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漫卷世纪风(单世联)--学术权威与红学论争（2/2）
作者：红楼漫卷世纪风-单世联
动中，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评，但一旦进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状态，“大人物”还是余威尚存。李希凡后来控诉：“在纪念曹雪芹二百周年前后，‘新红学’的考据学又大肆泛滥起来。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里以‘权威’的地位多次宣传他的看法，而青年们对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还是继续受到压制。
”（９２）最突出的是１９６４年有几位青年写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后，“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过分简单化”等词汇又被一些文学研究专家“祭起来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评者，并责成某编辑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对俞平伯原文，多方寻找所谓是否有‘引申’、‘夸大’、‘歪曲’之处，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图阻碍批判的进行。直到最后不得不发表这两篇 批判文章时，有些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题目上字斟句酌，大费心机。”（９３）
李所说的两篇文章，就是高淡云、周淇分别发表于《文艺报》与《文学评论》上的两篇《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事实不一定如此，但其义愤之情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问题是压制他青年人的究竟是谁？
其实，４９年之后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学术权威。在政治统领一切的时代，学术服务于政治，全部资源都由领导掌握，个人甚至无权自由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还能有什么学术上的“大人物”？据王佩璋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介绍，１９５３年底，俞平伯应《人民中国》之邀写了《简论〈红楼梦〉》一文后，为郑重起见，把文章寄给了胡乔木，胡“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 俞先生，要他重写。”胡乔木绝非红学家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指挥红学上的“大人物”。不过在５３年，学术权威还没有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威，俞接信后只是让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写了一篇。（９４）然而，政治权威当然不允许学术权威底气尚存，５４年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小人物”李、蓝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战，是因为有政治领袖的支持，在毛看来，像俞平伯这样的学术权威是随时可以被批判、被整肃的“改造对象”。此后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权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权威的支持。李希凡脱颖而出后，俞平伯吓得几年不敢谈红说梦。但依靠政治权威翻身的李希凡也只是权威结构中一个层次，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人物：
１９５４年作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李、蓝的文章不过是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９５）也是在运动期间，何还说：“我们还没成为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９６）
１９５７年，何批评李、蓝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释《红楼梦》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９７）
何其芳之上，还有当时的“文艺沙皇”周扬。１９５４年运动中，周召见“小人物”，“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要我们掌握一两种外国语，不要当崐土作家’，要我们多找某专家‘切磋’、‘研究’等等”。“小人物”对权威天生有一种敬畏心理，李不但对周扬等人“感谢不尽”，而且“在文艺黑线统治下又受到了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思想的熏陶和腐蚀，更加香臭莫辨了。”结果Ｔ凇拔幕蟾锩跋Γ?nbsp;
党需要我拿起笔进行战斗的关键时刻，我却被文艺黑线捏着鼻子拉去，做了他们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９８）李这里所检讨的是１９６５年他没有答应**要他写的《海瑞罢官》的文章，结果是**在柯庆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但李并未完全被周捏着鼻子走。１９６４年，李就典型问题批评何其芳。从延安时期开始，何就是周扬手下的一员大将，“何其芳同志的发表他的反批评，是用不着经过‘审查’的，而我在１９６４年６月写的批评文章，送到了《新建设》杂志，却必须由周扬‘审查’。文章在周扬那里一压就是几个月。我只好请旧中宣部文艺处某负责人向周扬催促对此文的处理，得到的第一个答复是：‘不管何其芳态度怎么不好，也不许他李希凡态度不好，文章必须修改。’当时我在气愤之下，就把此文小样寄给了**同志，并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明，此文已送**同志。”最后的结局是：李对文章作了修改后由《新建设》杂志发表，双方各退一步。（９９）
更高的还有中宣部长陆定一。１９５６年陆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讲话，其中说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的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１００）
所有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为大人物在继续压制“小人物”。“文革”砸烂了崐“阎王殿”中宣部，李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的信公开发表，李把它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１９７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红楼梦》，原来由何其芳写的“代序”被换上了李希凡的序。也是这一年，李为其《红楼梦评论集》撰写“三版后记”，专门以“在文学思想战线上”为标题，一口气排比了围绕红学研究所发生的“阶级斗争”：
１９５７年１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２月，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带有长篇序言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９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０年１月，蒋和森同志的《红楼梦论稿》，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经过“重加整理”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特商请何其芳同志崐将他所著的《论〈红楼梦〉》一文节要压缩，作为本书的代序”，重新再版。
１９６０年２月，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俞平伯编辑的错误百出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１９６１年５月，《文艺报》第５期发表了俞平伯的《谈古为今用》的文章。
