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1/2）
作者：邓肯传
1
依莎多拉·邓肯的不幸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表明如何如何“爱”过邓肯的朋友都避而不见。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邓肯像乞丐一样，让人“敬”而远之。弟弟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依莎多拉·邓肯签证。邓肯走投无路，举首问天：
“每一个国家都因为我的‘政治关系’而不给我签证。我的政治关系是什么呀？我倒想知道，我的政治关系在哪儿？”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弄几个碎银子供吃和住，经纪人则在巧取豪夺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可是，号称评论家的那一伙无聊文人大多耀武扬威，刻薄无礼。柏林有一家俄国侨民办的报纸《日子》，说：
“人们知道，邓肯人老珠黄，不堪造就，那些一贯把她捧上天的各国观众都已将她抛弃。这以后，她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在苏维埃国家，她把她纯朴的艺术、原始的政治与克里姆林宫的思想掺杂在一起。昨天晚上的演出把她折腾得精疲力尽，今天的依莎多拉对一场演出已经大大地力不从心，可是她还是认为应当将她的一些俄国印象介绍给观众。她说，她生来就是她自己艺术的革命派，在安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自由王国。”
并非处处都是冷眼和欺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
“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要挺过去，依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细心的阿伦每次都不忘叮嘱，请亲自拜访依莎多拉的朋友，不要写信。可见，写信这一形式是首先使用过的，无效，才让朋友们亲自去。
亲自去又怎样呢？
杳无回音。
邓肯在万念俱灰之际，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一时间，峰回路转，邓肯到了巴黎，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城市。
到巴黎不久，她就听说了昔日的学生马戈特病重的消息。当她赶到医院时，她只见到了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的遗容。邓肯跟着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慢慢侵蚀着邓肯健美的身体。
雷蒙德真诚地接纳了名闻天下而又灾患深重的姐姐。他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把病中的邓肯带离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自从雷蒙德伙同全家人坐着牲口船从纽约漂洋过海后，他就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担心这对姐姐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为之大变。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小憩，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过几天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
“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
“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依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可是……我有些懒了，或者漠不经心了。”
“你要下决心，我会帮助你。”
邓肯在乔治·莫尔韦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了在她看来是沉甸甸的笔，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邓肯自传》。这本优秀的传记乃依莎多拉·邓肯饮泪泣血而成。由于邓肯在1927年意外身亡，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艺术史，都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1925年秋，日子过得稍有起色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慷慨地说：
“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
“形体训练还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邓肯确实被钱害苦了。
法国**对邓肯的提议果然兴趣浓厚，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这件事的经济问题。但谈判的进展却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在每一件事上都犹豫不决，从秋至春，春天又悄悄地走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四个字。
1925年岁末，依莎多拉·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
2
叶赛宁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听说邓肯离开苏俄的，他当时木无表情，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早知道她要走的，我早知道她要走的……”那模样使人感到它是一副丢失了灵魂的躯壳。
接着，他多病，纵酒，居无定所。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始终没有打得火热，他与1919年以来最密切的朋友马连果夫也疏远了，后来又和意象派诗人们彻底决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颇勤，不仅有反映时代活力的政治抒情诗，而且创作了大量表现个人漂泊生涯和悲剧命运的短章 。这些作品较之以前，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专注于分行、押韵、措词等精细的技巧，而是追求简洁明快的气质和最大可能的情感冲击力。马连果夫说得很准确：
“是的，他会失去一切，而且的确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口袋里的钱，也丢尽了灵魂上的羞耻之心，失去了他最后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失去了他头上的帽子，失去了他在酒店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失掉他的诗篇！他的诗歌使人听见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呼吸息息可闻。”
