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儒的士族家庭（1/2）
作者：阮籍评传
魏晋六朝时期的地主阶级内部有士族与庶族之分。阮籍的出身大概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在当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似乎有必要澄清什么是士族，与庶族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当今不少学者早已指出，士族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在经济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而且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秦灭六国，同时也消灭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的贵族特权制度，选拔一部分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政权机构以统治整个国家。汉承秦制，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征辟。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各级长官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有德才的做本部门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让地方推荐人才以备选用。皇帝有时也特别下诏征辟人才。当时征辟的标准主要是依据于"乡评"或"清议"，即根据乡党对某人的评论或社会舆论，也就是某个人在社会上的声名。一个人的声名越大越响亮，他被选拔的概率就越大，他所担当的职务就可能越高。
这种征辟的办法似乎很平等和公开，但实际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机会并不是完全均等的。在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他们被征辟的机会也最大。征辟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对人才的选拔可能是比较客观的，所谓"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到后来就逐渐渗人主观的成分。被征辟之人被征辟选用之后反过来成为有征辟权之人，他们援引自己的同类和同族，世代相传下去，就可能形成一批把持仕途、世代做官的士族贵族。与士族相对，在政治上没有这种特权的，历史上称之为庶族。这种情况到东汉未年日趋严重，以至于选拔人才只看门庭阀阅，不管是否真有才德。这正如工符的《潜夫论》所批评的，"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交际》），"以族举德，以位为贤"。（《论荣》）仲长统作《昌言》，亦尖锐地指出："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意林》卷五）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主观上在于纠正上述选才的弊病。
可是实际上，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望族担任，他们对人才高低的评定，大都仍以"世资"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因此，推行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士庶的对立，而且使士庶的对立合法化。南朝时沈约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种情况："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悻传序》）
士族大概在文化方面也享有特权。汉代崇尚儒术，士人多以经术起家做官而位致通显，因此很重视经学。他们不但授徒讲学，而且其子孙也往往绍继家学，形成世代习儒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说，士族家庭出身的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士庶的形成及其对立的情况是否如此，当作别论。但是， 由上面的情况完全可以确定，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相较，它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享有政治方面的特权；第二，享有文化方面的特权。根据以上所说，再检之以现存的史料，可以大体断定阮籍出身于士族。
关于阮籍的先世情况，除其父阮璃之外，史籍均无记载（阮籍的旁系见下文），但由此只可以说，阮籍的先世大概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人物，而不能推定阮籍出身于庶族。事实上，像"四世三公"、"四世大尉"的名门望族在汉代毕竟少见，相反大量存在的倒是一般的士族家庭。阮籍很可能就是出身于这样的士族。《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魏晋之际，门阀士族业已形成，士庶界限是径渭分明的，迫至东晋，士庶之间似绝少有通婚的情况。司马昭执政之时，士庶姻亲关系的对立固然不及东晋时那样绝对，但想来也是很严格的。
司马氏是当世有名的高级士族，很重视门第高低清浊之区别。范文澜指出： 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批自东汉未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在门第上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①，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岂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第四章，第367 页当然也可以说，司马昭主动提出与阮籍联姻，也可能赏识阮籍的才干或考虑到阮籍的声名隆盛②，但是，司马氏的门第观念如此强烈，如果说他根本不考虑对方的门第族望，似乎干事理上很难说得通。司马昭与阮籍联姻未成而代之以高级士族华阴杨氏，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阮籍出身士族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说阮籍的先世不怎么显赫，此大概只能说明他属于普通的士族，而不可以说他属于寒门庶族。
《世说新语·任诞》载："阮仲容、阮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贫。"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懦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阮仲容即阮咸，"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家兄于。聚族而居是汉魏以来社会结构的一个特点。从上面两条资料的口吻看，阮氏似乎也是个豪门大族，只是阮籍与阮咸二系，由于不事经营，经济状况比较贫困。值得注意的是，阮氏家族世代儒学，这不仅是士族所以为士族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也是阮氏门第"清望"的一个重要标志。司马昭试图与阮籍结秦晋之好，大概是很羡慕阮氏"世皆儒学"的"清望"门第的。这同时也说明，阮籍的家族是富有儒学文化传统的。
阮籍的父亲阮璃，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瑀作为曹氏的僚属，按照东汉以来知识分子入仕的道德标准，他对曹氏应该具有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在政治上是隶属于曹氏集团的。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看来有一定的音乐天才；又长于书记章表，曹操的军国章表多出自他与同僚陈琳之手。阮瑀才思敏捷，落笔成章，"太祖（曹操）尝使瑀作书与韩遂。
