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云密布（1/2）
作者：拉宾传
1. 为水而战
就整个中东的所有战争而言，其根源一是宗教，二是水资源，其他次之。拉宾走马上任时，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即将完工。但由于该工程是从约旦河上游以叙边界的加利利抽水输送到缺水的中部和南部，每年可给以色列多带来3亿立方米的水供应，而叙利亚、约旦却将受到损失。因此，叙、约两国也纷纷在上游兴修截水工程，这样就将减少约旦河下游的水流量，受害者反而是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及约旦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1964年11月，叙军炮击了以色列边界定居点，以空军当即轰炸了戈兰高地上叙炮兵阵地，一场叙以之间因水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开始了。为了彻底压制对方，以色列悍然开炮轰击了叙利亚水利工地的施工机械，最后迫使叙利亚停工。在打掉了阿方的约旦河改道截水计划以后，以叙边界有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但到1967年4月，以色列空军一口气打下了6架叙利亚的米格—21战机，使得两国边界又紧张到了危险的地步。以色列的“空中骄子”们乐得手舞足蹈，但拉宾却显得忧心忡忡，因为要是真的打起来，以军的武器装备比阿方还差着一大截。在空军上，以军的装备比阿方强；但在装甲兵实力上，以色列则居于劣势，它们手头没有可与苏制T—54和T—55型相匹敌的坦克，而且连旧“谢尔曼”式坦克数量也不足。拉宾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些方面超过阿方，在装备上决不能叫阿拉伯人占了优势。
6月份，总理艾希科尔访问美国，拉宾强烈要求他一定从美国人那里搞一些“空中之鹰”战斗轰炸机和性能先进的坦克。艾希科尔回国后，带来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兴高采烈的消息：美国总统约翰逊已答应向以提供所需的飞机、坦克，只等国会的批准了，而批准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但没过多久，另一个消息却足以使以色列人满脸愁容。那就是约旦也要求美国提供同类武器，侯赛因国王扬言如果美国不卖的话就去找苏联。这样的话，着急的自然是美国。因为约旦是中东为数不多的亲西方国家之一，它要是投入苏联怀抱，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约翰逊政府为了摆平此事，特意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考麦尔和资深外交官埃弗里·哈里曼为特使，做说服以色列人的工作。
考麦尔和哈里曼都是精通此道的老手，他们在与以色列人的交往中，分别熟练地轮流扮演着白脸和红脸的角色。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吃了定心丸，就是不买他们的账。通过多番的唇枪舌战，最后还是以色列的细胳膊拧不过美国人的大腿，因为它讨价还价的本钱太少了，真与美国人闹翻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最后，以色列勉强同意了美国向约旦出售武器，条件是美国以会谈纪要的形式代表约旦保证这些美国坦克不得越过约旦河。以色列代表最后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谈判桌，他们似乎看到了纳赛尔乐不可支的笑脸。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侯赛因的这一招绝对是纳赛尔出的。
尽管以色列人在谈判中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美国尽快提供的武器已令拉宾眉开眼笑。美国提供的“空中之鹰”战机，约250辆A—2C和A—I型坦克、坦克引擎备件及105毫米口径的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很快就运到了以色列，解除了他沉重的思想负担。有了这些装备，拉宾觉得腰杆一下子长粗了，他足以威胁整个阿拉伯世界，使之不敢轻易妄为。
在此之后，拉宾很快整改了军队，把军队分为防御与进攻两大部分，并大力提高了部队的突袭打击能力。
2. 逼出纳赛尔
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纳赛尔充当着精神领袖的作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次大的举动，几乎都与纳赛尔有关。
1967年5月14日，拉宾在总参收到埃军不寻常调动的情报；次日，他正在参加阅兵式，又收到大批埃军正向西奈纵深推进的报告。大家最初的反应是埃及人又在搞神经战，情报部长亚里夫也认为：埃及人在重演1960年“罗梯行动”的老戏。其目的是逼近以色列，让以色列慌忙动员、戒备到对峙持续一两个月，耗尽以色列的精力以后，再撤军，然后大肆宣传自己的胜利。拉宾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只是在埃及第四装甲师逼近时动员了以军的一个后备役装甲旅作准备。
