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3)（2/2）
作者：白海军
就会立刻兑现利益承诺，这实际也就是美国吸引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人才的关键之处。
美国的科学经济体制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不仅是早期的个人发明，而且许多大学、公司研究所都是包括在内。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的科学进展不再是某个人凭想像所能完成的了，而是需要庞大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需要众多杰出科学家协调工作才行的，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等。原子弹、宇航飞船绝不是靠一个灵感就行的，莱特兄弟制造飞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里也证明了一点，人们社会最终的发展方向还是要越来越向集体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像中国这样自古注重集体合作的国家会越来越有利。
1900年，有一位到美国考查专利制度的日本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四下环顾，找寻最伟大的国家以便效仿它们。我们问：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专利制度，因此我们也将建立专利制度。”
如果说专利制度是美国的动力的话，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那种政策支持、扶助、大学间良好的竞争机制，以及美国政府为公司企业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寻找各种商机的态度，以及种种支持政策则是这个动力的各种配合系统了，显然仅有单纯的专利制度还不行，专利的种子还需要土壤和后天的呵护，才能最终开花结果。
1842年，莫尔斯向美国国会求助，他希望政府能拨给资金来验证他的无线电报系统能否用于公共电讯，国会最终通过了这项提议，同意拨款3万美元，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最早一次资助科学研究的活动。在1941～1945年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参与科学研究领域，受雇于政府的科研人员从8.7万增加到19.9万人，科研经费从9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从1938年至1964年，美国的科研经费从7000万美元增加到15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中所占比例也从不足0.1％上升到15％。
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以两种方式支出，一是直接拨给联邦行政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二是拨给学校、工业企业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在大学中，一般都有科学研究园区，许多大学附近都有高技术企业存在，往往形成一个大学、企业、工厂的三角带，这样就形成了科研、资金、生产三位一体的机制，这非常有利于产品的创新、发明。企业给予资助，同时也分得利益，这种利益分配制度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三者不断前进。
同样，企业也有自己的研究所，它们会更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如在军工企业为开发美国新一代战机等，就都是依据美军的要求而开发生产的。同时，美国政府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后，还会利用美国世界的影响大力帮助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如在中东，美国政策是决定他们存亡的关键，而美国的武器又是赢取他们口袋里金钱的最好货物。
●柏拉图与硅谷
美国从来没有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家，但美国人却掌握着现代文明的载体。
在人类的传媒领域，媒介载体有这样几类：书信、报纸、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而美国一手创造了后三者，并一举成为其内容的主导者。
所谓一个思想国，是指不仅在哲学领域，而是在任何领域都是该领域思想的主导者，在教育领域要成为教育思想的主导者，在科技领域就是科技创新思想的主导者，美国并没有产生像柏拉图那样的伟大哲学家，但美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强盛，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要把握的关键就是科技的创新思想和政治的“民主”思想，而这需要媒介。美国不希望做希腊那样的哲学国家，而是希望做罗马那样的帝国。
最值得称赞的是它在每个领域内的创新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连，几乎达到各领域和谐共进。
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里，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从当时的电子计算机个体庞大，重逾30吨，占地500平方米，耗电巨大，到今天笔记本电脑成为商务人员的必备品之一。美国不仅一手开创了计算机时代，而且还主导计算机制造业，而最有影响的还是因为美国是互联网的主导者。这样，在计算机行业，美国就主导了创造、制造互联网的全过程，美国不仅从创新中获得庞大的利润，还可以利用这种新的信息维护美国的利益，宣扬美国的思想。
美国的硅谷就是在这时期开始扬名世界的。在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以南，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一带，从1951年开始生产计算机、半导体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目前，硅谷出产的半导体占世界产量的1/4，年产值450亿美元。对此，美国说：如果没有硅谷，世界上将有一半电脑停转。
1964年，IBM公司的IBM860系统诞生，开始了以集成电路为逻辑元件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1970年第四代计算机开始普遍应用，这时计算机已在美国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仅在“阿波罗”计划中就有1.2万多台计算机在应用，至80年代初期，全美有30万台计算机在工作，如果换算作人力的话，这相当于4000亿人的工作量，可以说没有计算机，“阿波罗”计划就不可能成功，美国也达不到今天的繁荣。
