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叶适的政治改革思想（1/2）
作者：叶适评传
叶适指出："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而这种积弱不振之势，有其政治上的深刻原因，这就是他所说的"纪纲"和"法度"的问题。他认为这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只是有大细之别。"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也，纪纲其大也。"（《纪纲一》，同上）指的是宋代的政治体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弊端，是"法度以密为累而治道不举"，"纪纲以专为患而至于国威不立"（《实谋》，同上书，卷十）。叶适认为，有宋一代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弱势，对辽、西夏的关系处于被动局面，后来半壁江山为金占有，南渡后屈辱求和，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弊害；叶适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着重探讨了这个政治体制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他的政治改革主张，也是由此而发，认为改弱就强，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体制上的积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报仇雪耻、收复故土的目标。
（一）对宋代极端君主**主义的批评
我国从秦、汉以来，政治体制上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主义；到了宋代，这种体制发展到了极端，成了极端君主**主义，在地方与中央、将帅与朝廷的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君主一人。叶适说："昔之立国者，知威柄之不能独专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尽用也，故必有所纵。"（《应诏条奏六事》，同上书，卷十五）也就是专与分、控持与纵舍之间还有所兼顾。而宋代不然，"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纵舍"（同上），与历代大不相同。叶适指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欤？（同上）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始议二》，《水心别集》卷十）叶适认为，当时"治国之意未明"而"纪纲法度未善"，就表现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即朝廷），一切"皆人主自为之"即极端君主**上面，这是宋代与前代显著不同之处。
当然，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唐之中世，既失其纪纲而藩镇横；及其后也，藩镇复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骄。""民困于唐末、五代之久乱"，希望"能使强藩悍将退听而天下安息"（《纪纲二》，《水心别集》卷十四）。宋初之君，专务矫正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是顺乎民心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师，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同上）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极弊"是被除掉了。
然而，矫枉过了正，去一弊而又生一弊，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曩以惩创五季太甚之故，削损已多，提防已严"（同上），这还不够，"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什么是"所以得之之道"呢？就是专与分、密与疏、控持与纵舍有所兼顾、互相结合而不致偏废。而宋代的纪纲法度则是以偏纠偏，顾此失彼。"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同上）这是法度密而不疏。"自边徼犬牙万里之远，皆上所自制命"，这是"纪纲之专也"，专而不分，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地方之守臣、军队之将帅没有自主权和机动权，"四边无所付，外无郛郭则内无堂室，故处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在外敌面前，只能处于弱势，代代相承，积弊至深。以致于到靖康年间，"远夷作难而中国拱手"，"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边关莫御而汴都摧破"这样的惨祸得以发生（《应诏条奏六事》，《水心别集》卷十五）。
叶适指出：无所分画则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故纪纲以专为患而至于国威不立。（《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叶适把南宋二百余年来国势积弱，特别是靖康之祸以及南宋不能报仇雪耻的根本原因，归之于高度集权的极端君主**的体制（"纪纲之专"），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深刻而高出他人之处。在这里，叶适从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上来分析君主高度集权的弊害。"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是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与此相应的，是"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这是说责任也集中于君主一身。叶适认为，权力和责任是一致的，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全国的军、政、财权集中于君主，"皆上所制命"，固然是一利，但"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则是大害。其原因，在于君主"私其臣之无一事不禀我者为国利，而忘其仇之无一事不禁切我者为国害"（《应诏条奏六事》，同上，卷十五），而至今不悟。
