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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1/2)

作者:马克思传

    这位德国通讯书记一直在为德国统一、建立德国民主党的工作因受拉萨尔和施韦泽的阻挠而心中不快。他在发现施韦泽推行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非常气愤,也为自己和恩格斯的“非常政治人物”不能回到祖国而苦闷。他只有寄希望《资本论》和朋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及国内工联会的影响力了。

    5月的太阳照耀在伦敦上空,马克思从英国博物馆走出来,他绕道经过市街,正走到国会大厦,这时一个声音迎面截住了他。

    “老尼克——!”

    这是女儿燕妮在亲热地喊马克思的绰号。绰号是这一家子在伦敦生活特有的幽默景点。贫穷和苦恼中常能从中寻找到一份轻松。夫人和儿女们常因为丈夫和父亲黑得可爱称马克思“摩尔”、“老尼克”和“山神”,有的朋友因马克思黑得严峻又亲切称他“雷神”。孩子们把妈妈唤作“妈咪”,把琳蘅叫“尼姆”。女儿们的绰号叫起来特别响亮特别可爱,这都是马克思的发明了:大女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劳拉叫“卡卡杜”(意思是白鹦鹉),爱琳娜则有好几个外号:“杜西”、“中国王子古古”或是“矮子阿尔则利希”。这里也可见马克思同中国潜有一种特有的感情。

    马克思听到女儿亲热呼唤,心里已预感到喜事来临。

    燕妮跳到父亲跟前,紧紧抱住他。

    燕妮已经25岁了,她像崇拜偶像似地热爱父亲。她也很快成为伦敦一位政治活动家。燕妮为分担家庭经济上的困难,不经得父亲的同意就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马克思常在家里接待的两位国际社会主义活动优秀青年又都被两位大女孩看中了,燕妮与比利时的优秀青年龙格很要好,前不久劳拉同非洲、古巴的一位常来家里拜访“国际领袖”的优秀青年保尔举行了婚礼。马克思真为孩子们政治上与自己志同道合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什么事情?孩子,快说呀!”马克思说。

    “邮局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她终于说道。“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在爱森纳赫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建立,他们决定加入您的国际!”

    马克思惊喜地站在街心,燕妮见他喜色满面,注意留意父亲内心的活动。一会儿,马克思突然抱住女儿的肩膀,大步向前走去,一会儿又突然丢下了燕妮,让燕妮几乎跟不上他……

    “这件事好,实在太好了!……建立了一个革命党……我必须听听恩格斯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克思迅速来到书房,要给亲密战友写信。

    写完信,匆匆署了名,日期:“5月5日”——

    “哟,1868年的今天,正是50岁生日哩!

    马克思激动不已,他在书房的地毯上走出房间的两条对角线来……

    “人生半个世纪……”

    他想自己的境况仍然贫困得靠他人接济过日子……岁月不留人,头发胡须花白了,身体在熬夜时已明显没有了当年的耐力、支撑力……

    他回到书桌上,重又打开去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把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读出声来: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又想起青年时代、大学生时代,回想起《新莱茵报》、革命以及后来的那些年代……

    流亡的岁月是难以忍受的,它带来了饥饿、贫困和疾病,也带来了无数的烦恼和可恶的事情。但是他完成了两件大的历史性工作:建立了

    “国际”,写完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50岁的今天又获悉祖国建立了民主革命党,并已决定加入国际……

    这时,马克思像往日熬夜吃了兴奋剂一样的黑脸膛热腾得赭红赭红的。

    他立即伏身写字台,翻阅草稿本,继续写作、整理他的《资本论》第二卷……

    直到全家人和有心的朋友在家里张罗给他祝贺生日他才很不乐意地站起身来。

    燕妮今天给马克思破了例,让他痛快喝葡萄酒、抽烟,让他尽兴……

    梅特兰公园的莫丹那一号别墅,热闹过后,书房里的灯光又是通宵长明……

    听说恩格斯要离开曼彻斯特,离开欧门——恩格斯公司到伦敦来住,马克思高兴得整日哼着小调。他近日放下了一切工作为恩格斯找合适的住宅。

    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分离,两位最好的朋友已经远离将近20年了。为了生计、也为了革命而分离,为了友谊、为了革命又要朝夕相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外貌、气质也各有不同。

    恩格斯特别注意仪表,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总像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一套衣服无论怎么旧也保存、折叠、穿出来新的一样,平时省吃俭用,决不乱花一个钱。

    恩格斯热爱学习,他对各种知识都发生兴趣。革命失败后,他乘帆船取道从热那亚到英国去,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航海知识,每天在船上记日记,记录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语言学和军事艺术。普法战争更引起了这位军事战略家的注意,他每天注视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预测德军参谋总部的战略部署。色当战役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预言拿破仑军队将被包围。这些预言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送给他“将军”的绰号。

    恩格斯能说20种语言,并还注意研究他所到地方的方言,为了使和他通讯的对方高兴,他常故意把对方语言的方言写进信里,曾用俄文、法文、波兰文等文种给当地友人写信。收集方言通俗作品更是他一种业余爱好。

    没有一种知识不是恩格斯感兴趣的。一次,因为住在他家里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当时正在准备医学考试,他也很有兴致地阅读起产科医学书籍。马克思曾指责他,说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许多科目,分散了精力,“没有考虑到为人类工作”。恩格斯也笑说马克思:“我倒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农业情况的俄文书刊,这些书多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资本论》!”