但后来才清楚，是苏联5月12日提供的“情报”才促使纳赛尔增兵西奈。5月16日，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两国边界撤到加沙和沙姆沙伊赫，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想不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给他玩了一个绝招，在同一天，他要求纳赛尔作出明确选择：要么，联合国部队原地不动；要么，全部撤走。被将了一军的纳赛尔一咬牙，于18日通知吴丹：联合国部队全部撤走！这样，吴丹后来竟遭受到指责，说是他把纳赛尔推上了与以色列开战的道路。其实，纳赛尔不想打仗。这一点，拉宾、达扬等少数以军将领是清楚的。纳赛尔曾对叙利亚人说过：“埃及决不会因为一个北部非军事区里的拖拉机或边界事件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是，纳赛尔很难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阿拉伯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有人公开笑他是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的反以“英雄”。他是不允许兄弟们这样说的，他得有所表示；况且，苏联人的情报说得活灵活现，说以色列将进攻叙利亚，他不能对叙利亚兄弟见死不救。纳赛尔是有一本难念的经，迫不得已才出这一着险棋。同时，以色列的一贯方针是把纳赛尔从幕后引出来，以便一举毁掉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形象。
纳赛尔已经被逼了出来，拉宾就得准备打仗。但是，决策责任至关重大。要打，就得速战速决，联合国及当时大国是不允许以色列打的，尤其是长时间的打。但不打，静观局势，时间拖得越长，形势对以色列就越不利。光是长期动员后备役也会把国家的经济拖垮。为此，拉宾分别向一些权威人士征求了意见。
当时外长埃班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一旦打起来，没有哪个大国会真心帮助以色列，以色列将会十分孤立，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很快强制以色列的，以色列将捞不到半点好处。但是，达扬却看得很透彻：纳赛尔的举动完全是以色列给逼出来的，以色列对叙利亚、约旦的行动过火了，纳赛尔除了铤而走险之外无路可走。他还认为：纳赛尔会很快封锁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到时候，以色列惟一的选择就是打仗！
3. 尼古丁中毒与“宫廷政变”
决策意味着责任。为着是否打的问题，拉宾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埃及、叙利亚加紧备战的消息接踵而来，拉宾便也加紧备战。
5月23日凌晨3点45分，埃及果真封锁了蒂朗海峡，随后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又增兵以待。早上8点，艾希科尔来到总参掩体地下指挥所与将军们会晤。在大部分人一再催促早打的情况下，艾希科尔表示了必打的决心，但得向美国通报一下情况，以示尊重，因为美国政府要求以色列不开第一枪。中午，艾希科尔召开了扩大的内阁防务会议，应邀出席的有梅厄夫人、贝京、达扬等。会上，拉宾汇报了形势最新动态并讲解了初步拟定的作战方案。拉宾在会上发现：无论是内阁部长们还是反对党领袖，都没有急于打仗的愿望，大家寄希望于外长埃班的欧美游说，幻想着以政治和平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当晚，拉宾在总参召集了各部部长和各军区及兵种司令的联席会议，商讨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大家达成了共识：即不管仗怎么打，首先必须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空军司令莫蒂·霍德对此信心十足，但他担忧埃及空军会轰炸以色列人口稠密区，因此，必须首先把敌方轰炸机炸毁在地面。拉宾听了，脑海里一再浮现的是特拉维夫被炸成废墟的情景，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而最令拉宾动摇信心的还是全国宗教党党魁夏皮拉。在一次内阁防务委员会上，他公开反对先敌开战，并从历史的角度陈述了不必先开战的理由，端出了本·古里安是怎样有把握才开战，是怎样化解危机的。最后，他很轻视地质问拉宾：“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当然要为生存而战。但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我们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拉宾不知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夏皮拉鄙夷地哼了一声就摔门走了。一想到这里，拉宾感到脑袋“嗡”的一声，背脊渗出了冷汗。责任！责任！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责任就在那一纸决策上，弄不好就是千古罪人！
总参会议结束后，拉宾很晚才回家。一到家便倒在沙发里，心里一阵阵作呕，头晕目眩，额头直冒冷汗。为了打仗，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在考虑打起来会出现的薄弱环节。他甚至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色列防线被突破，阿军坦克群向特拉维夫、海法区冲去，以军无法抵挡，犹太人打着白旗向阿拉伯人走去……他边想边抽烟，常常是烟灰缸的烟头像小山一样；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家，好像和谁抽烟比赛；梅厄夫人和拉宾的下属及内阁部长们都一样；在拉宾的各种会议室里，烟雾弥漫，白天也需要开灯才行。
夫人利扬用湿毛巾给拉宾洗了脸，让他感觉舒服些，但古里安的“你要为此负责”和夏皮拉的“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的声音轰隆隆向他袭来，使心力交瘁的拉