叶适说："天下非可以私智为也，方略非可以私术验也。""唯本朝之论，则欲私为而私验之，是以颓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晓其故。"（《纪纲四》，同上，卷十四）他这里所批评的，不是哪一个君主的昏庸无能，哪一个君主的失策误国，或是哪一个君主个人品质的恶劣，而是有宋以来代代相承的一种体制，即"纪纲法度"，也就是宋代君臣常说的"祖宗之法"。这个"祖宗之法"在宋代君臣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安石曾经想改变这个"祖宗之法"，在身后曾遭到很多人的责骂。叶适敢于批评这个"祖宗之法"，而且是根本性质的"纪纲法度"，除了他思想见识的深刻外，还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没有高度的忧国忧民的思虑，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叶适此论，可谓有胆有识。虽然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君主**主义，但是他的批评是针对封建君主**主义而发的，他对这个制度的弊害的揭露，代表了我国思想史上对这个制度认识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在当时来说，在思想水平上是最高的。因此，叶适的批评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笔可贵的遗产，它无疑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发。
（二）外坚内柔论
为了论证宋代政治体制的专而下分、密而不疏、控持而不纵舍的偏失对国家的弊害，叶适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固外和安内有别，外坚内柔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他改革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他考察了历代治国之纪纲，研究其治乱存亡的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认为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这称之为"常道"。他说：为天下之纪纲，则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篱坦墉，所以为固也；堂奥寝处，所以为安也。固外者宜坚，安内者宜柔；使外亦如内之柔，不可为也。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入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纪纲二》，同上，卷十四）
固外宜坚、安内宜柔，是天下纪纲之"常道"；唐之失在内外皆坚，宋之失在内外皆柔，都不合"常道"，因而唐终于不能自安，而宋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而宋代这种内外皆柔之势，是同君主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的。叶适说：收揽天下之权，铢分以上悉总于朝，上独专操制之劳而下获享其富贵之逸。故内治柔和无狡悍思乱之民，不烦寸兵尺铁，可以安枕无事，此其得也。然外网疏漏，有骄横不臣之虏，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损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上殿札子》，同上，卷十五）
君主高度集权的结果，免除了藩镇割据之祸和统兵大臣夺帝位的危险，宋代皇帝可以高枕无忧，百姓也可免除内战之苦，这可以说是内治柔和之得；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对外防御的力量也很柔弱，面对外敌，"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为什么呢？"诸将不能自奋于一战者，权任轻而法制密，从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纪纲二》，同上，卷十四）本来宋朝所面临的外敌，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都并非特别强大，只因宋朝本身自甘处于柔弱之势，才无力抗击外患。而"论者方偏乐安靖，以为宁有外虞而无使内忧"（《上殿札子》，同上，卷十五），死守"祖宗法度"而不思改变，积弱至深，终于罹致靖康之祸。"且靖康之事，未闻我有一城一邑敢为叛命，而坐视胡虏长驱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惨，与五代何异！"（同上）这就是有宋一代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但是，直到南宋，论者仍然"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同上），不知固外宜坚、安内宜柔之"常道"，实在使叶适痛心疾首。
叶适以固外宜坚、安内宜柔立论，以明有宋一代因纪纲之专而致使内外皆柔，形成弱势，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由此而发；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他还据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评。在当时，士大夫中批评王安石的人甚多，轻重各不相同，最甚者，把靖康之祸归罪王安石轻改"祖宗之法"。叶适时王安石变法的批评，确实与众不同。首先，他肯定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不甘于宋朝的积弱之势，"财用耗乏，人材颓弛，天下玩弊愈甚，而士以虚名相高。故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出发点显然是好的。但是，叶适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在一些并非根本的问题上做文章，而没有抓住纪纲这个根本问题。他说：而安石不知其为患在于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而以为在于兵之不强，财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然后取赋敛之烦者削之，本学校，隆经术，以新美天下，岂复有汹汹之论，不惟无成而反有所表也！（同上）
