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后的金朝政治史（1/2）
作者：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看来就是这样，1142年以后，一个和平的共处时期已经实现在望。此后70年间有过两次干扰，一次由金引起，一次则是由宋引起。由此可以证明抗金派的势力并没有随着1142年和议的签订而消亡，宋廷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不过，和议还是即刻就为两国带来了此后数年的和平。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正统的王朝，并且不断地向汉化的政治实体转变。这种从残存很多部落的、封建领地因素的社会向一个官僚政治组织的转变，不可能不伴随着女真贵族中保守势力的反抗。熙宗（1135—1150年在位）幼龄践位，在他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外交和军事事件中，他从未起过主要的作用，所有军国大政，他都委之以宗室大臣。在这位继承人身上，缺少从太祖和太宗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领袖气质，再者，他也不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甚至常常耽溺于杯中，比通常以豪饮著称的女真人更甚。不过，金朝此时既然并未处于任何危急的环境，一个像他这样的统治者就很可以被那些更有眼光的宗室大臣所容忍，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事来妨碍他对个人享乐的追求。的确，在西北草原上一些桀骜难驯者与金朝之间也曾爆发过边境战争，但金朝如今也学会像宋那样采取姑息政策了。
蒙古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主要角色登台了。这似乎已是12世纪中叶，他们的部落已经相当巩固，足以使金朝将其作为潜在伙伴并与其签订协议了，宋朝一方的汉文史料对此的记载是在1145—1147年，蒙古国被“安抚”而且册其酋长熬罗勃极烈为朦辅国主，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熬罗勃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大金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
文中的熬罗勃极烈指的是哪一个蒙古酋长，至今尚不清楚，这个头衔是一个混称；后一半“勃极烈”（bogile）是女真词，意为首领、酋长，而前一半“熬罗”（a’urn {gh}）可能是蒙古词的“主帐”。一位现代日本学者提出，熬罗勃极烈（Ao-lo Po-chi-lieh）应该是指合不勒汗，即成吉思汗的祖父，《蒙古秘史》告诉我们，他确实曾经“统治全体蒙古人”。②
这就是说，在1146年到1147年前后，蒙古的酋长已经成为金朝的“外臣”，并且还有与这一身份相符的特定封号。《蒙古秘史》和《元史》对此都缄口不言，这并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奇怪的。而《金史》也对此事缺载，很可能是因为此书编纂于蒙元时期，因而对于蒙古在成吉思汗祖先的年代所曾具有的臣属地位，基本上都忽略过去。因此，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有关早期蒙古与金关系的材料，都来自宋人的记载，宋人是不必理睬蒙古统治者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的。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在1146年以后，蒙古人已经成为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对于他们，辽朝时的政权就已经感到很难控制了。如今这种政治格局，多少与前代的情况相似，那个时候，是女真人自己曾做过辽朝东边的臣属，而且在竭力从他们的主子那里争取形式上和事实上的独立。同样在1146年，金朝还想把西辽争取到自己一方来，西辽即哈剌契丹，是由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帝国。但是金朝在外交上的这一主动之举却以失败告终，主要使节在前往遥远的西方途中被杀。就是这位使节，在1144年曾成功地与西夏以西的回鹘人建立了联系。与宋、高丽和西夏等国不同，不管怎样，回鹘不是每年正旦和皇帝寿辰时定期派遣使节到金廷朝贺，而只是不定期地送一些当地特产给金廷，以表示敬意而已。
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要说还有什么引起不安的因素的话，那就是金朝皇帝个人的原因了。除了他上述那些行为之外，他似乎总为狂躁所扰，接连不断地以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杀害大臣甚至本氏族的成员。必然的结果是，朝内结成了反对他的集团，并于1150年1月9日动手将熙宗杀掉。这个集团的主谋，是熙宗的表兄弟迪古乃，汉名完颜亮（1122—1161年）。他理所当然地登基称帝，但《金史》并不承认他为皇帝，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为海陵王。1180年，在他已死去多年之后，甚至被降为庶人。
海陵王的插曲