1925年3月初，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举行了一次家庭晚会。叶赛宁一反平日的忧郁，成了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他巧舌如簧，左蹦右跳，为的是吸引一位默默寡言的姑娘的注意。这位姑娘是晚会的贵客，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索菲娅具有名门闺秀的风致，她妩媚而又腼腆，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凡的教养。她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叶赛宁的诗又是她一直爱读的。于是，她的眼睛里便荡漾着丝绒般的柔光。叶赛宁是能够领会那种柔光别样含义的高手，他不时地主动投过去情意脉脉的一瞥。这两种目光很押韵，自然成了一首诗中的两行，不，一首诗仅有的两行。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知自己不能走进这首诗里，她只是诗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她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维系自己一生的爱情阵地，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尽管她感觉叶赛宁对索菲娅的爱恋只不过是对理想美神的膜拜而已，尽管她内心希望这种膜拜最好不是以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以维纳斯像为对象，但她却无力阻止叶赛宁与索菲娅的情爱进程。
7月底至9月初，叶赛宁偕同索菲娅旅游高加索，他们的婚姻就建立在这一个多月交往的基础上。
可是，当叶赛宁一搬进索菲娅那座古色古香的神秘大院里，他就发现自己又在走向一个悲剧。叶赛宁最不堪忍受的压抑与束缚，此刻，却像一张牢不可破的网罩住了他。他在给梯比里斯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新的家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结果。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被‘伟大的老翁’占据着，他的肖像比比皆是，桌子上，抽屉里，墙壁上，甚至让人觉得房顶上都有，简直没有活人的地方。这使我感到窒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破灭了。”
叶赛宁的妹妹舒拉在《我的哥哥叶赛宁》一文中写道：
“在这个寓所里，一切东西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东西多得令人难受。也许，它们对博物馆是珍贵的，但对住家来说，房间的摆设显得太满。谢尔盖在那儿住不下去了……谢尔盖搬到索菲娅的住所，和她单独相处以后，立时明白，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趣味各异，对生活的看法也不一样
11月，叶赛宁因患精神抑郁症住进了莫斯科一家医院。医生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对这种病无能为力。
12月23日，叶赛宁特意装束了一番，来到国家出版社大厦。他新的一本诗集正在这里付印，他来清点最后一次校样。该书的责任编辑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看见叶赛宁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丝制作、缀着小红花图案的围巾，惊奇地说：
“谢尔盖，你难得这么标致一回！这条围巾真的很适合你。”
叶赛宁黯然伤神地说：
“这是依莎多拉送给我的礼物。她给我的……哎，这个老太婆，她多么爱我啊！要是我给她写信，叫她来的话，她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不远万里，流着眼泪跑到我跟前来的……哎，现在……现在太晚了。”
这是叶赛宁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坐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他的身上仅仅带了一只伊特鲁里古花瓶，这是1922年邓肯与他结婚时送给他的纪念品。
24日晨，叶赛宁抵达列宁格勒，他径直走进了“安格里杰尔旅馆”5号房间。四年前，叶赛宁陪同邓肯到列宁格勒演出时就是住的这间房，那根当年他频频去摸的暖气管，今天仍然是冷冰冰的，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以后的两天，叶赛宁过得很安静，列宁格勒的朋友他都走了一遍，包括他曾经背弃的老师克留耶夫。
28日清早，人们在5号房发现了吊死在暖气管上的叶赛宁。他用一根绳子往自己的脖子上绕了两圈，蹬翻了垫在脚底下的一张床头桌，脸对着窗外蓝色的天空和悠旷的广场。
3
临终前，叶赛宁割开自己的手腕，让鲜血汩汩流进了那只精巧无比的伊特鲁里古花瓶，然后用手指蘸着写了一首绝命诗：
再见吧朋友再见，
你深留在我心间；
命中注定要分手，
相约将来再见面。
朋友再见勿话别，
不把伤悲锁眉尖；
死亡不算稀奇事，
活着也不更新鲜。
这首诗据估计是12月27日早晨写的。许多研究叶赛宁的专家都认为，这首诗是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原因有二：一是叶赛宁生前在公共场合总是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我的朋友”；二是由于叶赛宁多次漠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内心产生了愧疚。
然而，这两点都有些牵强。
叶赛宁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朋友”，是因为他身边携带的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名不正而言不顺，“朋友”不过是一面幌子罢了。叶赛宁也许对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有过愧疚，但从他在12月23日与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的谈话看，使他真正深怀愧疚的，是邓肯。何况，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死，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之间的“冷战”都没有结束。
专家们对这首诗的判断往往还受了另一件事的影响，或者干脆说是感动吧。那就是一年之后的1926年12月3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在叶赛宁的坟头开枪自杀，殉情而死。其实，命运真是十分的残酷，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一厢情愿”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无怨无悔地为叶赛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青春，爱情，乃至生命。她也非常渴望得到她所渴望的，但她却能坦然面对每一次失去，只是默默
