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欣悦的英灵（1/2）
作者：史沫特莱传
1948年3月，史沫特莱离开了雅都山庄。
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公开举行了一次广播辩论会，辩论双方是纽约州东北小区**组织者哈罗德·克莱茵和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会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北农庄自己的住处为克莱茵举行了鸡尾酒会，一些斯基德莫尔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史沫特莱“企图使大学生们皈依**学说”，当时市民听到夸大的谣传，十分害怕，一些大学生的家长向校方施加压力，校方人员向史沫特莱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的“恐赤病”发作了，她害怕牵连到自己，害怕自己也被怀疑是赤化分子，惊慌失措起来，感到要约束一下史沫特莱的言行了。史沫特莱出于正义感和自己的自尊，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没有必要作解释；也没有必要因自己请了怎样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为了维护雅都公司的名声，警告史沫特莱，要么以后言行谨慎一些，要么马上离开此地。史沫特莱满腔怒火，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实质上是一幕发生在严酷的**思想钳制下的美国的人际关系的悲剧。埃姆斯夫人之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牺牲与史沫特莱的友谊，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安排在雅都山庄的那两个特务出面干预。埃姆斯夫人的做法固然有点过火，但也不能对她个人作过多的责难，这完全应该归罪于美国当时恶浊的政治空气。
而这种政治空气的形成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和她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不相信**有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的力量。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党和**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国全面“赤化”。而两年以后，**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使美国不安的变化，经过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却从12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改变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进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大城市。首先攻克了张家口，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解放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放了这座华北第一大的工商业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
蒋家王朝的最后崩溃已经不可避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一旦新中国成立，并成为强大的苏联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就会成为一股足以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至此，美国政府只好抛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公开扶持蒋介石独裁政权，公开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它向蒋介石政府大量输送武器，支持蒋介石政府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则加紧对进步人士的种种不择手段的诬陷和迫害。国会拟订了蒙特—尼克松法案，规定凡是被指为**的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表上标上黑星。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这样的“黑星组织”有70多个。只要与这些组织沾上一点关系，就被认为是**，或者**的同伙；只要有这类朋友，就会被加上罪名，处于危险境地。一时告密者蠢蠢欲动，受害者有口难辩，人们终日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列入赤色分子名单。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开放、正直、心直口快的美国人变得小心翼翼，疑虑重重；有头脑的人也只好潜心闭嘴，避而不讲真话；无知的人心安理得；坏心肠的人找机会就给竞争对手扣上一顶红帽子。联邦调查局属下各机构都设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们像“抓虱子似的”抓“赤色分子”，像践踏蚁群那样践踏人们的自由。据说，被收入调查局微缩胶卷的调查资料，堆满了华盛顿的六层大楼。主持这一系列“猎赤”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和他所操纵的极右报纸《反击》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专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博士都在这场弥漫全国的**浪潮中遭到迫害。
1949年9月，在皮克斯基尔避暑地的莱克兰湖畔，保罗·罗伯逊举行了演唱会。他是一名逃亡黑奴的儿子，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歌声浑厚深沉，是不可多得的黑天鹅绒般的嗓音。他讴歌对和平自由的向往，歌唱黑人的解放，因此他被赶出了第一流的演出场所。罗伯逊走上街头，到工人群众中去演唱，把演出收入捐献给民权维护会。莱克兰湖畔的演唱会开始以前，三K党冲进会场，把折叠椅堆起来放火焚烧，黑夜中烈焰冲天。三K党向听众掷石块，狂叫要把人们统统杀死。事件自始至终，连个警察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在鼓吹人权和民主的美国真是不可思议。此后，“皮克斯基尔事件”就成了美国法西斯恐怖的代名词。欧文·拉铁摩尔被《反击》指名为“赤色分子”，他愤而与麦卡锡对质。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猎赤”行动是多么不择手段。
当时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小偷正爬在窗子上，打算溜进屋里行窃，巡警来了，小偷喊道：“我不是共产分子，你们抓错人了！”
史沫特莱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被迫离开雅都山庄的。
史沫特莱离开雅都以后，来到索伯格·布伦丁在纽派尔兹的农场，这是她过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两个星期以后，她得到好友约瑟芬·贝内特和她的丈夫布鲁克斯的邀请，到哈德孙河西岸的斯尼登兰丁村安下了家。