在中国暴君的位置上，海陵王有幸占得一席之地。宋朝与金朝的史料异口同声地将他说成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从这个角度说他确实远比熙宗更坏，对他来说，杀掉对手简直就是在履行一道手续，哪怕这个对手是本族的宗室成员也在所不惜。他把被杀害的兄弟的妻妾拿来充实自己的后宫，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他的荒淫被描绘得比嗜杀更甚，以致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竟至成为流行的黄色书籍中的主角，他那些劣迹在书中被津津有味地加以描述。但是，如果仅从伦理观念来判断他这样一个人，可能是要犯错误的。其实，比起最初印象所显示出的那个残忍无情的篡权者来，海陵王要远为复杂得多，他的真实的方法和目的，往往是隐藏在表面上那种愚蠢的暴力行径背后的。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一个更集权化的、有更多支配权的氏族首领向**主义的独裁君主转化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让人听起来似乎奇怪的是，他还强烈地倾慕汉族的文明，在一些方面，他对女真贵族进行残酷打击的行为，也可以解释成在进行一场斗争，他以此来打击那些旧的部落式的和封建式的生活方式的拥护者。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清洗吴乞买的后代，因为他想争得从阿骨打一系传下来的皇位继承权。海陵王热心阅读和钻研汉族的经典及史书。宋朝的不少汉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是在宋金恢复邦交之后与他见面的。通过这些人，他养成了不少典型的汉族习惯，诸如下棋和饮茶，以致从他自幼就得到过一个绰号Po－lieh-han（勃烈汉），这是女真语，其意是“貌类汉儿”。①
在海陵王的统治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国家和社会汉化的改革。无论是礼乐、仪式上还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不再满足于女真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偏处于东北的不发展地区的现状，决心将政治中心南移。在此之前一直是金朝南京的燕京（今北京）被重建起新的宫殿。1152年，海陵王开始定居于燕京，将它定名为中都。几年之后的1157年，他甚至下令毁掉位于东北地区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宫室，而且将这个城镇降到低等的一个州的首府地位。他还下令在前宋的国都开封修建皇家宫室，将其称之为南京。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海陵王是多么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女真族的首领。他把自己看成为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对手之后，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是破坏了1142年的和议。
从1159年起，海陵王为发动大规模侵宋战争而进行全面备战。为了避免因西夏边界问题可能造成的骚乱，他急遣兵部尚书去巡视并界定西夏边界。他大括天下骡马，据载，调马总数一度达到56万匹。将各处兵器都集中在一起并临时储藏于中都。海陵王知道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不能仅仅依靠女真兵，所以又签发诸路汉军，此举遭到各地汉人的反抗，《金史》中载有由汉人，特别是在东南部与宋接壤地区的汉人发动的几场较小的叛乱。在百姓中募兵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161年夏天。
海陵王预见到向宋朝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依赖于河运，与宋朝水军进行水战也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又藉诸路水手得3万人，并征调大批船只进行运输和充作战船。遵循女真旧俗，海陵王亲自担任最高统帅。1161年七月，大兵从中都出发抵达南京（开封）。此后不久，为了表明他将继承正统来统治整个中国，他竟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残忍，下令将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家族所有子男全部杀害，以此来检验是否还有伪称为前辽和前宋皇室的人存在。据载，仅在1161年夏天，就有130多人被杀害。海陵王的残忍行为使契丹人中一直存在的不满加剧了，他们诉诸于公开的反抗，海陵王不得不派遣一支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开赴东北进行镇压。海陵王的另一个暴行是杀害了他的继母、皇太后徒单氏和她的十余名宫廷侍婢，理由是她敢于谏止他的伐宋之举。
海陵王显然从未发布正式的伐宋宣言，在他大举备战的整个时期，通常的外交往来和在正旦及皇帝生辰派遣使者前往朝贺的仪式，一直都在持续而未受到任何干扰，尽管金的战争动员不可能不引起宋廷的注意。1161年夏季，金朝照例派遣使节去祝贺宋高宗的生辰，这位使节直至1161年6月14日才被召见。按照《宋史》的说法，有个使节“举止无礼”，还威胁宋廷说海陵王不久就要对宋用兵，这一无礼行为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论如何，宋朝已经有了充分的警觉，并且抓紧时间加强他们在边境上的工事。
海陵王此时已将重兵集结于淮水。10月15日他从开封出兵，几日之后金兵渡过淮水（10月28日），开始向长江逼进。将长江作为最重要防线的宋朝，却既无法制止金的侵略，也无法阻止金兵到达江边。他们只能将大量军队集中于长江南岸来抵挡金兵任何过江的企图。好在在另外一些战场上，宋朝还算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收复了西部边境上一部分原被金朝占领的州县。海陵王最初可能曾抱有的打一场“闪电战”的希望，因此而被打破了。