有人乘机叫嚷：“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
１９６２年４月，捕风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于是，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烦琐考证，在某些报刊上泛滥成灾。
１９６２年６月，旧中宣部指令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翻印买办文人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文化部某负责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适的《序》、《跋》和印章。在柯庆施同志的坚决反对下，才不得不去掉为些反动货色，却又补上俞平伯先生写的《后记》，对此书的来源既无说明，也无批判。
１９６３年２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３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６月，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同年８月，《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１９６４年初，《文艺报》和《文学评论》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写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的文章。《文艺报》收到的那篇原名《前进了多少？》；《文学评论》收到那篇原题为《〈红楼梦〉研究中错误倾向的再现》。如我们在“附记”中指出的，这两篇文章不仅都受到大加删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个题目：《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文学战线上“阶级斗争史”是李希凡当时编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与〈红楼梦〉》等文中作了修正。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关键是等级体制下大小人物之争：“在那时的出版规格中是分等级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为专家们所承认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纵横挥洒叙说历史、声调严厉地评说人物，是因为他这时已经是“大人物”，他的书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经取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成为新版《红楼梦》的“序”，而陆定一、周扬、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护。政治化时代的“大”“小”之别，不完全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随时可以对调。
“文革”以后，“大”“小”人物已不再纯粹由政治地位决定，学术成就和贡献至少理论上是成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但“小人物”与“大人物”的矛盾仍没有消除。红学上的重要资料已经公开出版，但重要的学术刊物，必要的学术经费等等，却是由“大人物”操控的。“小人物”如果与“大人物”观点不同，他们之间就极易产生对立情绪。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欧阳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红楼梦》的真本，脂批脂斋伪托等可能撼动百年红学的新说后，红学论争出现了不仅仅是学术之争的态势。首先是冯其庸等人认为欧阳健是“弄虚作假”、“编假材料”、“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红学“打假”成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莱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当代红学研讨会”的主题；《红楼梦学刊》“连发多篇文章，对欧阳健先生实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国性大刊物，竟然连一句奖掖后进的话也看不到！实在有失大家风范！有的权威甚至不屑看欧文一眼，就破口大骂，比恶婆还狠！”“冯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编的《红楼梦学刊》上，亲自写文章，对欧阳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无学术意味的‘围剿’。”（１０２）结果还引起了“第一桩红学官司”。欧阳健的观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双方关系的真相也还未充分显现，但对冯的批评确已相当激烈。其实，崐与当年李希凡、蓝翎比较，欧阳健还不能算是“小人物”
，发表红学论文时他已年过五十，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的主编。但在红学领域，欧阳健哪能与冯其庸并列？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冯以其《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学叙论》等著述及主编《脂胭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曹雪芹家世 红楼梦文物图录》、《红楼梦大辞典》等重要资料书而成为红学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如果冯其庸不首肯，一种红学新说、一个红学新人恐怕很难在红学领域得到承认，这也就难怪，当欧阳健新说与冯不同、又受到冯其庸的轻慢之后，欧阳健等自然地把冯与５４年**批评过的“大人物”联系起来而自己则以“小人物”自居。
是学术就得有权威，否则就无法发展。至于权威是俞平伯、何其芳还是李希凡、冯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威从何而来，权威是否确实推进了学术发展。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权威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规范，另一方面又保护“小人物”的研究条件和话语权利。因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还属于“计划体制”，在学术资源、科研经费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不但拥有学术权力、而且拥有行政权力的“大人物”，特别应当谨慎宽容，特别应当向蔡元培学习。
２０世纪是红学盛世。新红学以其科学方法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科，５４年以后的红学借助政治运动而普及开来，而红学在其中生成发展的学术体制又是容易引发争论的对立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红学成为２０世纪的显学。回顾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科学红学与政治红学原来都发端于“常识”。当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马上告诉我们：“这个见解，本来并没有什么新奇，本来是很自然的。不过因《红楼梦》被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大家越说越微妙了，故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极平常的见解反觉得它有证明的必要了。”（１０３）李、蓝文章发表后，何其芳认为此文不过是讲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确实，从文学研究角度看，说小说是作者的自传，说小说包含着社会历史内容，都还只是常识，如果说这两个常识已经塑造了２０世纪红学的基本格局的话，那么这正启示着我们崐不应小看常识的威力。新的世纪还会有新思潮涌动，政治思想还会影响文学，但像胡适把科学方法引进红学、**以政治运动重建古典文学研究并造成巨大影响之类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会重现了，新世纪的红学也可以肯定不会是显学了。