斯尼登兰丁村是一个艺术家别墅区，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村子荫蔽在帕里萨兹镇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距纽约曼哈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史沫特莱住的房子是布鲁克斯的一幢小小的乡村寓所，距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在树林中流过的河流。房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地，河对岸是绵亘不断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纽约市郊。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史沫特莱心情舒畅，热爱农业劳动的大地的女儿，满怀喜悦地荷锄下地。她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种下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花椰菜、胡萝卜、生菜、豆角，还有新西兰菠菜、芥菜和南瓜。种菜是一种享受，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她品尝着自己种出来的各种蔬菜，心情就别提有多愉快了。她给艾诺·泰勒写信说：“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好，溃疡病也消失了。”
史沫特莱收获了蔬菜，就定期供应给周围的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的人种菜大都失败，只有史沫特莱的菜园子总是葱绿葱绿的。有一次，一群退伍军人在附近野餐，史沫特莱摘了几筐菜送去，卖了35美元。她尝到了一个真正的农妇的喜悦。
在舒心的田园中，史沫特莱并没有忘记政治，压力越大，她越无所畏惧，她要证明自己是不怕威胁、压服不了的。她仍然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发表文章 ，强烈反对规定被指为“**”的组织进行登记的蒙特—尼克松法案。
1948年4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主题为“美国兵撤离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史沫特莱措词尖锐地指责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毫不畏惧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政府。当时在讲台上的还有保罗·罗伯逊——他演唱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史沫特莱最爱听的一首歌——和蒋介石的老对手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支持冯玉祥，希望他在建立国民党和**的联合政府中起积极作用，以结束中国内战。冯玉祥寻求美国的支持没有结果，愤而转去莫斯科寻求支援，在渡过黑海的时候，不幸因轮船失火而丧生。也有人说，是故意纵火，要除掉冯玉祥这个反蒋的大人物。
不久，史沫特莱又面临着一场风暴。联邦调查局早就处心积虑地证实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但苦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史沫特莱的政敌们摸准了调查局的意图，开始更猛烈地攻击她。首先发难的是科尔伯格。他跑到东京，和美国占领军总部谍报第二课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接触了一段时间。威洛比在1946年进驻日本不久就着手搜集佐尔格间谍案的资料，以便用于政治目的。理查德·佐尔格是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1930年在上海曾与史沫特莱交往，1934年佐尔格离开上海，到日本为苏联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曾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重大的贡献。1941年佐尔格身份暴露，被日本逮捕，1944年被处决。应该说，佐尔格与之进行斗争的是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德、日法西斯，他是反法西斯人民的功臣。而现在调查局巧妙地抽去了问题的实质，只剩下了“苏联间谍”这个概念。在当时美苏对峙、冷战气氛浓烈的特定环境中，“苏联间谍”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可是佐尔格和他的同志们都已不在人世，活着而且被认为与佐尔格有关的人只有史沫特莱，联邦调查局把她列为调查对象，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罪名成立，联邦调查局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可惜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找到一些最关键的证据，他们无法证实1934年以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还有什么联系，无法证实当时远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怎样配合东京的佐尔格间谍组织的工作。他们掌握的最确切的材料只有一点，就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曾介绍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认识，而尾崎后来与佐尔格一起回到日本，成为佐尔格的助手，最后两人同时遇难了。只凭这一点，要确认史沫特莱的“苏联间谍”罪名，联邦调查局自己也感到实在是证据不足。
科尔伯格回到美国，就在他所控制的《实话》杂志上以一整篇社论抖出威洛比提供给他的仍属机密的材料，指控史沫特莱自1930年以来就是一个“无指定具体任务的苏联潜伏间谍”。极右杂志《反击》也发表文章 ，给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求调查局出面支持科尔伯格的结论。可是胡佛认为缺乏证据，迟迟没有表态。1948年4月，胡佛收到了军部发来的、威洛比写的长达64页的关于佐尔格间谍网及史沫特莱的作用的详细报告，但是胡佛仍然认为看不到在远东的佐尔格和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网之间有什么联系，害怕将来受到公众的质询时拿不出证据。胡佛心里着急，就责骂他的下级纽约奥尔巴尼分局，怪他们半心半意；奥尔巴尼分局则以史沫特莱已经迁出他们的辖区为理由加以抗拒。
胡佛和他的下属机关长时间的扯皮使军方终于忍耐不住了，1949年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份3.3万字的有关苏联间谍网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的一名主要人物。2月10日，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这份报告。报告是根据远东麦克阿瑟总部的威洛比的材料编写的，其中除了记述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战时间谍组织向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外，还提到佐尔格在日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尾崎秀实是中国通。除此以外，就只有重复那些已经众所周知的30年代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那些原来未能证实的关键问题。虽然如此，军方的报告却断然宣告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