海陵王设帐于扬州附近，此刻他属下的一些将领企图溯江而上，于上游约60公里处的采石（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南部）渡江，但这次的渡江努力在1161年11月26日到27日宣告失败。宋朝的史学家后来将金兵未能南渡过江作为一场伟大的胜利，并将其与公元383年那场著名的淝水之战相比，在那场战役中，南迁的晋国号称击败了由前秦统治者苻坚率领的北方侵略军。
淝水之战在中国的史书中被奉为典范，它强调的是，汉族文明的捍卫者是能够击败野蛮的北方民族的入侵的。今天的学者则认为，淝水之战即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①。采石之战的胜利是否也被宋做了类似的理想化的夸大处理，也同样是一个问题。据宋朝的史料说，宋在采石仅有1.8万名士兵，而金却有40万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讹传，虽然仅就集中于采石一带的军队来说，1.8万名可能是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但宋集中于长江中游防线的总兵力，在其他文献所载的数字则是12万人。而据他们所说的金朝那40万人，其实是海陵王属下金兵的总数，并且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了许多服务于军队的非战斗人员。即使是宋的史料，谈到进攻者一方的失败时也不尽一致，有的说是在过江时被溺死于江中；也有的则说是到达南岸之后在搏斗中被战败的。
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石之败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早在战前，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的将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成为不可能。再者，金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当时的背景和战争本身之后得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②但是此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强大。
海陵王这场鲁莽战争的最后结局，主要倒不是因战败而是因其他因素造成的。在备战的这几年，海陵王甚至在他自己的亲信中都引起了仇恨。所以当1161年的12月15日他与他的五个妾一起被一群将士射死于扬州附近的营帐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海陵王的独裁统治，导致了女真贵族以及契丹人、渤海人、汉人的普遍不满，结果是皇室中比较稳健的一派发动了政变，将他推翻并拥戴他的表兄弟乌禄为帝，后者早在1161年的10月27日就已经在辽阳登基称帝了，此时距海陵王的被杀还有好几个星期。辽阳的这一惊人消息肯定在12月中旬就传到了扬州，并因此激发那些将士采取了行动。新的皇帝庙号世宗（1123—1189年），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契丹人的反叛，中国各省的动荡不安，以及因对宋战争引起的各种争议等等。这对于世宗的才能是不小的考验，世宗则向世人证明了，他有能力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并使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即他不仅位居于在那些伟大的女真首领之中，而且也是中国诸多登上皇帝宝座的最杰出人物中的一个。
世宗朝的鼎盛（1161—1189年）
新即位的皇帝完颜雍（本名完颜乌禄，生于1123年，在位时间是1161年至1189年，庙号世宗）是太祖之孙，他的父亲完颜宗辅在早期的金朝中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的母亲并非出身于那些与完颜氏世代联姻的女真氏族，而是渤海人的后代。渤海的成分构成了金朝人口中文化较为先进的部分之一。早在海陵王还在世的时候，未来的世宗就已经是他的一名公开的反对派，并因此未能留在首都任行政长官，而是被派到东京任留守。东京位于辽阳，是原来渤海国的领地。
1161年夏天爆发契丹人的起义，世宗在他的辖区之内成功地镇压了难以驯服的契丹人。主要靠着渤海人的支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靠着那些对海陵王一意孤行发动侵宋战争不满的女真贵族的支持，称帝之后，世宗便迅速赶到了中都（今北京）。他在1162年年初颁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撤回长江前线的金兵。同年春天，他还遣使到宋，要求正式与宋恢复通好。但是世宗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到遣散武装的地步，在淮河地区以及西南前线，亦即金与宋的蜀地（四川）接壤的地区，还在不断地发生边境冲突。最后到1165年，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万士卒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
宋金和议拖延数年才得以缔结，确实应该归咎于宋。宋一直寄希望于金内部的动乱，也就是契丹人的反叛。金发动侵宋战争的时候，契丹人和奚人曾一致拒绝金的签发，乃至起兵反抗他们的女真主子。奚是一个突厥部落。契丹人起义的中心在西北路一带，位于今天长城附近。一些契丹首领曾试图与宋建立接触以获得支持。但这支起义军于1162年秋被世宗击溃，一些被打散的契丹兵逃亡到宋。现存的契丹军事单位被废除，其成员被分散编入女真的军事单位之中，只有始终忠实于金的一些契丹首领被允许保持了原来的头衔。为了防止那些仇视金朝的当地人的反叛，也为了抵御更为桀骜难驯的西北边邻蒙古人，此后几年，世宗在西北路的几十个城镇设立了军事要塞。