70年代后，美国开始致力于计算机网络的开发、应用、发展，在“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美国一直领先世界。1993年初，克林顿上台不久即提出计划，要求美国在10～15年内建成“信息高速公路”，把美国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家庭的计算机联网，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仅以速度和信息量而言，用目前的计算机网络传输3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需要几小时，而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则只需要4.7秒。在1996年10月，克林顿政府又推出“下一代互联网络”计划，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建造比目前互联网至少快100倍以上的网络，包括：用比现在的互联网络快100～1000倍的网络连接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这些网络至少连接100个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并以快1000倍的速度连接大量的机构。这样美国的“下一代互联网”计划的潜在应用领域则几乎无所不包，医疗、国家安全、远程教育、能源研究、生物医学、环境监测、制造等都包涵在内。
计算机业不仅能提高效率而且包含大量的信息。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若以劳动量计算，美国因为有计算机的帮助，实际相当于有数千亿人在工作，那么美国这方面的“人口”则就不是中国单纯的人口能比拟的了。同样，美国所获得的信息也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相比之下，如果说美国是信息的森林，那么就非洲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则是处在信息的沙漠中，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差别，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缺乏信息就相当于缺乏资源，不仅在战场上无法取胜，也同样在商场上无法获益。
●从开发产品到开发思想
在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有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是逐渐从“以机器制造机器”向“机器设计机器”的方向发展，用机器来制造机器是人类进步中一个鲜明的脚印，标志着工业社会的开始。福特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引入汽车制造业，由此而引发了工业进入规模化的阶段，而计算机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用计算机来设计机器原件成为可能，也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标志。人类终于有这么一天，终于可以将繁重的、具体的劳动交给机器了，而他们自己则只从事人类更愿意从事的思想设计，将你的理想融于你的设计，相信以后的产品开发将会越来越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和今天大家使用千篇一律的东西不同，以后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产品设计，如在亚洲，他们更喜欢丰富多彩的手机、手机铃声等，这和欧美注重实用就行的观念有所不同，这也是亚洲将主导未来工业设计的例证之一——亚洲的多元文化更有利于个性化的开发。
世界也许就是这样矛盾，注重个人主义的欧美却满足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以及更看重实用，因而忽视了人的思想在产品表现上的活跃。在亚洲，集权制度下的思想却存在于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尽管某一地域内的人们不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但却越来越看重个性化的东西。多元文化的思想渊源也注定亚洲将是未来工业设计的发源地，也许，这就是物极必反。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已经在流水线上暂告一段落，而封建集权的束缚也让亚洲人更想追求个人的不同。
历数美国的社会进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建国之初，美国还是一半是农业社会，一半是种植园经济的社会。到了南北战争之时，美国则是到了一半是工业社会，一半是种植园社会的体制，也正是两者的矛盾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之后，美国紧随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并且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大国；到了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社会，这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渐让位于科技创新带动社会的模式；之后，美国更愿意扮演一个金融家和科学家，而把工厂老板的角色让给像新兴的亚洲社会这样的地区。并且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后，美国也更愿意在信息领域来领导世界——信息价值更为巨大，获得也更为迅速，这从微软公司的发展就看得出来，微软用了十年时间就达到了福特公司100年的创造价值。在美国大规模的工厂外，许多制造业的实际生产都是在国外，而在国内仅保留公司的核心部门——科研开发基地和设计部门，也就是说，美国公司将大脑留在了美国，而将制造机器的双手留在了国外，因为人的双手是要服从大脑的，更重要的是，在信息社会，思想产品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工业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微软能在短短10年时间完成福特100年的任务，一句话，人类的竞争已到了思想竞争的时代，工业竞争已经过时。
从产品开发到思想开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走向，这和人一样，总是希望在衣食不愁之后，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愿望。