但红学不会也不应消亡，它的前景既不会是科学的，也不会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学的。在这个意义上，红学有必在引入第三种常识，这就是俞平伯从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们的：《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９２）最突出的是１９６４年有几位青年写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后，“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过分简单化”等词汇又被一些文学研究专家“祭起来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评者，并责成某编辑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对俞平伯原文，多方寻找所谓是否有‘引申’、‘夸大’、‘歪曲’之处，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图阻碍批判的进行。直到最后不得不发表这两篇 批判文章时，有些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题目上字斟句酌，大费心机。”（９３）
李所说的两篇文章，就是高淡云、周淇分别发表于《文艺报》与《文学评论》上的两篇《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事实不一定如此，但其义愤之情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问题是压制他青年人的究竟是谁？
其实，４９年之后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学术权威。在政治统领一切的时代，学术服务于政治，全部资源都由领导掌握，个人甚至无权自由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还能有什么学术上的“大人物”？据王佩璋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介绍，１９５３年底，俞平伯应《人民中国》之邀写了《简论〈红楼梦〉》一文后，为郑重起见，把文章寄给了胡乔木，胡“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 俞先生，要他重写。”胡乔木绝非红学家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指挥红学上的“大人物”。不过在５３年，学术权威还没有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威，俞接信后只是让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写了一篇。（９４）然而，政治权威当然不允许学术权威底气尚存，５４年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小人物”李、蓝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战，是因为有政治领袖的支持，在毛看来，像俞平伯这样的学术权威是随时可以被批判、被整肃的“改造对象”。此后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权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权威的支持。李希凡脱颖而出后，俞平伯吓得几年不敢谈红说梦。但依靠政治权威翻身的李希凡也只是权威结构中一个层次，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人物：
１９５４年作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李、蓝的文章不过是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９５）也是在运动期间，何还说：“我们还没成为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９６）
１９５７年，何批评李、蓝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释《红楼梦》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９７）
何其芳之上，还有当时的“文艺沙皇”周扬。１９５４年运动中，周召见“小人物”，“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要我们掌握一两种外国语，不要当崐土作家’，要我们多找某专家‘切磋’、‘研究’等等”。“小人物”对权威天生有一种敬畏心理，李不但对周扬等人“感谢不尽”，而且“在文艺黑线统治下又受到了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思想的熏陶和腐蚀，更加香臭莫辨了。”结果Ｔ凇拔幕蟾锩跋Γ?nbsp;
党需要我拿起笔进行战斗的关键时刻，我却被文艺黑线捏着鼻子拉去，做了他们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９８）李这里所检讨的是１９６５年他没有答应**要他写的《海瑞罢官》的文章，结果是**在柯庆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但李并未完全被周捏着鼻子走。１９６４年，李就典型问题批评何其芳。从延安时期开始，何就是周扬手下的一员大将，“何其芳同志的发表他的反批评，是用不着经过‘审查’的，而我在１９６４年６月写的批评文章，送到了《新建设》杂志，却必须由周扬‘审查’。文章在周扬那里一压就是几个月。我只好请旧中宣部文艺处某负责人向周扬催促对此文的处理，得到的第一个答复是：‘不管何其芳态度怎么不好，也不许他李希凡态度不好，文章必须修改。’当时我在气愤之下，就把此文小样寄给了**同志，并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明，此文已送**同志。”最后的结局是：李对文章作了修改后由《新建设》杂志发表，双方各退一步。（９９）
更高的还有中宣部长陆定一。１９５６年陆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讲话，其中说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的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１００）
所有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为大人物在继续压制“小人物”。“文革”砸烂了崐“阎王殿”中宣部，李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的信公开发表，李把它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１９７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红楼梦》，原来由何其芳写的“代序”被换上了李希凡的序。也是这一年，李为其《红楼梦评论集》撰写“三版后记”，专门以“在文学思想战线上”为标题，一口气排比了围绕红学研究所发生的“阶级斗争”：
１９５７年１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２月，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带有长篇序言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９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０年１月，蒋和森同志的《红楼梦论稿》，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经过“重加整理”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特商请何其芳同志崐将他所著的《论〈红楼梦〉》一文节要压缩，作为本书的代序”，重新再版。
１９６０年２月，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俞平伯编辑的错误百出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１９６１年５月，《文艺报》第５期发表了俞平伯的《谈古为今用》的文章。
有人乘机叫嚷：“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
１９６２年４月，捕风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于是，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烦琐考证，在某些报刊上泛滥成灾。