短短几年之内，世宗就这样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世宗竭力想做一个公正的、节俭的统治者，并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①不过，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并不盲目地崇拜汉族文明，相反却对淳朴的女真旧习眷恋不已，在仍然生活于祖先发源之地东北的女真人身上，他看到过这些旧俗的具体体现。世宗对女真的贵族和平民中日益增长的汉化倾向感到忧虑，并且采取了诸如下令禁止取汉名、着汉服等措施，想使女真民族保持民族特性。金朝的故址会宁被重修，被重新抬高到上京的地位。1184年到1185年间，世宗几乎全年都在上京度过，设宴举行赞扬祖先功绩的纪念活动，倾听歌者对当年阿骨打创业的颂扬。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世宗时长期的内部稳定和相对繁荣，在后来那些年甚嚣尘上的倾轧纷争中，金朝才得以维持下来。到他的继承人即位时，金朝开始衰落，但这既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女真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的玩忽，也不能归咎于最高决策层的无能，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敌人的攻击，这个敌人对于金的可怕程度，甚于当年女真人对于宋朝。12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眼看着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联盟的崛起，并眼看着他们在获得至高无上的霸权和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统治的过程中攀上了第一道阶梯。
宋朝的北伐：1206—1208年的战争
世宗死于1189年初，定为太子的显宗早在1185年就已死去，所以继承帝位的是世宗的孙子，庙号章宗（1168—1208年）。章宗并没有他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是他为人和善，能够在宗室和身任文武大臣的地位显赫的女真贵族之间维持一种理解和一致。关于女真人的汉化问题，尽管朝廷曾颁布了种种禁令，但汉族的生活方式还是越来越多地被女真人乃至契丹人所采用。然而，衰亡前的种种征兆却在逼近，其中最感棘手的就是蒙古的威胁。如果说前些年这还不过是一种恐慌的话，现在它已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个对于金朝内部稳定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是多少超出于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的，即使它是最好的政府。此前的几年间，黄河在河北与山东的平原曾一再地决口，1194年的一次，不仅淹没了大片地区，并且形成了两个新的河道（见地图18）。这些大灾荒影响的都是国内最肥沃的、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与之俱来的结果通常便是农民破产流亡，驿传中断，民众之中不时发生的骚乱。近年来的研究者认为，金朝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些自然灾害，它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①
对于金朝的内部状况，宋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宋对于蒙古势力的崛起究竟知道多少，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章宗统治下的金朝政府却终于理解了蒙古的危险程度，而且从1192年起，沿西北边界大规模地修壕堑，立堡塞，以防御塔塔儿、汪古、珊竹和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这些防卫措施，以及多次以“惩罚”为由向蒙古地区的出兵，都大大加重了金朝的赋税负担。偏偏在此时，黄河的洪水又冲垮了中国北方农业收入最有盈余的地区。政府于是诉诸于拘括汉人尤其是那些逃税人的土地，将其分给他们所依靠的女真人。这种做法伴随的必然后果，就是加剧了汉人和女真人的紧张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金朝当然顾及不到有关是否放弃与宋并存的政策等等事宜。在与宋接壤的地区，他们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他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今北京）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
地图18 黄河改道，1194年
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从1204年起，宋朝的军队就对金朝淮河一带边界进行不断的侵扰。担负这场收复失地重任的宋臣是韩侂胄，1194年在拥立宁宗一事上有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宋军在金朝边界上发动的袭击，不是出于他的暗中唆使，就是出于他的默许，以致在1204年后的几年间，双方的敌意一直在持续上升。最初，这一切并未妨碍正式的外交往来，也未影响到宋向金支付的岁币，但是每当朝廷举行仪式并附带会见外国使节时，就能感觉到那种仇视在升温。在1206年（2月5日）宋廷举行新年朝贺时，金朝贺正旦使节误以为宋朝大臣直呼了金朝皇帝的父亲的名字，认为这冒犯了禁令，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宋朝当然将此看成是金使傲慢无礼。所有这一切使双方都被激怒，两国间已无法保持原来的关系了。