同时，我们也不要以为西方经济强大就会促使西方思想有了超越世界的优势，中国、阿拉伯、美洲的文明就没有价值了，不是这样。相反，西方文明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很有可能已经油尽灯枯，这从福山的《文明的终结》一书就可以得到印证，即西方在失去冷战目标之后，就显得无所适从，而不是总结出更加优秀的思想。从现代欧美的思想潮流也可以看出，并没有什么新意的东西，也没有解决西方本质矛盾的思想出现。并且，思想对于人类而言有非常强的共性，尤其是接近人性的、世俗的思想，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得到流行。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世界共鸣的文明，而并不是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认为西方人只把它当成文明遗迹一样的东西。儒家思想同样在欧洲盛行，在德国这样思想家辈出的国家，孔子的雕像也昂然屹立在一个公园中，上面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人既熟悉康德、黑格尔，也熟悉孔子，认为他和康德同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德国的公园中有这样的字句，也颇有意味，它既表达了罗马传教士初次在中国弄懂这句话时的震惊——耶稣也是这么教育他的教徒的，但孔子比耶稣早了500年，这让西方人震惊，原来耶稣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早在西方初次接触中国的时候，西方人就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论语》大概早在17世纪就出版了，然后又转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等。有意思的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是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远渡重洋来中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向中国这些世俗人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企图将他们纳入到基督教的世界中，但他们在事实上却扮演了文明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既向东方传播了基督教文明，也向西方传播了儒家文明。这些传教士把孔子译成了“Confucius”这个拉丁文，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也就是他将《论语》译成了拉丁文，这本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还有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以及像詹姆斯·利格这样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的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明并不是完全要排斥异类，而是如同莫格在其《他说的仍在实行》所说的那样，“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实用哲学，信奉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爱国主义”。
由于孔子和耶稣基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同等重要，都代表着一个文明，但不同的是孔子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没有宗教成分，但它所影响和信奉的与后者一样，故儒家哲学及整个东方文明都更容易为普通社会所接受，也更有益于构建现代的和谐社会。同时，伴随东亚经济的崛起，西方以往那种以为只有奉行西方文明才能富裕的想法大受打击，西方不得不重新审视东方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美国的科学经济体制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不仅是早期的个人发明，而且许多大学、公司研究所都是包括在内。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的科学进展不再是某个人凭想像所能完成的了，而是需要庞大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需要众多杰出科学家协调工作才行的，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等。原子弹、宇航飞船绝不是靠一个灵感就行的，莱特兄弟制造飞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里也证明了一点，人们社会最终的发展方向还是要越来越向集体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像中国这样自古注重集体合作的国家会越来越有利。
1900年，有一位到美国考查专利制度的日本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四下环顾，找寻最伟大的国家以便效仿它们。我们问：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专利制度，因此我们也将建立专利制度。”
如果说专利制度是美国的动力的话，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那种政策支持、扶助、大学间良好的竞争机制，以及美国政府为公司企业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寻找各种商机的态度，以及种种支持政策则是这个动力的各种配合系统了，显然仅有单纯的专利制度还不行，专利的种子还需要土壤和后天的呵护，才能最终开花结果。
1842年，莫尔斯向美国国会求助，他希望政府能拨给资金来验证他的无线电报系统能否用于公共电讯，国会最终通过了这项提议，同意拨款3万美元，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最早一次资助科学研究的活动。在1941～1945年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参与科学研究领域，受雇于政府的科研人员从8.7万增加到19.9万人，科研经费从9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从1938年至1964年，美国的科研经费从7000万美元增加到15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中所占比例也从不足0.1％上升到15％。
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以两种方式支出，一是直接拨给联邦行政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二是拨给学校、工业企业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在大学中，一般都有科学研究园区，许多大学附近都有高技术企业存在，往往形成一个大学、企业、工厂的三角带，这样就形成了科研、资金、生产三位一体的机制，这非常有利于产品的创新、发明。企业给予资助，同时也分得利益，这种利益分配制度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三者不断前进。