叶适批评王安石对有宋以来的弊害认识不深，因此其变法只是着重解决"兵之不强，财之不多"这样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根本问题是纪纲之专、内外皆柔、分画委任之异，因此，王安石变法没有抓到要害。当然，兵、财的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叶适本人的改革设想也包含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要治本，就是要解决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根本问题不解决，兵和财的问题也是解决不好的。叶适设想，如果王安石对北宋社会问题的认识深入一些，真正看到其弊害之所在，变法从"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入手，然后再去解决财赋等具体问题，那末，变法的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从外部说是因为保守势力太大，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习惯势力太顽固；而从内部说，则是变法本身没有从解决根本政治体制即"纪纲"问题入手。而在纪纲偏失的情况下，"举一事，本以求利于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于法也，而卒以害是法。"（《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纪纲不正，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收到好的效果，都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对叶适的影响很深，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叶适也深表惋惜。他说：以神宗之励志有为，终于举措衡决，变法则伤民，开边则为生事，力图灵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无益者，不知改弱势而为强势，而欲因弱势以为强势也。（《纪纲三》，同上，卷十四）
改弱势而为强势，就要从正纪纲入手；欲因弱势以为强势，只是解决兵、财等问题。这是叶适与王安石改革思路的不同，也是叶适对王安石认识不够深刻因而改革没有抓住要害的批评。
对于王安石以后的历史变化，叶适认为，"夫改之与因，由始论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坚执，乃成党锢，更绍圣、崇宁而天下大病"（同上）。
这样几次反复，就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新法的成果丧失殆尽，"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所谓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者，至宣和未年，扫地无有。"（同上）二是"昔日弱势之可守者，又皆废坏"（同上）。旧的破坏了，新的又没建立起来。三是"其弱势之不可反者，遂为膏育不可疗之危疾"（同上），这里指的就是纪纲之专、内外皆柔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靖康之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显然，叶适并没有把靖廉之祸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而是把变法失败看成靖康之祸的原因之一；而致祸的根本原因纪纲之偏失在变法中未曾被触动，犹如医生没有找到病根，因而未能根除疾病反而成了膏言之疾而不可医治。由此可见，叶适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而与保守派对改革的批评有根本的不同。就象叶适对张浚、赵鼎的批评，是一个主战派对另外的主战派的批评，而与投降妥协派对主战派的批评根本不同一样。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是自觉地改变"祖宗家法"，那末，南宋初年宋高宗迫于战争形势，部分改变"祖宗家法"，假予将帅和地方官以各种权力，则是不自觉的。但在实际效果上说，已经稍改内外皆柔之势，抗击金兵的能力有所增强，开始形成了内柔外坚之势，使南宋政权站稳了脚根，抗金战争也一度形成了较好的局面，直到岳飞的反攻节节胜利，恢复河南大部州县，进军到汴京（今河南开封）郊外。叶适对此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认为"江左所以粗定，而虏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纪纲四》，《水心别集》卷十四）到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 年）发生了高宗、秦桧收诸大帅兵权的事件。
对此，叶适评论说：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内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四屯驻大兵》，同上，卷十二）
近来有人引用叶适这段话，以肯定高宗、秦松此举的"合理部分"，认为"不收兵权就无法保障这半壁江山的内部安定。叶适此处的
（一）对宋代极端君主**主义的批评
我国从秦、汉以来，政治体制上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主义；到了宋代，这种体制发展到了极端，成了极端君主**主义，在地方与中央、将帅与朝廷的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君主一人。叶适说："昔之立国者，知威柄之不能独专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尽用也，故必有所纵。"（《应诏条奏六事》，同上书，卷十五）也就是专与分、控持与纵舍之间还有所兼顾。而宋代不然，"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纵舍"（同上），与历代大不相同。叶适指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欤？（同上）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始议二》，《水心别集》卷十）叶适认为，当时"治国之意未明"而"纪纲法度未善"，就表现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即朝廷），一切"皆人主自为之"即极端君主**上面，这是宋代与前代显著不同之处。
当然，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唐之中世，既失其纪纲而藩镇横；及其后也，藩镇复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骄。""民困于唐末、五代之久乱"，希望"能使强藩悍将退听而天下安息"（《纪纲二》，《水心别集》卷十四）。宋初之君，专务矫正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是顺乎民心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师，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同上）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极弊"是被除掉了。
