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1/2）
作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李杨杨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现实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杨沫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击使这个不能自立的中学生"变得像老人似的忧郁、沉默、感到人生是那么可怕……"渴望与绝望在杨沫心中不断地斗争。
几个同学向杨沫伸出友爱的手，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威逼加紧，动不动骂女儿不孝，不听话。忍无可忍的杨沫在一个夜晚从家里逃出来，住在同学那里，但找不到工作，无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可是，兄嫂见我这么狼狈，怕我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这样一来，生活给我的刺激更大了！于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海成了我唯一亲密的朋友。我对着大海哭泣，我对着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我不向恶势力屈服，不去当有钱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条么？……这时，死亡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着天上的白云，凝视着美丽的晚霞，遥望天水交接的远方，流着眼泪，多么想纵身跳进大海……"（《青春是美好的》）看了这段回忆，我们会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准备好像从这时已经开始，或者开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优秀的书籍，不断激励她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这样结束生命。不久，靠一个同学的帮助，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的罪行。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杨沫认为她那时的作品"内容是空虚的、浮浅的，语言则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腔调。"（《红红的山丹花》后记）这四篇作品确有生活观察不深，细节描写不够，显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时的杨沫，已能驾驭文学之笔，用短篇小说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塑造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喜的第一步，显示出她的创作才能；也表明，创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青春：在战火中度过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员马建民。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渴望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孩子，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０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结构、布局、使用语言、个性刻画——说起来本无能得可怜……"那时苇塘的生活使她激动，但又觉得驾驭小说的能力还不够。三年过去，杨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终于完成她创作生涯中第一个中篇《苇塘纪事》。这篇描写冀中苇塘地区反扫荡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现出人民战争生活的场面。《七天》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场地道战。一位老同志带领七个新学员，在漆黑的地道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终于取得胜利。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杨沫在《红红的山丹花》的后记中总结道："我感到它们的内容扎实了，有了生活基础，也有了些群众语言。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被我写得太实了，也就是现实生活太多，浪漫主义太少。丰富、光彩夺目、充满战斗气息的沸腾生活，却被我写得那么平淡无奇，黯然失色，不能动人心魄。"杨沫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中和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不断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人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三十七万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报》曾连载过其中几章。初版的三十五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现实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杨沫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击使这个不能自立的中学生"变得像老人似的忧郁、沉默、感到人生是那么可怕……"渴望与绝望在杨沫心中不断地斗争。
几个同学向杨沫伸出友爱的手，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威逼加紧，动不动骂女儿不孝，不听话。忍无可忍的杨沫在一个夜晚从家里逃出来，住在同学那里，但找不到工作，无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可是，兄嫂见我这么狼狈，怕我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这样一来，生活给我的刺激更大了！于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海成了我唯一亲密的朋友。我对着大海哭泣，我对着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我不向恶势力屈服，不去当有钱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条么？……这时，死亡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着天上的白云，凝视着美丽的晚霞，遥望天水交接的远方，流着眼泪，多么想纵身跳进大海……"（《青春是美好的》）看了这段回忆，我们会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准备好像从这时已经开始，或者开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优秀的书籍，不断激励她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这样结束生命。不久，靠一个同学的帮助，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的罪行。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杨沫认为她那时的作品"内容是空虚的、浮浅的，语言则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腔调。"（《红红的山丹花》后记）这四篇作品确有生活观察不深，细节描写不够，显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时的杨沫，已能驾驭文学之笔，用短篇小说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塑造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喜的第一步，显示出她的创作才能；也表明，创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青春：在战火中度过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员马建民。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渴望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孩子，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０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结构、布局、使用语言、个性刻画——说起来本无能得可怜……"那时苇塘的生活使她激动，但又觉得驾驭小说的能力还不够。三年过去，杨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终于完成她创作生涯中第一个中篇《苇塘纪事》。这篇描写冀中苇塘地区反扫荡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现出人民战争生活的场面。《七天》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场地道战。一位老同志带领七个新学员，在漆黑的地道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终于取得胜利。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杨沫在《红红的山丹花》的后记中总结道："我感到它们的内容扎实了，有了生活基础，也有了些群众语言。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被我写得太实了，也就是现实生活太多，浪漫主义太少。丰富、光彩夺目、充满战斗气息的沸腾生活，却被我写得那么平淡无奇，黯然失色，不能动人心魄。"杨沫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中和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不断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人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三十七万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报》曾连载过其中几章。初版的三十五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