同样，企业也有自己的研究所，它们会更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如在军工企业为开发美国新一代战机等，就都是依据美军的要求而开发生产的。同时，美国政府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后，还会利用美国世界的影响大力帮助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如在中东，美国政策是决定他们存亡的关键，而美国的武器又是赢取他们口袋里金钱的最好货物。
●柏拉图与硅谷
美国从来没有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家，但美国人却掌握着现代文明的载体。
在人类的传媒领域，媒介载体有这样几类：书信、报纸、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而美国一手创造了后三者，并一举成为其内容的主导者。
所谓一个思想国，是指不仅在哲学领域，而是在任何领域都是该领域思想的主导者，在教育领域要成为教育思想的主导者，在科技领域就是科技创新思想的主导者，美国并没有产生像柏拉图那样的伟大哲学家，但美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强盛，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要把握的关键就是科技的创新思想和政治的“民主”思想，而这需要媒介。美国不希望做希腊那样的哲学国家，而是希望做罗马那样的帝国。
最值得称赞的是它在每个领域内的创新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连，几乎达到各领域和谐共进。
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里，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从当时的电子计算机个体庞大，重逾30吨，占地500平方米，耗电巨大，到今天笔记本电脑成为商务人员的必备品之一。美国不仅一手开创了计算机时代，而且还主导计算机制造业，而最有影响的还是因为美国是互联网的主导者。这样，在计算机行业，美国就主导了创造、制造互联网的全过程，美国不仅从创新中获得庞大的利润，还可以利用这种新的信息维护美国的利益，宣扬美国的思想。
美国的硅谷就是在这时期开始扬名世界的。在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以南，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一带，从1951年开始生产计算机、半导体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目前，硅谷出产的半导体占世界产量的1/4，年产值450亿美元。对此，美国说：如果没有硅谷，世界上将有一半电脑停转。
1964年，IBM公司的IBM860系统诞生，开始了以集成电路为逻辑元件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1970年第四代计算机开始普遍应用，这时计算机已在美国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仅在“阿波罗”计划中就有1.2万多台计算机在应用，至80年代初期，全美有30万台计算机在工作，如果换算作人力的话，这相当于4000亿人的工作量，可以说没有计算机，“阿波罗”计划就不可能成功，美国也达不到今天的繁荣。
70年代后，美国开始致力于计算机网络的开发、应用、发展，在“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美国一直领先世界。1993年初，克林顿上台不久即提出计划，要求美国在10～15年内建成“信息高速公路”，把美国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家庭的计算机联网，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仅以速度和信息量而言，用目前的计算机网络传输3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需要几小时，而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则只需要4.7秒。在1996年10月，克林顿政府又推出“下一代互联网络”计划，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建造比目前互联网至少快100倍以上的网络，包括：用比现在的互联网络快100～1000倍的网络连接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这些网络至少连接100个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并以快1000倍的速度连接大量的机构。这样美国的“下一代互联网”计划的潜在应用领域则几乎无所不包，医疗、国家安全、远程教育、能源研究、生物医学、环境监测、制造等都包涵在内。
计算机业不仅能提高效率而且包含大量的信息。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若以劳动量计算，美国因为有计算机的帮助，实际相当于有数千亿人在工作，那么美国这方面的“人口”则就不是中国单纯的人口能比拟的了。同样，美国所获得的信息也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相比之下，如果说美国是信息的森林，那么就非洲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则是处在信息的沙漠中，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差别，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缺乏信息就相当于缺乏资源，不仅在战场上无法取胜，也同样在商场上无法获益。
●从开发产品到开发思想
在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有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是逐渐从“以机器制造机器”向“机器设计机器”的方向发展，用机器来制造机器是人类进步中一个鲜明的脚印，标志着工业社会的开始。福特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引入汽车制造业，由此而引发了工业进入规模化的阶段，而计算机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用计算机来设计机器原件成为可能，也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标志。人类终于有这么一天，终于可以将繁重的、具体的劳动交给机器了，而他们自己则只从事人类更愿意从事的思想设计，将你的理想融于你的设计，相信以后的产品开发将会越来越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和今天大家使用千篇一律的东西不同，以后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产品设计，如在亚洲，他们更喜欢丰富多彩的手机、手机铃声等，这和欧美注重实用就行的观念有所不同，这也是亚洲将主导未来工业设计的例证之一——亚洲的多元文化更有利于个性化的开发。