１９６２年６月，旧中宣部指令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翻印买办文人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文化部某负责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适的《序》、《跋》和印章。在柯庆施同志的坚决反对下，才不得不去掉为些反动货色，却又补上俞平伯先生写的《后记》，对此书的来源既无说明，也无批判。
１９６３年２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３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６月，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同年８月，《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１９６４年初，《文艺报》和《文学评论》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写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的文章。《文艺报》收到的那篇原名《前进了多少？》；《文学评论》收到那篇原题为《〈红楼梦〉研究中错误倾向的再现》。如我们在“附记”中指出的，这两篇文章不仅都受到大加删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个题目：《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文学战线上“阶级斗争史”是李希凡当时编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与〈红楼梦〉》等文中作了修正。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关键是等级体制下大小人物之争：“在那时的出版规格中是分等级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为专家们所承认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纵横挥洒叙说历史、声调严厉地评说人物，是因为他这时已经是“大人物”，他的书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经取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成为新版《红楼梦》的“序”，而陆定一、周扬、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护。政治化时代的“大”“小”之别，不完全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随时可以对调。
“文革”以后，“大”“小”人物已不再纯粹由政治地位决定，学术成就和贡献至少理论上是成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但“小人物”与“大人物”的矛盾仍没有消除。红学上的重要资料已经公开出版，但重要的学术刊物，必要的学术经费等等，却是由“大人物”操控的。“小人物”如果与“大人物”观点不同，他们之间就极易产生对立情绪。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欧阳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红楼梦》的真本，脂批脂斋伪托等可能撼动百年红学的新说后，红学论争出现了不仅仅是学术之争的态势。首先是冯其庸等人认为欧阳健是“弄虚作假”、“编假材料”、“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红学“打假”成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莱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当代红学研讨会”的主题；《红楼梦学刊》“连发多篇文章，对欧阳健先生实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国性大刊物，竟然连一句奖掖后进的话也看不到！实在有失大家风范！有的权威甚至不屑看欧文一眼，就破口大骂，比恶婆还狠！”“冯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编的《红楼梦学刊》上，亲自写文章，对欧阳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无学术意味的‘围剿’。”（１０２）结果还引起了“第一桩红学官司”。欧阳健的观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双方关系的真相也还未充分显现，但对冯的批评确已相当激烈。其实，崐与当年李希凡、蓝翎比较，欧阳健还不能算是“小人物”
，发表红学论文时他已年过五十，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的主编。但在红学领域，欧阳健哪能与冯其庸并列？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冯以其《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学叙论》等著述及主编《脂胭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曹雪芹家世 红楼梦文物图录》、《红楼梦大辞典》等重要资料书而成为红学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如果冯其庸不首肯，一种红学新说、一个红学新人恐怕很难在红学领域得到承认，这也就难怪，当欧阳健新说与冯不同、又受到冯其庸的轻慢之后，欧阳健等自然地把冯与５４年**批评过的“大人物”联系起来而自己则以“小人物”自居。
是学术就得有权威，否则就无法发展。至于权威是俞平伯、何其芳还是李希凡、冯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威从何而来，权威是否确实推进了学术发展。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权威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规范，另一方面又保护“小人物”的研究条件和话语权利。因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还属于“计划体制”，在学术资源、科研经费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不但拥有学术权力、而且拥有行政权力的“大人物”，特别应当谨慎宽容，特别应当向蔡元培学习。
２０世纪是红学盛世。新红学以其科学方法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科，５４年以后的红学借助政治运动而普及开来，而红学在其中生成发展的学术体制又是容易引发争论的对立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红学成为２０世纪的显学。回顾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科学红学与政治红学原来都发端于“常识”。当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马上告诉我们：“这个见解，本来并没有什么新奇，本来是很自然的。不过因《红楼梦》被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大家越说越微妙了，故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极平常的见解反觉得它有证明的必要了。”（１０３）李、蓝文章发表后，何其芳认为此文不过是讲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确实，从文学研究角度看，说小说是作者的自传，说小说包含着社会历史内容，都还只是常识，如果说这两个常识已经塑造了２０世纪红学的基本格局的话，那么这正启示着我们崐不应小看常识的威力。新的世纪还会有新思潮涌动，政治思想还会影响文学，但像胡适把科学方法引进红学、**以政治运动重建古典文学研究并造成巨大影响之类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会重现了，新世纪的红学也可以肯定不会是显学了。但红学不会也不应消亡，它的前景既不会是科学的，也不会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学的。在这个意义上，红学有必在引入第三种常识，这就是俞平伯从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们的：《红楼梦》毕竟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