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曹丕十分欣赏阮瑀的文章，称："（陈）琳、（阮）瑀之表章书记，
当今不少学者早已指出，士族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在经济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而且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秦灭六国，同时也消灭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的贵族特权制度，选拔一部分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政权机构以统治整个国家。汉承秦制，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征辟。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各级长官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有德才的做本部门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让地方推荐人才以备选用。皇帝有时也特别下诏征辟人才。当时征辟的标准主要是依据于"乡评"或"清议"，即根据乡党对某人的评论或社会舆论，也就是某个人在社会上的声名。一个人的声名越大越响亮，他被选拔的概率就越大，他所担当的职务就可能越高。
这种征辟的办法似乎很平等和公开，但实际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机会并不是完全均等的。在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他们被征辟的机会也最大。征辟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对人才的选拔可能是比较客观的，所谓"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到后来就逐渐渗人主观的成分。被征辟之人被征辟选用之后反过来成为有征辟权之人，他们援引自己的同类和同族，世代相传下去，就可能形成一批把持仕途、世代做官的士族贵族。与士族相对，在政治上没有这种特权的，历史上称之为庶族。这种情况到东汉未年日趋严重，以至于选拔人才只看门庭阀阅，不管是否真有才德。这正如工符的《潜夫论》所批评的，"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交际》），"以族举德，以位为贤"。（《论荣》）仲长统作《昌言》，亦尖锐地指出："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意林》卷五）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主观上在于纠正上述选才的弊病。
可是实际上，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望族担任，他们对人才高低的评定，大都仍以"世资"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因此，推行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士庶的对立，而且使士庶的对立合法化。南朝时沈约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种情况："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悻传序》）
士族大概在文化方面也享有特权。汉代崇尚儒术，士人多以经术起家做官而位致通显，因此很重视经学。他们不但授徒讲学，而且其子孙也往往绍继家学，形成世代习儒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说，士族家庭出身的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士庶的形成及其对立的情况是否如此，当作别论。但是， 由上面的情况完全可以确定，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相较，它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享有政治方面的特权；第二，享有文化方面的特权。根据以上所说，再检之以现存的史料，可以大体断定阮籍出身于士族。
关于阮籍的先世情况，除其父阮璃之外，史籍均无记载（阮籍的旁系见下文），但由此只可以说，阮籍的先世大概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人物，而不能推定阮籍出身于庶族。事实上，像"四世三公"、"四世大尉"的名门望族在汉代毕竟少见，相反大量存在的倒是一般的士族家庭。阮籍很可能就是出身于这样的士族。《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魏晋之际，门阀士族业已形成，士庶界限是径渭分明的，迫至东晋，士庶之间似绝少有通婚的情况。司马昭执政之时，士庶姻亲关系的对立固然不及东晋时那样绝对，但想来也是很严格的。
司马氏是当世有名的高级士族，很重视门第高低清浊之区别。范文澜指出： 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批自东汉未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在门第上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①，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岂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第四章，第367 页当然也可以说，司马昭主动提出与阮籍联姻，也可能赏识阮籍的才干或考虑到阮籍的声名隆盛②，但是，司马氏的门第观念如此强烈，如果说他根本不考虑对方的门第族望，似乎干事理上很难说得通。司马昭与阮籍联姻未成而代之以高级士族华阴杨氏，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阮籍出身士族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说阮籍的先世不怎么显赫，此大概只能说明他属于普通的士族，而不可以说他属于寒门庶族。
《世说新语·任诞》载："阮仲容、阮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贫。"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懦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阮仲容即阮咸，"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家兄于。聚族而居是汉魏以来社会结构的一个特点。从上面两条资料的口吻看，阮氏似乎也是个豪门大族，只是阮籍与阮咸二系，由于不事经营，经济状况比较贫困。值得注意的是，阮氏家族世代儒学，这不仅是士族所以为士族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也是阮氏门第"清望"的一个重要标志。司马昭试图与阮籍结秦晋之好，大概是很羡慕阮氏"世皆儒学"的"清望"门第的。这同时也说明，阮籍的家族是富有儒学文化传统的。
阮籍的父亲阮璃，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瑀作为曹氏的僚属，按照东汉以来知识分子入仕的道德标准，他对曹氏应该具有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在政治上是隶属于曹氏集团的。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看来有一定的音乐天才；又长于书记章表，曹操的军国章表多出自他与同僚陈琳之手。阮瑀才思敏捷，落笔成章，"太祖（曹操）尝使瑀作书与韩遂。
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曹丕十分欣赏阮瑀的文章，称："（陈）琳、（阮）瑀之表章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