两个正好相反的方向呢？
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渐主导了世界现代文明，但作为文明另一极的中国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的越来越强，为什么？也许，从二元论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这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有阳极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阴极的世界也无法生存，所以可以说矛盾创造了历史——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农民地位同等重要；矛盾创造了财富——大英帝国的舰队与郑和的皇家舰队使命显然是对立的，但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爱的法则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的第五十三章有这样一段话：“用基督教的术语说，上帝的孩子们的那种光荣的自由是他们在爱的法则下所享受的，是上帝本人所拥有的最完美的自由，博爱的上帝不惜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行施这种自由，为的是拯救他的创造物——人类。爱的法则就是上帝自身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下，上帝在人的面前树立了一个精神完美的理想，向人提出挑战，而人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是接受这种挑战，还是拒绝这种挑战。爱的法则使人有自由选择是成为罪人，还是成为圣人；它使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
在上帝的法则下生活的人们，有权选择是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说得很好，人性中本就有向善与向恶的两种倾向共存。到底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则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了。思想是人的灵魂，对一个国家而言把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体思想则决定着社会的走向，也就决定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走向。在纳粹德国，当法西斯思想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后，整个德国就成了一个罪恶的漩涡，卷进这个漩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二战时的日本。这也就决定了德国、日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中许多人因此而丧失自己理性的思考；同样，所谓正义一方的美、英等国，也就只好被迫做出选择，不知当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天堂相互而遇后，他们会说些什么？
求生存、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在符合人性要求的时候才会得到响应；相反，如果与人性要求背道而驰，那么就会遭到无情的抵制。但同样，如果无节制地放纵人性中的掠夺性，那就无疑是一种法西斯思想。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则非常好地处理了“过”与“不及”两者的关系，因而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处于一个安定、欣欣向荣的社会中。
只有符合人性的思想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是一条法则。
以民族平等为例，中国历史上多数是汉族建立的帝国，但在汉族政权统治时，从来没有实行过像元帝国时期那样的民族歧视政策——蒙古统治者在这个帝国中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契丹、回等民族第三，南方汉人最低。同样，印度也曾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欧洲尽管没有明文规定种族歧视，但建立了事实的等级社会，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洲的黑奴制度、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实行的类似动物保护一样的保护区政策等。所以说，汉文明是一个真正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也是最有资格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民族平等地发言，提出建议，并提供力量支持的文明国家。
西方的理论家们尽管也曾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如16世纪的西班牙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就阐述过应该尊重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利益；康德也曾用“世界律令”这个概念企图让野蛮的欧洲人接受慈善的道德标准，他甚至反对殖民政策，强调民族公平。但显然，在殖民掠夺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说教变成了令人讨厌的蚊子声。
一直到上世纪二战结束后，强大的欧洲诸国终于被彼此间的角逐拖垮了，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开始摆脱这些欧洲老爷。整个50～60年代，遍及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成了一个辉煌的“脱殖民时期”。这时欧洲才被迫接受民族平等这个观念。
中国是提出现实、公平和可执行的民族策略新国家。中国建国后在国内实行的民族自治区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这种政策一直良好地运行了半个世纪了，也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民族和睦，这种效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公平、合理和有效的。中国在未来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如果能为遍及世界的民族冲突寻找到一个合理、普遍接受的民族和谐共处政策，将会赢得整个世界的尊敬、信任和巨大的潜在利益。西方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在18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如何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正当的革命”必需有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严重的、骇人听闻的邪恶”；必须能产生有上帝之仁的结局；必须是除了革命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建立新政府。爱德蒙·伯克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看起来是在为反抗者提供法理依据，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拥有巨大殖民利益的欧洲大国的政治家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先决条件颇有可利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来界定这些条件，那就是统治者说了算了。革命总会带来损失和伤害，以此为借口就几乎可以否定任何对你不利的革命。最经典的就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对大印度进行肢解的蒙巴顿协议，它将大印度分解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并有意制造了克什米尔争端，这是为维护印度各民族的自决权利还是防止一个大印度崛起呢？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野蛮地为它的历史宿敌阿拉伯人安排了一个敌人——犹太人，并且从来都是利用干涉手段促进阿以矛盾激化和破坏每一个可能达成和平的阿以协议。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更是众多。按照世界的标准，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最容易产生民族矛盾的，但自建国以来，中国并没有为民族矛盾所困，它很少为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未来当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时候，中国会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对世界民族矛盾的干涉，它自身的民族政策是最接近人性的，也就最有可能被接受。
● 为了完美
是否可以从建筑说起呢？
我很喜欢玩“帝国时代”这个游戏，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战略游戏，还因为它那精美、逼真的画面，尤其是它对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建筑刻画非常贴切、精彩，每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都有漂亮的式样，又不失对其建筑精典型特征的描绘，十分细腻，又十分形象。
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就会发现，中国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