1206年夏季，宋朝大臣韩侂胄认为出兵北伐的最后时机已经成熟。辅佐他的制置使叶适（1150—1223年）是著名的学者，被委任起草一份伐金诏书，叶适却以反对兴兵为由拒绝了，结果被贬斥到一个州去做官。取代他的李壁，是韩侂胄的追随者，也是主战派成员之一。他起草的伐金诏书于1206年6月14日颁布后，在宋朝各地广为流传。六天以后，宋帝正式宣告北伐战争开始，举行了庄重的祭告天地、祖先、社稷的仪式，这个仪式一旦举行，战争便已无法挽回。与此同时，金朝明白战争势在必行，他们也按照通常的惯例，动员全体军队，举行隆重的仪式，向祖先和神灵告称1165年和议现状已被破坏，他们将出师应战。
宋朝的这份伐金诏书被全文保存下来，其内容是表达对金统治的愤慨，声讨金朝的罪行。它断言金朝因作恶多端和无能，已经失去了上天的护佑，因而也就失去了统治他们国家的合法资格。诏书还强调，他们坚信
蒙古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主要角色登台了。这似乎已是12世纪中叶，他们的部落已经相当巩固，足以使金朝将其作为潜在伙伴并与其签订协议了，宋朝一方的汉文史料对此的记载是在1145—1147年，蒙古国被“安抚”而且册其酋长熬罗勃极烈为朦辅国主，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熬罗勃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大金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
文中的熬罗勃极烈指的是哪一个蒙古酋长，至今尚不清楚，这个头衔是一个混称；后一半“勃极烈”（bogile）是女真词，意为首领、酋长，而前一半“熬罗”（a’urn {gh}）可能是蒙古词的“主帐”。一位现代日本学者提出，熬罗勃极烈（Ao-lo Po-chi-lieh）应该是指合不勒汗，即成吉思汗的祖父，《蒙古秘史》告诉我们，他确实曾经“统治全体蒙古人”。②
这就是说，在1146年到1147年前后，蒙古的酋长已经成为金朝的“外臣”，并且还有与这一身份相符的特定封号。《蒙古秘史》和《元史》对此都缄口不言，这并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奇怪的。而《金史》也对此事缺载，很可能是因为此书编纂于蒙元时期，因而对于蒙古在成吉思汗祖先的年代所曾具有的臣属地位，基本上都忽略过去。因此，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有关早期蒙古与金关系的材料，都来自宋人的记载，宋人是不必理睬蒙古统治者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的。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在1146年以后，蒙古人已经成为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对于他们，辽朝时的政权就已经感到很难控制了。如今这种政治格局，多少与前代的情况相似，那个时候，是女真人自己曾做过辽朝东边的臣属，而且在竭力从他们的主子那里争取形式上和事实上的独立。同样在1146年，金朝还想把西辽争取到自己一方来，西辽即哈剌契丹，是由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帝国。但是金朝在外交上的这一主动之举却以失败告终，主要使节在前往遥远的西方途中被杀。就是这位使节，在1144年曾成功地与西夏以西的回鹘人建立了联系。与宋、高丽和西夏等国不同，不管怎样，回鹘不是每年正旦和皇帝寿辰时定期派遣使节到金廷朝贺，而只是不定期地送一些当地特产给金廷，以表示敬意而已。
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要说还有什么引起不安的因素的话，那就是金朝皇帝个人的原因了。除了他上述那些行为之外，他似乎总为狂躁所扰，接连不断地以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杀害大臣甚至本氏族的成员。必然的结果是，朝内结成了反对他的集团，并于1150年1月9日动手将熙宗杀掉。这个集团的主谋，是熙宗的表兄弟迪古乃，汉名完颜亮（1122—1161年）。他理所当然地登基称帝，但《金史》并不承认他为皇帝，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为海陵王。1180年，在他已死去多年之后，甚至被降为庶人。
海陵王的插曲
在中国暴君的位置上，海陵王有幸占得一席之地。宋朝与金朝的史料异口同声地将他说成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从这个角度说他确实远比熙宗更坏，对他来说，杀掉对手简直就是在履行一道手续，哪怕这个对手是本族的宗室成员也在所不惜。他把被杀害的兄弟的妻妾拿来充实自己的后宫，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他的荒淫被描绘得比嗜杀更甚，以致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竟至成为流行的黄色书籍中的主角，他那些劣迹在书中被津津有味地加以描述。但是，如果仅从伦理观念来判断他这样一个人，可能是要犯错误的。其实，比起最初印象所显示出的那个残忍无情的篡权者来，海陵王要远为复杂得多，他的真实的方法和目的，往往是隐藏在表面上那种愚蠢的暴力行径背后的。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一个更集权化的、有更多支配权的氏族首领向**主义的独裁君主转化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让人听起来似乎奇怪的是，他还强烈地倾慕汉族的文明，在一些方面，他对女真贵族进行残酷打击的行为，也可以解释成在进行一场斗争，他以此来打击那些旧的部落式的和封建式的生活方式的拥护者。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清洗吴乞买的后代，因为他想争得从阿骨打一系传下来的皇位继承权。海陵王热心阅读和钻研汉族的经典及史书。宋朝的不少汉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是在宋金恢复邦交之后与他见面的。通过这些人，他养成了不少典型的汉族习惯，诸如下棋和饮茶，以致从他自幼就得到过一个绰号Po－lieh-han（勃烈汉），这是女真语，其意是“貌类汉儿”。①