就整个中东的所有战争而言，其根源一是宗教，二是水资源，其他次之。拉宾走马上任时，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即将完工。但由于该工程是从约旦河上游以叙边界的加利利抽水输送到缺水的中部和南部，每年可给以色列多带来3亿立方米的水供应，而叙利亚、约旦却将受到损失。因此，叙、约两国也纷纷在上游兴修截水工程，这样就将减少约旦河下游的水流量，受害者反而是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及约旦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1964年11月，叙军炮击了以色列边界定居点，以空军当即轰炸了戈兰高地上叙炮兵阵地，一场叙以之间因水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开始了。为了彻底压制对方，以色列悍然开炮轰击了叙利亚水利工地的施工机械，最后迫使叙利亚停工。在打掉了阿方的约旦河改道截水计划以后，以叙边界有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但到1967年4月，以色列空军一口气打下了6架叙利亚的米格—21战机，使得两国边界又紧张到了危险的地步。以色列的“空中骄子”们乐得手舞足蹈，但拉宾却显得忧心忡忡，因为要是真的打起来，以军的武器装备比阿方还差着一大截。在空军上，以军的装备比阿方强；但在装甲兵实力上，以色列则居于劣势，它们手头没有可与苏制T—54和T—55型相匹敌的坦克，而且连旧“谢尔曼”式坦克数量也不足。拉宾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些方面超过阿方，在装备上决不能叫阿拉伯人占了优势。
6月份，总理艾希科尔访问美国，拉宾强烈要求他一定从美国人那里搞一些“空中之鹰”战斗轰炸机和性能先进的坦克。艾希科尔回国后，带来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兴高采烈的消息：美国总统约翰逊已答应向以提供所需的飞机、坦克，只等国会的批准了，而批准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但没过多久，另一个消息却足以使以色列人满脸愁容。那就是约旦也要求美国提供同类武器，侯赛因国王扬言如果美国不卖的话就去找苏联。这样的话，着急的自然是美国。因为约旦是中东为数不多的亲西方国家之一，它要是投入苏联怀抱，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约翰逊政府为了摆平此事，特意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考麦尔和资深外交官埃弗里·哈里曼为特使，做说服以色列人的工作。
考麦尔和哈里曼都是精通此道的老手，他们在与以色列人的交往中，分别熟练地轮流扮演着白脸和红脸的角色。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吃了定心丸，就是不买他们的账。通过多番的唇枪舌战，最后还是以色列的细胳膊拧不过美国人的大腿，因为它讨价还价的本钱太少了，真与美国人闹翻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最后，以色列勉强同意了美国向约旦出售武器，条件是美国以会谈纪要的形式代表约旦保证这些美国坦克不得越过约旦河。以色列代表最后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谈判桌，他们似乎看到了纳赛尔乐不可支的笑脸。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侯赛因的这一招绝对是纳赛尔出的。
尽管以色列人在谈判中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美国尽快提供的武器已令拉宾眉开眼笑。美国提供的“空中之鹰”战机，约250辆A—2C和A—I型坦克、坦克引擎备件及105毫米口径的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很快就运到了以色列，解除了他沉重的思想负担。有了这些装备，拉宾觉得腰杆一下子长粗了，他足以威胁整个阿拉伯世界，使之不敢轻易妄为。
在此之后，拉宾很快整改了军队，把军队分为防御与进攻两大部分，并大力提高了部队的突袭打击能力。
2. 逼出纳赛尔
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纳赛尔充当着精神领袖的作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次大的举动，几乎都与纳赛尔有关。
1967年5月14日，拉宾在总参收到埃军不寻常调动的情报；次日，他正在参加阅兵式，又收到大批埃军正向西奈纵深推进的报告。大家最初的反应是埃及人又在搞神经战，情报部长亚里夫也认为：埃及人在重演1960年“罗梯行动”的老戏。其目的是逼近以色列，让以色列慌忙动员、戒备到对峙持续一两个月，耗尽以色列的精力以后，再撤军，然后大肆宣传自己的胜利。拉宾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只是在埃及第四装甲师逼近时动员了以军的一个后备役装甲旅作准备。