世界也许就是这样矛盾，注重个人主义的欧美却满足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以及更看重实用，因而忽视了人的思想在产品表现上的活跃。在亚洲，集权制度下的思想却存在于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尽管某一地域内的人们不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但却越来越看重个性化的东西。多元文化的思想渊源也注定亚洲将是未来工业设计的发源地，也许，这就是物极必反。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已经在流水线上暂告一段落，而封建集权的束缚也让亚洲人更想追求个人的不同。
历数美国的社会进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建国之初，美国还是一半是农业社会，一半是种植园经济的社会。到了南北战争之时，美国则是到了一半是工业社会，一半是种植园社会的体制，也正是两者的矛盾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之后，美国紧随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并且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大国；到了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社会，这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渐让位于科技创新带动社会的模式；之后，美国更愿意扮演一个金融家和科学家，而把工厂老板的角色让给像新兴的亚洲社会这样的地区。并且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后，美国也更愿意在信息领域来领导世界——信息价值更为巨大，获得也更为迅速，这从微软公司的发展就看得出来，微软用了十年时间就达到了福特公司100年的创造价值。在美国大规模的工厂外，许多制造业的实际生产都是在国外，而在国内仅保留公司的核心部门——科研开发基地和设计部门，也就是说，美国公司将大脑留在了美国，而将制造机器的双手留在了国外，因为人的双手是要服从大脑的，更重要的是，在信息社会，思想产品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工业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微软能在短短10年时间完成福特100年的任务，一句话，人类的竞争已到了思想竞争的时代，工业竞争已经过时。
从产品开发到思想开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走向，这和人一样，总是希望在衣食不愁之后，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愿望。
同时，我们也不要以为西方经济强大就会促使西方思想有了超越世界的优势，中国、阿拉伯、美洲的文明就没有价值了，不是这样。相反，西方文明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很有可能已经油尽灯枯，这从福山的《文明的终结》一书就可以得到印证，即西方在失去冷战目标之后，就显得无所适从，而不是总结出更加优秀的思想。从现代欧美的思想潮流也可以看出，并没有什么新意的东西，也没有解决西方本质矛盾的思想出现。并且，思想对于人类而言有非常强的共性，尤其是接近人性的、世俗的思想，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得到流行。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世界共鸣的文明，而并不是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认为西方人只把它当成文明遗迹一样的东西。儒家思想同样在欧洲盛行，在德国这样思想家辈出的国家，孔子的雕像也昂然屹立在一个公园中，上面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人既熟悉康德、黑格尔，也熟悉孔子，认为他和康德同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德国的公园中有这样的字句，也颇有意味，它既表达了罗马传教士初次在中国弄懂这句话时的震惊——耶稣也是这么教育他的教徒的，但孔子比耶稣早了500年，这让西方人震惊，原来耶稣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早在西方初次接触中国的时候，西方人就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论语》大概早在17世纪就出版了，然后又转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等。有意思的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是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远渡重洋来中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向中国这些世俗人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企图将他们纳入到基督教的世界中，但他们在事实上却扮演了文明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既向东方传播了基督教文明，也向西方传播了儒家文明。这些传教士把孔子译成了“Confucius”这个拉丁文，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也就是他将《论语》译成了拉丁文，这本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还有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以及像詹姆斯·利格这样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的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明并不是完全要排斥异类，而是如同莫格在其《他说的仍在实行》所说的那样，“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实用哲学，信奉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爱国主义”。
由于孔子和耶稣基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同等重要，都代表着一个文明，但不同的是孔子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没有宗教成分，但它所影响和信奉的与后者一样，故儒家哲学及整个东方文明都更容易为普通社会所接受，也更有益于构建现代的和谐社会。同时，伴随东亚经济的崛起，西方以往那种以为只有奉行西方文明才能富裕的想法大受打击，西方不得不重新审视东方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