在海陵王的统治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国家和社会汉化的改革。无论是礼乐、仪式上还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不再满足于女真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偏处于东北的不发展地区的现状，决心将政治中心南移。在此之前一直是金朝南京的燕京（今北京）被重建起新的宫殿。1152年，海陵王开始定居于燕京，将它定名为中都。几年之后的1157年，他甚至下令毁掉位于东北地区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宫室，而且将这个城镇降到低等的一个州的首府地位。他还下令在前宋的国都开封修建皇家宫室，将其称之为南京。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海陵王是多么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女真族的首领。他把自己看成为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对手之后，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是破坏了1142年的和议。
从1159年起，海陵王为发动大规模侵宋战争而进行全面备战。为了避免因西夏边界问题可能造成的骚乱，他急遣兵部尚书去巡视并界定西夏边界。他大括天下骡马，据载，调马总数一度达到56万匹。将各处兵器都集中在一起并临时储藏于中都。海陵王知道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不能仅仅依靠女真兵，所以又签发诸路汉军，此举遭到各地汉人的反抗，《金史》中载有由汉人，特别是在东南部与宋接壤地区的汉人发动的几场较小的叛乱。在百姓中募兵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161年夏天。
海陵王预见到向宋朝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依赖于河运，与宋朝水军进行水战也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又藉诸路水手得3万人，并征调大批船只进行运输和充作战船。遵循女真旧俗，海陵王亲自担任最高统帅。1161年七月，大兵从中都出发抵达南京（开封）。此后不久，为了表明他将继承正统来统治整个中国，他竟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残忍，下令将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家族所有子男全部杀害，以此来检验是否还有伪称为前辽和前宋皇室的人存在。据载，仅在1161年夏天，就有130多人被杀害。海陵王的残忍行为使契丹人中一直存在的不满加剧了，他们诉诸于公开的反抗，海陵王不得不派遣一支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开赴东北进行镇压。海陵王的另一个暴行是杀害了他的继母、皇太后徒单氏和她的十余名宫廷侍婢，理由是她敢于谏止他的伐宋之举。
海陵王显然从未发布正式的伐宋宣言，在他大举备战的整个时期，通常的外交往来和在正旦及皇帝生辰派遣使者前往朝贺的仪式，一直都在持续而未受到任何干扰，尽管金的战争动员不可能不引起宋廷的注意。1161年夏季，金朝照例派遣使节去祝贺宋高宗的生辰，这位使节直至1161年6月14日才被召见。按照《宋史》的说法，有个使节“举止无礼”，还威胁宋廷说海陵王不久就要对宋用兵，这一无礼行为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论如何，宋朝已经有了充分的警觉，并且抓紧时间加强他们在边境上的工事。
海陵王此时已将重兵集结于淮水。10月15日他从开封出兵，几日之后金兵渡过淮水（10月28日），开始向长江逼进。将长江作为最重要防线的宋朝，却既无法制止金的侵略，也无法阻止金兵到达江边。他们只能将大量军队集中于长江南岸来抵挡金兵任何过江的企图。好在在另外一些战场上，宋朝还算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收复了西部边境上一部分原被金朝占领的州县。海陵王最初可能曾抱有的打一场“闪电战”的希望，因此而被打破了。
海陵王设帐于扬州附近，此刻他属下的一些将领企图溯江而上，于上游约60公里处的采石（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南部）渡江，但这次的渡江努力在1161年11月26日到27日宣告失败。宋朝的史学家后来将金兵未能南渡过江作为一场伟大的胜利，并将其与公元383年那场著名的淝水之战相比，在那场战役中，南迁的晋国号称击败了由前秦统治者苻坚率领的北方侵略军。
淝水之战在中国的史书中被奉为典范，它强调的是，汉族文明的捍卫者是能够击败野蛮的北方民族的入侵的。今天的学者则认为，淝水之战即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①。采石之战的胜利是否也被宋做了类似的理想化的夸大处理，也同样是一个问题。据宋朝的史料说，宋在采石仅有1.8万名士兵，而金却有40万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讹传，虽然仅就集中于采石一带的军队来说，1.8万名可能是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但宋集中于长江中游防线的总兵力，在其他文献所载的数字则是12万人。而据他们所说的金朝那40万人，其实是海陵王属下金兵的总数，并且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了许多服务于军队的非战斗人员。即使是宋的史料，谈到进攻者一方的失败时也不尽一致，有的说是在过江时被溺死于江中；也有的则说是到达南岸之后在搏斗中被战败的。
