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灵的失衡与弥合途径（1/2）
作者：阮籍评传
对于阮籍这样一个作为双重人格的主体来说，他的心灵或心理通常受到理想与现实、"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双重分裂的压迫，因此，他生活在世上较之常人要痛苦得多。
一般地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永恒的。只是在"太平盛世"，这种矛盾不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剧烈的冲突。而在政治黑暗，社会失序的动乱年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则会变得激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抱有某种理想或具有正义感的古代士人来说，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现实的压迫、环境的威胁，心理上形成一种压抑感，在心灵的天平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倾斜。但是，对于一个具有统一人格的主体来说，由于他所奉行的是一个单纯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并按照这个价值标准而采取相应的生活态度和设计自己的人格形象，理想人格与外在形象之间依然维护着一致性，因此，他所感受到压迫仅仅限于理想与现实的层面上，即"理想人格"与外部环境的层面上。而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层面上，他的心理仍然是相对平衡的。考察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盛世少，乱世多"。在封建主义的**社会中，古时士人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机会并不太多。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普遍地构成如同阮籍那样的双重人格，他们的心灵也没有如同阮籍那样痛苦异常的震颤，原因概在于此。例如，孔子就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物。他身处于"礼崩乐坏"的所谓"衰世"，为了追求理想，实践自己的"道"，一生奔波，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却到处碰壁，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可谓狼狈之至。
孔子所遇到的矛盾，便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不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外在行为或外在形象而与现实取得妥协，而是采用了与现实积极抗争。因此，他尽管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叹，但在他那里，并不构成"外在人格"与"理想人格"的分裂与冲突。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层面上，他的心灵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老庄道家之士也感受到了现实对个体自我的压迫，他们对这个矛盾采取了超越的方式。但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是崇尚自然，因此，在对现实超越时，他们并不感到这是自我的丧失或理想的失落，而恰恰是自我或理想的真正实现。在老庄道家之士那里，内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同样是统一的，因此，也不会发生心灵的倾斜。
而阮籍则不然，他的人格结构是双重的、分裂的，因此，他的身心受到的理想与现实、"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二重矛盾的压迫。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阮籍既要坚持自己的理想，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又受着现实与环境的制约，使其理想或独立人格的实现途径受阻。可是，阮籍作为人格的主体又必须在理想与现实对立的两极作出抉择，如此，在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的心灵则处于一种极为困难、尬尴的窘境，从而导致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虽然阮籍选择了改变自我形象的办法以求与外在环境的协调，矛盾似乎得到缓解，可是与此同时，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层面却又引起了更为深刻的新的冲突。由于"外在人格"执行的是顺从现实的原则，随着现实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形象，对"理想人格"采取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压抑态度，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外在人格"作为主体的外部形象是否背离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主体是否违了自己的良心或良知？现实的人格究竟走多远才是适宜的？哪一步才是临界点？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格主体所必须加以反省的，这就把阮籍推到了新的难以抉择的困境中。事实上，阮籍通过改变外在人格形象求得与现实的协调，这一方式的性质本身就是对"理想人格"的背叛，对良知或理想的亵渎，因此，在他的心灵深处，必然会发生良心的自我谴责，灵魂的自我拷打，道德的自我批评。阮籍心灵的这层冲突，是更为深层的根本性的冲突。在理想与现实、"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双重冲突的压迫下，阮籍作为双重人格的主体与某个统一人格的主体相比，他的心灵深处显然承受着更为痛苦的折磨、煎熬，自我意识处于一刻也不得安宁的状态。《晋书·阮籍传》说："（阮籍）
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他在《咏怀诗》里写到："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阮籍进退维谷、痛苦无据的失衡心理状态。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任何心理或心灵的失衡或失调，都是一种病态。
追求心理之平衡可能是人的天性所在，因此，对于失去心理平衡的主体来说，都必然会寻求某种途径或手段，力争弥合内心的分裂，消除内心的焦虑，以恢复与重建个体身心组织的平衡，在心理上将分裂的人格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人格。大体上看，阮籍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借诗宣情的方式。一般地说，当主体受到环境的压迫，心理丧失平衡的时候，大都采取与环境激烈的抗争方式以宣泄心理上所积聚的力量。
但是，对于双重人格的主体阮籍来说，或许与他的性格的软弱有关，他往往不是采取类似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条曲折的途径或隐蔽的手段。阮籍的《咏怀诗》就是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而旨在宣泄情感的产物。刘勰说："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篇》），明确地把阮籍的诗视为疏导情感之作，南朝宋国诗人颜延之也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阮籍《咏怀情》注）"常虑祸患"，当然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颜延之也把《咏怀诗》视为是宣泄情感之作。近人黄侃说得更清楚："迹其（阮籍）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己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之于诗歌。"（转引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咏怀》集评）以上诸说，可谓阮籍之千古知音。阮籍一腔愤激之情，满怀忧患之思，凝结在胸，但受现实的强压而不敢直接与之对抗，只好将心中的苦闷、不平借助于诗的形式而曲折地发泄在外。俗语云："一吐为快"。人心理上的愤感情绪，若骨鲠在喉，能吐露出来，自然就痛快了。阮籍的《咏怀诗》，显然就含有这样的意义。
第二，理论上的幻化方式。以诗歌宣泄情感是一种感性方式。阮籍不仅具有诗人或文人的品格，而且也具有理论家的品格。对于一个富有理论素养的人来说，阮籍对于自己心灵失衡的弥合活动，并没有仅限于借诗宣情，而且采取了更高层次的弥补手段，即理论上的幻化方式。他的《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无疑即属于此类。阮籍在理论上制造了一个万物齐一的混饨的精神境界，在这个主观精神