在同一天，美国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新闻中把与佐尔格案件有关的史沫特莱作为充当“苏联间谍”的罪人大加谴责，还刊登了史沫特莱、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照片，把史沫特莱的照片摆在中央。
麦克阿瑟和威洛比为什么敢于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公开向史沫特莱发起攻击？原来美国法律有“军方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免受指控”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军人撒了谎，侵犯了对方的人身尊严，仍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
史沫特莱非常愤怒，她在见报的当天就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律师O·约翰·罗格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勇于为维护公民自由作辩护的律师。史沫特莱激愤地否认强加于她的罪名，说自己既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麦克阿瑟的做法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的政治目的。她说：
“我是无罪的。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敢于对我进行诬陷，是因为他有一项法律作保护，这项法律规定军方人员不能被控谎言罪。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其实是个小人和懦夫。我现在要对他说，请自动放弃法律的豁免权，然后我要控告你犯有诽谤罪！”
在史沫特莱的抗议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加上联邦调查局再也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证据，艾斯特只好承认，那个报告“有事实，但也有一些是看法”。2月18日，军方被迫公开道歉，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当日《纽约时报》报道：
今晚军方公开承认，发表关于在日本和中国的**间谍之具有“哲学性”的报告，是“不合时宜”的，军方没有证据去佐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是间谍网成员的断言。艾斯特上校坚定地宣称，“证据不在我们手里时”就发表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物的声明，实非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并不是说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只是说“发表报告时，证据不在我们手里”。艾斯特上校说：“证据不在手里而把人涂以柏油，贴上羽毛，加以惩罚，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
从这段报道中可以看出，军方的所谓道歉态度暧昧，措词闪烁，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威洛比仍然不死心，他在第二年离了职，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搜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名叫《上海的阴谋》。并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写了一份特别报告，一直闹到1951年，还是无法证明史沫特莱的间谍身份。
间谍案虽然看似划上了句号，但美国国内的极右势力仍然不让史沫特莱有片刻的安静。所谓“院（美国国务院）外援华（援蒋）派的人物，包括科尔伯格，曾是史沫特莱的朋友的弗雷达·厄特利，意识到蒋介石的地位已经无望，他们开始提出一个新口号：谁把中国丢掉了？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不是蒋介石输了，输了这场战争的是美国；而使美国打输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国内有像史沫特莱那样彻底的**人，他们影响了公众舆论，迫使国务院削弱了使蒋介石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援助。于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都表示，是清算像史沫特莱那样的**人的时候了。
联邦调查局在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报道中多次强调“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个**员。所谓可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国际专栏撰稿人惠特克·钱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史沫特莱是**员。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气改变了，说得比较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的同情者。
史沫特莱的“罪名”虽然未能确立，但这场风波却给她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跟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疏远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发表，纽约的文艺界对她也冷淡了。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镇附近一群退伍军人的集会上演讲，由于“恐赤病”的蔓延，有几个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纠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讲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议。演讲虽然照常进行，但气氛很紧张，听众的反应也没有过去那么热烈了。