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石之败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早在战前，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的将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成为不可能。再者，金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当时的背景和战争本身之后得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②但是此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强大。
海陵王这场鲁莽战争的最后结局，主要倒不是因战败而是因其他因素造成的。在备战的这几年，海陵王甚至在他自己的亲信中都引起了仇恨。所以当1161年的12月15日他与他的五个妾一起被一群将士射死于扬州附近的营帐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海陵王的独裁统治，导致了女真贵族以及契丹人、渤海人、汉人的普遍不满，结果是皇室中比较稳健的一派发动了政变，将他推翻并拥戴他的表兄弟乌禄为帝，后者早在1161年的10月27日就已经在辽阳登基称帝了，此时距海陵王的被杀还有好几个星期。辽阳的这一惊人消息肯定在12月中旬就传到了扬州，并因此激发那些将士采取了行动。新的皇帝庙号世宗（1123—1189年），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契丹人的反叛，中国各省的动荡不安，以及因对宋战争引起的各种争议等等。这对于世宗的才能是不小的考验，世宗则向世人证明了，他有能力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并使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即他不仅位居于在那些伟大的女真首领之中，而且也是中国诸多登上皇帝宝座的最杰出人物中的一个。
世宗朝的鼎盛（1161—1189年）
新即位的皇帝完颜雍（本名完颜乌禄，生于1123年，在位时间是1161年至1189年，庙号世宗）是太祖之孙，他的父亲完颜宗辅在早期的金朝中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的母亲并非出身于那些与完颜氏世代联姻的女真氏族，而是渤海人的后代。渤海的成分构成了金朝人口中文化较为先进的部分之一。早在海陵王还在世的时候，未来的世宗就已经是他的一名公开的反对派，并因此未能留在首都任行政长官，而是被派到东京任留守。东京位于辽阳，是原来渤海国的领地。
1161年夏天爆发契丹人的起义，世宗在他的辖区之内成功地镇压了难以驯服的契丹人。主要靠着渤海人的支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靠着那些对海陵王一意孤行发动侵宋战争不满的女真贵族的支持，称帝之后，世宗便迅速赶到了中都（今北京）。他在1162年年初颁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撤回长江前线的金兵。同年春天，他还遣使到宋，要求正式与宋恢复通好。但是世宗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到遣散武装的地步，在淮河地区以及西南前线，亦即金与宋的蜀地（四川）接壤的地区，还在不断地发生边境冲突。最后到1165年，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万士卒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
宋金和议拖延数年才得以缔结，确实应该归咎于宋。宋一直寄希望于金内部的动乱，也就是契丹人的反叛。金发动侵宋战争的时候，契丹人和奚人曾一致拒绝金的签发，乃至起兵反抗他们的女真主子。奚是一个突厥部落。契丹人起义的中心在西北路一带，位于今天长城附近。一些契丹首领曾试图与宋建立接触以获得支持。但这支起义军于1162年秋被世宗击溃，一些被打散的契丹兵逃亡到宋。现存的契丹军事单位被废除，其成员被分散编入女真的军事单位之中，只有始终忠实于金的一些契丹首领被允许保持了原来的头衔。为了防止那些仇视金朝的当地人的反叛，也为了抵御更为桀骜难驯的西北边邻蒙古人，此后几年，世宗在西北路的几十个城镇设立了军事要塞。
短短几年之内，世宗就这样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世宗竭力想做一个公正的、节俭的统治者，并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①不过，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并不盲目地崇拜汉族文明，相反却对淳朴的女真旧习眷恋不已，在仍然生活于祖先发源之地东北的女真人身上，他看到过这些旧俗的具体体现。世宗对女真的贵族和平民中日益增长的汉化倾向感到忧虑，并且采取了诸如下令禁止取汉名、着汉服等措施，想使女真民族保持民族特性。金朝的故址会宁被重修，被重新抬高到上京的地位。1184年到1185年间，世宗几乎全年都在上京度过，设宴举行赞扬祖先功绩的纪念活动，倾听歌者对当年阿骨打创业的颂扬。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世宗时长期的内部稳定和相对繁荣，在后来那些年甚嚣尘上的倾轧纷争中，金朝才得以维持下来。