然而，矫枉过了正，去一弊而又生一弊，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曩以惩创五季太甚之故，削损已多，提防已严"（同上），这还不够，"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什么是"所以得之之道"呢？就是专与分、密与疏、控持与纵舍有所兼顾、互相结合而不致偏废。而宋代的纪纲法度则是以偏纠偏，顾此失彼。"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同上）这是法度密而不疏。"自边徼犬牙万里之远，皆上所自制命"，这是"纪纲之专也"，专而不分，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地方之守臣、军队之将帅没有自主权和机动权，"四边无所付，外无郛郭则内无堂室，故处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在外敌面前，只能处于弱势，代代相承，积弊至深。以致于到靖康年间，"远夷作难而中国拱手"，"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边关莫御而汴都摧破"这样的惨祸得以发生（《应诏条奏六事》，《水心别集》卷十五）。
叶适指出：无所分画则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故纪纲以专为患而至于国威不立。（《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叶适把南宋二百余年来国势积弱，特别是靖康之祸以及南宋不能报仇雪耻的根本原因，归之于高度集权的极端君主**的体制（"纪纲之专"），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深刻而高出他人之处。在这里，叶适从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上来分析君主高度集权的弊害。"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是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与此相应的，是"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这是说责任也集中于君主一身。叶适认为，权力和责任是一致的，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全国的军、政、财权集中于君主，"皆上所制命"，固然是一利，但"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则是大害。其原因，在于君主"私其臣之无一事不禀我者为国利，而忘其仇之无一事不禁切我者为国害"（《应诏条奏六事》，同上，卷十五），而至今不悟。
叶适说："天下非可以私智为也，方略非可以私术验也。""唯本朝之论，则欲私为而私验之，是以颓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晓其故。"（《纪纲四》，同上，卷十四）他这里所批评的，不是哪一个君主的昏庸无能，哪一个君主的失策误国，或是哪一个君主个人品质的恶劣，而是有宋以来代代相承的一种体制，即"纪纲法度"，也就是宋代君臣常说的"祖宗之法"。这个"祖宗之法"在宋代君臣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安石曾经想改变这个"祖宗之法"，在身后曾遭到很多人的责骂。叶适敢于批评这个"祖宗之法"，而且是根本性质的"纪纲法度"，除了他思想见识的深刻外，还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没有高度的忧国忧民的思虑，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叶适此论，可谓有胆有识。虽然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君主**主义，但是他的批评是针对封建君主**主义而发的，他对这个制度的弊害的揭露，代表了我国思想史上对这个制度认识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在当时来说，在思想水平上是最高的。因此，叶适的批评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笔可贵的遗产，它无疑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发。
（二）外坚内柔论
为了论证宋代政治体制的专而下分、密而不疏、控持而不纵舍的偏失对国家的弊害，叶适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固外和安内有别，外坚内柔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他改革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他考察了历代治国之纪纲，研究其治乱存亡的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认为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这称之为"常道"。他说：为天下之纪纲，则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篱坦墉，所以为固也；堂奥寝处，所以为安也。固外者宜坚，安内者宜柔；使外亦如内之柔，不可为也。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入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纪纲二》，同上，卷十四）
固外宜坚、安内宜柔，是天下纪纲之"常道"；唐之失在内外皆坚，宋之失在内外皆柔，都不合"常道"，因而唐终于不能自安，而宋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而宋代这种内外皆柔之势，是同君主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的。叶适说：收揽天下之权，铢分以上悉总于朝，上独专操制之劳而下获享其富贵之逸。故内治柔和无狡悍思乱之民，不烦寸兵尺铁，可以安枕无事，此其得也。然外网疏漏，有骄横不臣之虏，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损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上殿札子》，同上，卷十五）
君主高度集权的结果，免除了藩镇割据之祸和统兵大臣夺帝位的危险，宋代皇帝可以高枕无忧，百姓也可免除内战之苦，这可以说是内治柔和之得；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对外防御的力量也很柔弱，面对外敌，"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为什么呢？"诸将不能自奋于一战者，权任轻而法制密，从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纪纲二》，同上，卷十四）本来宋朝所面临的外敌，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都并非特别强大，只因宋朝本身自甘处于柔弱之势，才无力抗击外患。而"论者方偏乐安靖，以为宁有外虞而无使内忧"（《上殿札子》，同上，卷十五），死守"祖宗法度"而不思改变，积弱至深，终于罹致靖康之祸。"且靖康之事，未闻我有一城一邑敢为叛命，而坐视胡虏长驱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惨，与五代何异！"（同上）这就是有宋一代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但是，直到南宋，论者仍然"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同上），不知固外宜坚、安内宜柔之"常道"，实在使叶适痛心疾首。