一般地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永恒的。只是在"太平盛世"，这种矛盾不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剧烈的冲突。而在政治黑暗，社会失序的动乱年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则会变得激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抱有某种理想或具有正义感的古代士人来说，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现实的压迫、环境的威胁，心理上形成一种压抑感，在心灵的天平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倾斜。但是，对于一个具有统一人格的主体来说，由于他所奉行的是一个单纯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并按照这个价值标准而采取相应的生活态度和设计自己的人格形象，理想人格与外在形象之间依然维护着一致性，因此，他所感受到压迫仅仅限于理想与现实的层面上，即"理想人格"与外部环境的层面上。而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层面上，他的心理仍然是相对平衡的。考察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盛世少，乱世多"。在封建主义的**社会中，古时士人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机会并不太多。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普遍地构成如同阮籍那样的双重人格，他们的心灵也没有如同阮籍那样痛苦异常的震颤，原因概在于此。例如，孔子就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物。他身处于"礼崩乐坏"的所谓"衰世"，为了追求理想，实践自己的"道"，一生奔波，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却到处碰壁，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可谓狼狈之至。
孔子所遇到的矛盾，便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不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外在行为或外在形象而与现实取得妥协，而是采用了与现实积极抗争。因此，他尽管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叹，但在他那里，并不构成"外在人格"与"理想人格"的分裂与冲突。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层面上，他的心灵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老庄道家之士也感受到了现实对个体自我的压迫，他们对这个矛盾采取了超越的方式。但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是崇尚自然，因此，在对现实超越时，他们并不感到这是自我的丧失或理想的失落，而恰恰是自我或理想的真正实现。在老庄道家之士那里，内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同样是统一的，因此，也不会发生心灵的倾斜。
而阮籍则不然，他的人格结构是双重的、分裂的，因此，他的身心受到的理想与现实、"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二重矛盾的压迫。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阮籍既要坚持自己的理想，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又受着现实与环境的制约，使其理想或独立人格的实现途径受阻。可是，阮籍作为人格的主体又必须在理想与现实对立的两极作出抉择，如此，在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的心灵则处于一种极为困难、尬尴的窘境，从而导致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虽然阮籍选择了改变自我形象的办法以求与外在环境的协调，矛盾似乎得到缓解，可是与此同时，在"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层面却又引起了更为深刻的新的冲突。由于"外在人格"执行的是顺从现实的原则，随着现实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形象，对"理想人格"采取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压抑态度，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外在人格"作为主体的外部形象是否背离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主体是否违了自己的良心或良知？现实的人格究竟走多远才是适宜的？哪一步才是临界点？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格主体所必须加以反省的，这就把阮籍推到了新的难以抉择的困境中。事实上，阮籍通过改变外在人格形象求得与现实的协调，这一方式的性质本身就是对"理想人格"的背叛，对良知或理想的亵渎，因此，在他的心灵深处，必然会发生良心的自我谴责，灵魂的自我拷打，道德的自我批评。阮籍心灵的这层冲突，是更为深层的根本性的冲突。在理想与现实、"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双重冲突的压迫下，阮籍作为双重人格的主体与某个统一人格的主体相比，他的心灵深处显然承受着更为痛苦的折磨、煎熬，自我意识处于一刻也不得安宁的状态。《晋书·阮籍传》说："（阮籍）
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他在《咏怀诗》里写到："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阮籍进退维谷、痛苦无据的失衡心理状态。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任何心理或心灵的失衡或失调，都是一种病态。
追求心理之平衡可能是人的天性所在，因此，对于失去心理平衡的主体来说，都必然会寻求某种途径或手段，力争弥合内心的分裂，消除内心的焦虑，以恢复与重建个体身心组织的平衡，在心理上将分裂的人格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人格。大体上看，阮籍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借诗宣情的方式。一般地说，当主体受到环境的压迫，心理丧失平衡的时候，大都采取与环境激烈的抗争方式以宣泄心理上所积聚的力量。
但是，对于双重人格的主体阮籍来说，或许与他的性格的软弱有关，他往往不是采取类似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条曲折的途径或隐蔽的手段。阮籍的《咏怀诗》就是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而旨在宣泄情感的产物。刘勰说："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篇》），明确地把阮籍的诗视为疏导情感之作，南朝宋国诗人颜延之也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阮籍《咏怀情》注）"常虑祸患"，当然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颜延之也把《咏怀诗》视为是宣泄情感之作。近人黄侃说得更清楚："迹其（阮籍）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己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之于诗歌。"（转引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咏怀》集评）以上诸说，可谓阮籍之千古知音。阮籍一腔愤激之情，满怀忧患之思，凝结在胸，但受现实的强压而不敢直接与之对抗，只好将心中的苦闷、不平借助于诗的形式而曲折地发泄在外。俗语云："一吐为快"。人心理上的愤感情绪，若骨鲠在喉，能吐露出来，自然就痛快了。阮籍的《咏怀诗》，显然就含有这样的意义。
第二，理论上的幻化方式。以诗歌宣泄情感是一种感性方式。阮籍不仅具有诗人或文人的品格，而且也具有理论家的品格。对于一个富有理论素养的人来说，阮籍对于自己心灵失衡的弥合活动，并没有仅限于借诗宣情，而且采取了更高层次的弥补手段，即理论上的幻化方式。他的《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无疑即属于此类。阮籍在理论上制造了一个万物齐一的混饨的精神境界，在这个主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