但后来才清楚，是苏联5月12日提供的“情报”才促使纳赛尔增兵西奈。5月16日，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两国边界撤到加沙和沙姆沙伊赫，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想不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给他玩了一个绝招，在同一天，他要求纳赛尔作出明确选择：要么，联合国部队原地不动；要么，全部撤走。被将了一军的纳赛尔一咬牙，于18日通知吴丹：联合国部队全部撤走！这样，吴丹后来竟遭受到指责，说是他把纳赛尔推上了与以色列开战的道路。其实，纳赛尔不想打仗。这一点，拉宾、达扬等少数以军将领是清楚的。纳赛尔曾对叙利亚人说过：“埃及决不会因为一个北部非军事区里的拖拉机或边界事件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是，纳赛尔很难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阿拉伯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有人公开笑他是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的反以“英雄”。他是不允许兄弟们这样说的，他得有所表示；况且，苏联人的情报说得活灵活现，说以色列将进攻叙利亚，他不能对叙利亚兄弟见死不救。纳赛尔是有一本难念的经，迫不得已才出这一着险棋。同时，以色列的一贯方针是把纳赛尔从幕后引出来，以便一举毁掉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形象。
纳赛尔已经被逼了出来，拉宾就得准备打仗。但是，决策责任至关重大。要打，就得速战速决，联合国及当时大国是不允许以色列打的，尤其是长时间的打。但不打，静观局势，时间拖得越长，形势对以色列就越不利。光是长期动员后备役也会把国家的经济拖垮。为此，拉宾分别向一些权威人士征求了意见。
当时外长埃班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一旦打起来，没有哪个大国会真心帮助以色列，以色列将会十分孤立，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很快强制以色列的，以色列将捞不到半点好处。但是，达扬却看得很透彻：纳赛尔的举动完全是以色列给逼出来的，以色列对叙利亚、约旦的行动过火了，纳赛尔除了铤而走险之外无路可走。他还认为：纳赛尔会很快封锁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到时候，以色列惟一的选择就是打仗！
3. 尼古丁中毒与“宫廷政变”
决策意味着责任。为着是否打的问题，拉宾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埃及、叙利亚加紧备战的消息接踵而来，拉宾便也加紧备战。
5月23日凌晨3点45分，埃及果真封锁了蒂朗海峡，随后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又增兵以待。早上8点，艾希科尔来到总参掩体地下指挥所与将军们会晤。在大部分人一再催促早打的情况下，艾希科尔表示了必打的决心，但得向美国通报一下情况，以示尊重，因为美国政府要求以色列不开第一枪。中午，艾希科尔召开了扩大的内阁防务会议，应邀出席的有梅厄夫人、贝京、达扬等。会上，拉宾汇报了形势最新动态并讲解了初步拟定的作战方案。拉宾在会上发现：无论是内阁部长们还是反对党领袖，都没有急于打仗的愿望，大家寄希望于外长埃班的欧美游说，幻想着以政治和平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当晚，拉宾在总参召集了各部部长和各军区及兵种司令的联席会议，商讨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大家达成了共识：即不管仗怎么打，首先必须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空军司令莫蒂·霍德对此信心十足，但他担忧埃及空军会轰炸以色列人口稠密区，因此，必须首先把敌方轰炸机炸毁在地面。拉宾听了，脑海里一再浮现的是特拉维夫被炸成废墟的情景，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而最令拉宾动摇信心的还是全国宗教党党魁夏皮拉。在一次内阁防务委员会上，他公开反对先敌开战，并从历史的角度陈述了不必先开战的理由，端出了本·古里安是怎样有把握才开战，是怎样化解危机的。最后，他很轻视地质问拉宾：“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当然要为生存而战。但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我们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拉宾不知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夏皮拉鄙夷地哼了一声就摔门走了。一想到这里，拉宾感到脑袋“嗡”的一声，背脊渗出了冷汗。责任！责任！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责任就在那一纸决策上，弄不好就是千古罪人！
总参会议结束后，拉宾很晚才回家。一到家便倒在沙发里，心里一阵阵作呕，头晕目眩，额头直冒冷汗。为了打仗，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在考虑打起来会出现的薄弱环节。他甚至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色列防线被突破，阿军坦克群向特拉维夫、海法区冲去，以军无法抵挡，犹太人打着白旗向阿拉伯人走去……他边想边抽烟，常常是烟灰缸的烟头像小山一样；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家，好像和谁抽烟比赛；梅厄夫人和拉宾的下属及内阁部长们都一样；在拉宾的各种会议室里，烟雾弥漫，白天也需要开灯才行。
夫人利扬用湿毛巾给拉宾洗了脸，让他感觉舒服些，但古里安的“你要为此负责”和夏皮拉的“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的声音轰隆隆向他袭来，使心力交瘁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