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她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心脏病也犯了，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于史沫特莱的“罪名”，使为她提供住处的布鲁克斯夫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史沫特莱去留两难，处境十分困窘。斯尼登兰丁村附近的退伍军人美**团里有一伙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半夜里为停泊在哈德孙河上的苏联轮船发信号，说得绘声绘影，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联邦调查局因此加紧了监视，史沫特莱出外时只得躲在布鲁克斯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兰丁村住下去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公开举行了一次广播辩论会，辩论双方是纽约州东北小区**组织者哈罗德·克莱茵和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会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北农庄自己的住处为克莱茵举行了鸡尾酒会，一些斯基德莫尔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史沫特莱“企图使大学生们皈依**学说”，当时市民听到夸大的谣传，十分害怕，一些大学生的家长向校方施加压力，校方人员向史沫特莱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的“恐赤病”发作了，她害怕牵连到自己，害怕自己也被怀疑是赤化分子，惊慌失措起来，感到要约束一下史沫特莱的言行了。史沫特莱出于正义感和自己的自尊，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没有必要作解释；也没有必要因自己请了怎样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为了维护雅都公司的名声，警告史沫特莱，要么以后言行谨慎一些，要么马上离开此地。史沫特莱满腔怒火，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实质上是一幕发生在严酷的**思想钳制下的美国的人际关系的悲剧。埃姆斯夫人之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牺牲与史沫特莱的友谊，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安排在雅都山庄的那两个特务出面干预。埃姆斯夫人的做法固然有点过火，但也不能对她个人作过多的责难，这完全应该归罪于美国当时恶浊的政治空气。
而这种政治空气的形成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和她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不相信**有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的力量。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党和**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国全面“赤化”。而两年以后，**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使美国不安的变化，经过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却从12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改变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进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大城市。首先攻克了张家口，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解放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放了这座华北第一大的工商业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
蒋家王朝的最后崩溃已经不可避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一旦新中国成立，并成为强大的苏联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就会成为一股足以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至此，美国政府只好抛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公开扶持蒋介石独裁政权，公开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它向蒋介石政府大量输送武器，支持蒋介石政府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则加紧对进步人士的种种不择手段的诬陷和迫害。国会拟订了蒙特—尼克松法案，规定凡是被指为**的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表上标上黑星。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这样的“黑星组织”有70多个。只要与这些组织沾上一点关系，就被认为是**，或者**的同伙；只要有这类朋友，就会被加上罪名，处于危险境地。一时告密者蠢蠢欲动，受害者有口难辩，人们终日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列入赤色分子名单。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开放、正直、心直口快的美国人变得小心翼翼，疑虑重重；有头脑的人也只好潜心闭嘴，避而不讲真话；无知的人心安理得；坏心肠的人找机会就给竞争对手扣上一顶红帽子。联邦调查局属下各机构都设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们像“抓虱子似的”抓“赤色分子”，像践踏蚁群那样践踏人们的自由。据说，被收入调查局微缩胶卷的调查资料，堆满了华盛顿的六层大楼。主持这一系列“猎赤”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和他所操纵的极右报纸《反击》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专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博士都在这场弥漫全国的**浪潮中遭到迫害。
1949年9月，在皮克斯基尔避暑地的莱克兰湖畔，保罗·罗伯逊举行了演唱会。他是一名逃亡黑奴的儿子，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歌声浑厚深沉，是不可多得的黑天鹅绒般的嗓音。他讴歌对和平自由的向往，歌唱黑人的解放，因此他被赶出了第一流的演出场所。罗伯逊走上街头，到工人群众中去演唱，把演出收入捐献给民权维护会。莱克兰湖畔的演唱会开始以前，三K党冲进会场，把折叠椅堆起来放火焚烧，黑夜中烈焰冲天。三K党向听众掷石块，狂叫要把人们统统杀死。事件自始至终，连个警察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在鼓吹人权和民主的美国真是不可思议。此后，“皮克斯基尔事件”就成了美国法西斯恐怖的代名词。欧文·拉铁摩尔被《反击》指名为“赤色分子”，他愤而与麦卡锡对质。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猎赤”行动是多么不择手段。
当时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小偷正爬在窗子上，打算溜进屋里行窃，巡警来了，小偷喊道：“我不是共产分子，你们抓错人了！”
史沫特莱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被迫离开雅都山庄的。
史沫特莱离开雅都以后，来到索伯格·布伦丁在纽派尔兹的农场，这是她过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两个星期以后，她得到好友约瑟芬·贝内特和她的丈夫布鲁克斯的邀请，到哈德孙河西岸的斯尼登兰丁村安下了家。