依莎多拉·邓肯的不幸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表明如何如何“爱”过邓肯的朋友都避而不见。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邓肯像乞丐一样，让人“敬”而远之。弟弟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依莎多拉·邓肯签证。邓肯走投无路，举首问天：
“每一个国家都因为我的‘政治关系’而不给我签证。我的政治关系是什么呀？我倒想知道，我的政治关系在哪儿？”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弄几个碎银子供吃和住，经纪人则在巧取豪夺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可是，号称评论家的那一伙无聊文人大多耀武扬威，刻薄无礼。柏林有一家俄国侨民办的报纸《日子》，说：
“人们知道，邓肯人老珠黄，不堪造就，那些一贯把她捧上天的各国观众都已将她抛弃。这以后，她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在苏维埃国家，她把她纯朴的艺术、原始的政治与克里姆林宫的思想掺杂在一起。昨天晚上的演出把她折腾得精疲力尽，今天的依莎多拉对一场演出已经大大地力不从心，可是她还是认为应当将她的一些俄国印象介绍给观众。她说，她生来就是她自己艺术的革命派，在安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自由王国。”
并非处处都是冷眼和欺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
“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要挺过去，依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细心的阿伦每次都不忘叮嘱，请亲自拜访依莎多拉的朋友，不要写信。可见，写信这一形式是首先使用过的，无效，才让朋友们亲自去。
亲自去又怎样呢？
杳无回音。
邓肯在万念俱灰之际，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一时间，峰回路转，邓肯到了巴黎，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城市。
到巴黎不久，她就听说了昔日的学生马戈特病重的消息。当她赶到医院时，她只见到了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的遗容。邓肯跟着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慢慢侵蚀着邓肯健美的身体。
雷蒙德真诚地接纳了名闻天下而又灾患深重的姐姐。他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把病中的邓肯带离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自从雷蒙德伙同全家人坐着牲口船从纽约漂洋过海后，他就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担心这对姐姐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为之大变。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小憩，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过几天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
“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
“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依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可是……我有些懒了，或者漠不经心了。”
“你要下决心，我会帮助你。”
邓肯在乔治·莫尔韦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了在她看来是沉甸甸的笔，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邓肯自传》。这本优秀的传记乃依莎多拉·邓肯饮泪泣血而成。由于邓肯在1927年意外身亡，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艺术史，都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1925年秋，日子过得稍有起色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慷慨地说：
“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
“形体训练还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邓肯确实被钱害苦了。
法国**对邓肯的提议果然兴趣浓厚，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这件事的经济问题。但谈判的进展却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在每一件事上都犹豫不决，从秋至春，春天又悄悄地走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四个字。
1925年岁末，依莎多拉·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
2
叶赛宁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听说邓肯离开苏俄的，他当时木无表情，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早知道她要走的，我早知道她要走的……”那模样使人感到它是一副丢失了灵魂的躯壳。
接着，他多病，纵酒，居无定所。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始终没有打得火热，他与1919年以来最密切的朋友马连果夫也疏远了，后来又和意象派诗人们彻底决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颇勤，不仅有反映时代活力的政治抒情诗，而且创作了大量表现个人漂泊生涯和悲剧命运的短章 。这些作品较之以前，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专注于分行、押韵、措词等精细的技巧，而是追求简洁明快的气质和最大可能的情感冲击力。马连果夫说得很准确：
“是的，他会失去一切，而且的确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口袋里的钱，也丢尽了灵魂上的羞耻之心，失去了他最后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失去了他头上的帽子，失去了他在酒店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失掉他的诗篇！他的诗歌使人听见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呼吸息息可闻。”