叶适以固外宜坚、安内宜柔立论，以明有宋一代因纪纲之专而致使内外皆柔，形成弱势，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由此而发；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他还据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评。在当时，士大夫中批评王安石的人甚多，轻重各不相同，最甚者，把靖康之祸归罪王安石轻改"祖宗之法"。叶适时王安石变法的批评，确实与众不同。首先，他肯定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不甘于宋朝的积弱之势，"财用耗乏，人材颓弛，天下玩弊愈甚，而士以虚名相高。故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出发点显然是好的。但是，叶适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在一些并非根本的问题上做文章，而没有抓住纪纲这个根本问题。他说：而安石不知其为患在于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而以为在于兵之不强，财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然后取赋敛之烦者削之，本学校，隆经术，以新美天下，岂复有汹汹之论，不惟无成而反有所表也！（同上）
叶适批评王安石对有宋以来的弊害认识不深，因此其变法只是着重解决"兵之不强，财之不多"这样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根本问题是纪纲之专、内外皆柔、分画委任之异，因此，王安石变法没有抓到要害。当然，兵、财的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叶适本人的改革设想也包含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要治本，就是要解决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根本问题不解决，兵和财的问题也是解决不好的。叶适设想，如果王安石对北宋社会问题的认识深入一些，真正看到其弊害之所在，变法从"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入手，然后再去解决财赋等具体问题，那末，变法的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从外部说是因为保守势力太大，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习惯势力太顽固；而从内部说，则是变法本身没有从解决根本政治体制即"纪纲"问题入手。而在纪纲偏失的情况下，"举一事，本以求利于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于法也，而卒以害是法。"（《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纪纲不正，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收到好的效果，都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对叶适的影响很深，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叶适也深表惋惜。他说：以神宗之励志有为，终于举措衡决，变法则伤民，开边则为生事，力图灵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无益者，不知改弱势而为强势，而欲因弱势以为强势也。（《纪纲三》，同上，卷十四）
改弱势而为强势，就要从正纪纲入手；欲因弱势以为强势，只是解决兵、财等问题。这是叶适与王安石改革思路的不同，也是叶适对王安石认识不够深刻因而改革没有抓住要害的批评。
对于王安石以后的历史变化，叶适认为，"夫改之与因，由始论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坚执，乃成党锢，更绍圣、崇宁而天下大病"（同上）。
这样几次反复，就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新法的成果丧失殆尽，"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所谓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者，至宣和未年，扫地无有。"（同上）二是"昔日弱势之可守者，又皆废坏"（同上）。旧的破坏了，新的又没建立起来。三是"其弱势之不可反者，遂为膏育不可疗之危疾"（同上），这里指的就是纪纲之专、内外皆柔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靖康之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显然，叶适并没有把靖廉之祸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而是把变法失败看成靖康之祸的原因之一；而致祸的根本原因纪纲之偏失在变法中未曾被触动，犹如医生没有找到病根，因而未能根除疾病反而成了膏言之疾而不可医治。由此可见，叶适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而与保守派对改革的批评有根本的不同。就象叶适对张浚、赵鼎的批评，是一个主战派对另外的主战派的批评，而与投降妥协派对主战派的批评根本不同一样。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是自觉地改变"祖宗家法"，那末，南宋初年宋高宗迫于战争形势，部分改变"祖宗家法"，假予将帅和地方官以各种权力，则是不自觉的。但在实际效果上说，已经稍改内外皆柔之势，抗击金兵的能力有所增强，开始形成了内柔外坚之势，使南宋政权站稳了脚根，抗金战争也一度形成了较好的局面，直到岳飞的反攻节节胜利，恢复河南大部州县，进军到汴京（今河南开封）郊外。叶适对此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认为"江左所以粗定，而虏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纪纲四》，《水心别集》卷十四）到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 年）发生了高宗、秦桧收诸大帅兵权的事件。
对此，叶适评论说：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内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四屯驻大兵》，同上，卷十二）
近来有人引用叶适这段话，以肯定高宗、秦松此举的"合理部分"，认为"不收兵权就无法保障这半壁江山的内部安定。叶适此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