斯尼登兰丁村是一个艺术家别墅区，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村子荫蔽在帕里萨兹镇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距纽约曼哈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史沫特莱住的房子是布鲁克斯的一幢小小的乡村寓所，距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在树林中流过的河流。房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地，河对岸是绵亘不断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纽约市郊。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史沫特莱心情舒畅，热爱农业劳动的大地的女儿，满怀喜悦地荷锄下地。她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种下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花椰菜、胡萝卜、生菜、豆角，还有新西兰菠菜、芥菜和南瓜。种菜是一种享受，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她品尝着自己种出来的各种蔬菜，心情就别提有多愉快了。她给艾诺·泰勒写信说：“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好，溃疡病也消失了。”
史沫特莱收获了蔬菜，就定期供应给周围的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的人种菜大都失败，只有史沫特莱的菜园子总是葱绿葱绿的。有一次，一群退伍军人在附近野餐，史沫特莱摘了几筐菜送去，卖了35美元。她尝到了一个真正的农妇的喜悦。
在舒心的田园中，史沫特莱并没有忘记政治，压力越大，她越无所畏惧，她要证明自己是不怕威胁、压服不了的。她仍然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发表文章 ，强烈反对规定被指为“**”的组织进行登记的蒙特—尼克松法案。
1948年4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主题为“美国兵撤离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史沫特莱措词尖锐地指责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毫不畏惧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政府。当时在讲台上的还有保罗·罗伯逊——他演唱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史沫特莱最爱听的一首歌——和蒋介石的老对手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支持冯玉祥，希望他在建立国民党和**的联合政府中起积极作用，以结束中国内战。冯玉祥寻求美国的支持没有结果，愤而转去莫斯科寻求支援，在渡过黑海的时候，不幸因轮船失火而丧生。也有人说，是故意纵火，要除掉冯玉祥这个反蒋的大人物。
不久，史沫特莱又面临着一场风暴。联邦调查局早就处心积虑地证实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但苦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史沫特莱的政敌们摸准了调查局的意图，开始更猛烈地攻击她。首先发难的是科尔伯格。他跑到东京，和美国占领军总部谍报第二课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接触了一段时间。威洛比在1946年进驻日本不久就着手搜集佐尔格间谍案的资料，以便用于政治目的。理查德·佐尔格是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1930年在上海曾与史沫特莱交往，1934年佐尔格离开上海，到日本为苏联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曾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重大的贡献。1941年佐尔格身份暴露，被日本逮捕，1944年被处决。应该说，佐尔格与之进行斗争的是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德、日法西斯，他是反法西斯人民的功臣。而现在调查局巧妙地抽去了问题的实质，只剩下了“苏联间谍”这个概念。在当时美苏对峙、冷战气氛浓烈的特定环境中，“苏联间谍”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可是佐尔格和他的同志们都已不在人世，活着而且被认为与佐尔格有关的人只有史沫特莱，联邦调查局把她列为调查对象，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罪名成立，联邦调查局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可惜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找到一些最关键的证据，他们无法证实1934年以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还有什么联系，无法证实当时远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怎样配合东京的佐尔格间谍组织的工作。他们掌握的最确切的材料只有一点，就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曾介绍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认识，而尾崎后来与佐尔格一起回到日本，成为佐尔格的助手，最后两人同时遇难了。只凭这一点，要确认史沫特莱的“苏联间谍”罪名，联邦调查局自己也感到实在是证据不足。
科尔伯格回到美国，就在他所控制的《实话》杂志上以一整篇社论抖出威洛比提供给他的仍属机密的材料，指控史沫特莱自1930年以来就是一个“无指定具体任务的苏联潜伏间谍”。极右杂志《反击》也发表文章 ，给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求调查局出面支持科尔伯格的结论。可是胡佛认为缺乏证据，迟迟没有表态。1948年4月，胡佛收到了军部发来的、威洛比写的长达64页的关于佐尔格间谍网及史沫特莱的作用的详细报告，但是胡佛仍然认为看不到在远东的佐尔格和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网之间有什么联系，害怕将来受到公众的质询时拿不出证据。胡佛心里着急，就责骂他的下级纽约奥尔巴尼分局，怪他们半心半意；奥尔巴尼分局则以史沫特莱已经迁出他们的辖区为理由加以抗拒。
胡佛和他的下属机关长时间的扯皮使军方终于忍耐不住了，1949年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份3.3万字的有关苏联间谍网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的一名主要人物。2月10日，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这份报告。报告是根据远东麦克阿瑟总部的威洛比的材料编写的，其中除了记述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战时间谍组织向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外，还提到佐尔格在日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尾崎秀实是中国通。除此以外，就只有重复那些已经众所周知的30年代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那些原来未能证实的关键问题。虽然如此，军方的报告却断然宣告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