1925年3月初，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举行了一次家庭晚会。叶赛宁一反平日的忧郁，成了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他巧舌如簧，左蹦右跳，为的是吸引一位默默寡言的姑娘的注意。这位姑娘是晚会的贵客，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索菲娅具有名门闺秀的风致，她妩媚而又腼腆，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凡的教养。她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叶赛宁的诗又是她一直爱读的。于是，她的眼睛里便荡漾着丝绒般的柔光。叶赛宁是能够领会那种柔光别样含义的高手，他不时地主动投过去情意脉脉的一瞥。这两种目光很押韵，自然成了一首诗中的两行，不，一首诗仅有的两行。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知自己不能走进这首诗里，她只是诗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她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维系自己一生的爱情阵地，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尽管她感觉叶赛宁对索菲娅的爱恋只不过是对理想美神的膜拜而已，尽管她内心希望这种膜拜最好不是以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以维纳斯像为对象，但她却无力阻止叶赛宁与索菲娅的情爱进程。
7月底至9月初，叶赛宁偕同索菲娅旅游高加索，他们的婚姻就建立在这一个多月交往的基础上。
可是，当叶赛宁一搬进索菲娅那座古色古香的神秘大院里，他就发现自己又在走向一个悲剧。叶赛宁最不堪忍受的压抑与束缚，此刻，却像一张牢不可破的网罩住了他。他在给梯比里斯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新的家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结果。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被‘伟大的老翁’占据着，他的肖像比比皆是，桌子上，抽屉里，墙壁上，甚至让人觉得房顶上都有，简直没有活人的地方。这使我感到窒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破灭了。”
叶赛宁的妹妹舒拉在《我的哥哥叶赛宁》一文中写道：
“在这个寓所里，一切东西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东西多得令人难受。也许，它们对博物馆是珍贵的，但对住家来说，房间的摆设显得太满。谢尔盖在那儿住不下去了……谢尔盖搬到索菲娅的住所，和她单独相处以后，立时明白，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趣味各异，对生活的看法也不一样
11月，叶赛宁因患精神抑郁症住进了莫斯科一家医院。医生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对这种病无能为力。
12月23日，叶赛宁特意装束了一番，来到国家出版社大厦。他新的一本诗集正在这里付印，他来清点最后一次校样。该书的责任编辑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看见叶赛宁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丝制作、缀着小红花图案的围巾，惊奇地说：
“谢尔盖，你难得这么标致一回！这条围巾真的很适合你。”
叶赛宁黯然伤神地说：
“这是依莎多拉送给我的礼物。她给我的……哎，这个老太婆，她多么爱我啊！要是我给她写信，叫她来的话，她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不远万里，流着眼泪跑到我跟前来的……哎，现在……现在太晚了。”
这是叶赛宁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坐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他的身上仅仅带了一只伊特鲁里古花瓶，这是1922年邓肯与他结婚时送给他的纪念品。
24日晨，叶赛宁抵达列宁格勒，他径直走进了“安格里杰尔旅馆”5号房间。四年前，叶赛宁陪同邓肯到列宁格勒演出时就是住的这间房，那根当年他频频去摸的暖气管，今天仍然是冷冰冰的，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以后的两天，叶赛宁过得很安静，列宁格勒的朋友他都走了一遍，包括他曾经背弃的老师克留耶夫。
28日清早，人们在5号房发现了吊死在暖气管上的叶赛宁。他用一根绳子往自己的脖子上绕了两圈，蹬翻了垫在脚底下的一张床头桌，脸对着窗外蓝色的天空和悠旷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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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叶赛宁割开自己的手腕，让鲜血汩汩流进了那只精巧无比的伊特鲁里古花瓶，然后用手指蘸着写了一首绝命诗：
再见吧朋友再见，
你深留在我心间；
命中注定要分手，
相约将来再见面。
朋友再见勿话别，
不把伤悲锁眉尖；
死亡不算稀奇事，
活着也不更新鲜。
这首诗据估计是12月27日早晨写的。许多研究叶赛宁的专家都认为，这首诗是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原因有二：一是叶赛宁生前在公共场合总是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我的朋友”；二是由于叶赛宁多次漠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内心产生了愧疚。
然而，这两点都有些牵强。
叶赛宁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朋友”，是因为他身边携带的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名不正而言不顺，“朋友”不过是一面幌子罢了。叶赛宁也许对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有过愧疚，但从他在12月23日与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的谈话看，使他真正深怀愧疚的，是邓肯。何况，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死，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之间的“冷战”都没有结束。
专家们对这首诗的判断往往还受了另一件事的影响，或者干脆说是感动吧。那就是一年之后的1926年12月3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在叶赛宁的坟头开枪自杀，殉情而死。其实，命运真是十分的残酷，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一厢情愿”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无怨无悔地为叶赛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青春，爱情，乃至生命。她也非常渴望得到她所渴望的，但她却能坦然面对每一次失去，只是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