到他的继承人即位时，金朝开始衰落，但这既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女真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的玩忽，也不能归咎于最高决策层的无能，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敌人的攻击，这个敌人对于金的可怕程度，甚于当年女真人对于宋朝。12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眼看着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联盟的崛起，并眼看着他们在获得至高无上的霸权和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统治的过程中攀上了第一道阶梯。
宋朝的北伐：1206—1208年的战争
世宗死于1189年初，定为太子的显宗早在1185年就已死去，所以继承帝位的是世宗的孙子，庙号章宗（1168—1208年）。章宗并没有他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是他为人和善，能够在宗室和身任文武大臣的地位显赫的女真贵族之间维持一种理解和一致。关于女真人的汉化问题，尽管朝廷曾颁布了种种禁令，但汉族的生活方式还是越来越多地被女真人乃至契丹人所采用。然而，衰亡前的种种征兆却在逼近，其中最感棘手的就是蒙古的威胁。如果说前些年这还不过是一种恐慌的话，现在它已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个对于金朝内部稳定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是多少超出于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的，即使它是最好的政府。此前的几年间，黄河在河北与山东的平原曾一再地决口，1194年的一次，不仅淹没了大片地区，并且形成了两个新的河道（见地图18）。这些大灾荒影响的都是国内最肥沃的、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与之俱来的结果通常便是农民破产流亡，驿传中断，民众之中不时发生的骚乱。近年来的研究者认为，金朝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些自然灾害，它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①
对于金朝的内部状况，宋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宋对于蒙古势力的崛起究竟知道多少，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章宗统治下的金朝政府却终于理解了蒙古的危险程度，而且从1192年起，沿西北边界大规模地修壕堑，立堡塞，以防御塔塔儿、汪古、珊竹和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这些防卫措施，以及多次以“惩罚”为由向蒙古地区的出兵，都大大加重了金朝的赋税负担。偏偏在此时，黄河的洪水又冲垮了中国北方农业收入最有盈余的地区。政府于是诉诸于拘括汉人尤其是那些逃税人的土地，将其分给他们所依靠的女真人。这种做法伴随的必然后果，就是加剧了汉人和女真人的紧张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金朝当然顾及不到有关是否放弃与宋并存的政策等等事宜。在与宋接壤的地区，他们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他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今北京）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
地图18 黄河改道，1194年
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从1204年起，宋朝的军队就对金朝淮河一带边界进行不断的侵扰。担负这场收复失地重任的宋臣是韩侂胄，1194年在拥立宁宗一事上有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宋军在金朝边界上发动的袭击，不是出于他的暗中唆使，就是出于他的默许，以致在1204年后的几年间，双方的敌意一直在持续上升。最初，这一切并未妨碍正式的外交往来，也未影响到宋向金支付的岁币，但是每当朝廷举行仪式并附带会见外国使节时，就能感觉到那种仇视在升温。在1206年（2月5日）宋廷举行新年朝贺时，金朝贺正旦使节误以为宋朝大臣直呼了金朝皇帝的父亲的名字，认为这冒犯了禁令，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宋朝当然将此看成是金使傲慢无礼。所有这一切使双方都被激怒，两国间已无法保持原来的关系了。
1206年夏季，宋朝大臣韩侂胄认为出兵北伐的最后时机已经成熟。辅佐他的制置使叶适（1150—1223年）是著名的学者，被委任起草一份伐金诏书，叶适却以反对兴兵为由拒绝了，结果被贬斥到一个州去做官。取代他的李壁，是韩侂胄的追随者，也是主战派成员之一。他起草的伐金诏书于1206年6月14日颁布后，在宋朝各地广为流传。六天以后，宋帝正式宣告北伐战争开始，举行了庄重的祭告天地、祖先、社稷的仪式，这个仪式一旦举行，战争便已无法挽回。与此同时，金朝明白战争势在必行，他们也按照通常的惯例，动员全体军队，举行隆重的仪式，向祖先和神灵告称1165年和议现状已被破坏，他们将出师应战。
宋朝的这份伐金诏书被全文保存下来，其内容是表达对金统治的愤慨，声讨金朝的罪行。它断言金朝因作恶多端和无能，已经失去了上天的护佑，因而也就失去了统治他们国家的合法资格。诏书还强调，他们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