在同一天，美国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新闻中把与佐尔格案件有关的史沫特莱作为充当“苏联间谍”的罪人大加谴责，还刊登了史沫特莱、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照片，把史沫特莱的照片摆在中央。
麦克阿瑟和威洛比为什么敢于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公开向史沫特莱发起攻击？原来美国法律有“军方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免受指控”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军人撒了谎，侵犯了对方的人身尊严，仍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
史沫特莱非常愤怒，她在见报的当天就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律师O·约翰·罗格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勇于为维护公民自由作辩护的律师。史沫特莱激愤地否认强加于她的罪名，说自己既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麦克阿瑟的做法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的政治目的。她说：
“我是无罪的。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敢于对我进行诬陷，是因为他有一项法律作保护，这项法律规定军方人员不能被控谎言罪。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其实是个小人和懦夫。我现在要对他说，请自动放弃法律的豁免权，然后我要控告你犯有诽谤罪！”
在史沫特莱的抗议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加上联邦调查局再也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证据，艾斯特只好承认，那个报告“有事实，但也有一些是看法”。2月18日，军方被迫公开道歉，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当日《纽约时报》报道：
今晚军方公开承认，发表关于在日本和中国的**间谍之具有“哲学性”的报告，是“不合时宜”的，军方没有证据去佐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是间谍网成员的断言。艾斯特上校坚定地宣称，“证据不在我们手里时”就发表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物的声明，实非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并不是说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只是说“发表报告时，证据不在我们手里”。艾斯特上校说：“证据不在手里而把人涂以柏油，贴上羽毛，加以惩罚，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
从这段报道中可以看出，军方的所谓道歉态度暧昧，措词闪烁，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威洛比仍然不死心，他在第二年离了职，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搜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名叫《上海的阴谋》。并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写了一份特别报告，一直闹到1951年，还是无法证明史沫特莱的间谍身份。
间谍案虽然看似划上了句号，但美国国内的极右势力仍然不让史沫特莱有片刻的安静。所谓“院（美国国务院）外援华（援蒋）派的人物，包括科尔伯格，曾是史沫特莱的朋友的弗雷达·厄特利，意识到蒋介石的地位已经无望，他们开始提出一个新口号：谁把中国丢掉了？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不是蒋介石输了，输了这场战争的是美国；而使美国打输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国内有像史沫特莱那样彻底的**人，他们影响了公众舆论，迫使国务院削弱了使蒋介石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援助。于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都表示，是清算像史沫特莱那样的**人的时候了。
联邦调查局在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报道中多次强调“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个**员。所谓可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国际专栏撰稿人惠特克·钱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史沫特莱是**员。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气改变了，说得比较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的同情者。
史沫特莱的“罪名”虽然未能确立，但这场风波却给她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跟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疏远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发表，纽约的文艺界对她也冷淡了。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镇附近一群退伍军人的集会上演讲，由于“恐赤病”的蔓延，有几个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纠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讲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议。演讲虽然照常进行，但气氛很紧张，听众的反应也没有过去那么热烈了。
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她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心脏病也犯了，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于史沫特莱的“罪名”，使为她提供住处的布鲁克斯夫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史沫特莱去留两难，处境十分困窘。斯尼登兰丁村附近的退伍军人美**团里有一伙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半夜里为停泊在哈德孙河上的苏联轮船发信号，说得绘声绘影，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联邦调查局因此加紧了监视，史沫特莱出外时只得躲在布鲁克斯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兰丁村住下去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