    马克思称恩格斯是一本“百科全书”。但恩格斯却丝毫没有关在书房里的学者气,他是一位好动的勇敢的“骑手”。生活上却像一位老处女那样有条理。他把什么东西都抄录整理保存下来。工作起来,反应敏捷,速度惊人而有条不紊,在他那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柜,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客厅。

    恩格斯是一个较好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马克思的组织才能不能不为恩格斯所佩服、倾慕。在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总让恩格斯代替他的领导职务,虽然恩格斯在编辑部才气横溢,可恩格斯还是不像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有一次马克思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关系非常紧张,似乎只有决斗才能解决问题了。马克思的到来,什么问题都很快就和解了,恩格斯称他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就连在他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的完全信赖。沃尔弗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其他沃尔弗的朋友们都绝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马上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

    这两位极好的朋友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尽管一时争执的脸红耳赤,过后谁都不留在心中。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下一次见面以前都各自要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马克思称赞恩格斯博学,思想灵敏,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深表赞叹。

    看起来,恩格斯外表显得“骑士”般轻浮,其实他是非常持重的人。就连整天同他打交道的商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恩格斯却不轻易在不投机人的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的,马克思称他是一个欧洲最有教养的人。

    恩格斯本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但他却屡次为马克思那种审慎的学习态度而烦恼,因为马克思无论说一句什么话,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不再三用不同的方法证明是不轻易提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对爱好、性格、长相各不相同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留下了人类友谊的绝话。

    希腊神话中有关于达蒙和芬蒂阿斯珍贵友谊的传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关于鲍叔牙义荐管仲和钟子期与伯牙知音的佳话。然而,人们千百年来口头上和笔墨下传颂的这些动人的友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面前,都不过是幽幽光火于灿灿阳光,全都显得那么黯谈!

    为了让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能比较顺利地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850年11月他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从那时起,20年仿佛过着两重不同的生活。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同燕妮一样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她对恩格斯的一切革命秘密活动非常熟悉,不少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家当作避难所,有一个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只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摆脱商业,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成为自由人。20年里的两重人两重生活,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为此可以在经济上给马克思一家尽可能的援助。

    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若干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候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更加安稳地工作。

    不久,恩格斯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过节一样地庆祝,自己最后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因为恩格斯终于与公司达成了协议,让他拿走一笔款子,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马克思全家今后起码的生活开支。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朋友,而且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信中无不让恩格斯反觉自己惭愧,有时激动得流出泪来。

    恩格斯坚持白天在营业所里安分多受些苦役,为马克思一家多挣些钱来,晚上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 ,他给《纽约每日论坛》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为了赶上邮船班子,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 ,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论坛报》写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魔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长期两地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1300多封。信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 ,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思就付印,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科目上总要听恩格斯的意见才最后作出结论。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把提琴手”,“我高兴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他们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志向完全融为一体。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斗,在科学炼炉里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在他痛失爱子之后写信给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马克思写信给他说:“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忧乐,除了你的摩尔。”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恩格斯帮助了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顶住了恶流,沿着崎岖的陡坡登上科学的顶峰。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终于迁到了伦敦的瑞琴特公园路的寓所,从这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公园路只要步行10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到马克思家里来,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个小时。

    由于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马上就被选进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他首先当比利时的通讯书记,不久又当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

    恩格斯逃出了他办事处那“埃及式的囚禁”以后,正如他写给母亲信中所说的那样,感到“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10岁”。

    他们的友谊都日渐影响了全家大小。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了,燕妮三姐妹都把“将军”当作了第二父亲。连琳蘅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马克思逝世后也把对马克思一家的友爱转移到了恩格斯家。

    1894年,恩格斯将自己的遗产的遗嘱告诉劳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份,劳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给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的道义感和爱去安排使用。”

    连日来,马克思心里非常高兴。恩格斯搬来伦敦前不久,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通过发表。

    宣言揭穿了普鲁士政府的侵略意图,揭露它为吞并别国领土辩护的虚伪借口;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政府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争取同法国光荣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任务,不是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保卫共和国;法国工人阶级要吸取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1870年10月31月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两次举行起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终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口号惊醒了。

    巴黎城到处敲打警钟,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工人向政府推进,政府军队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并且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政府大厦被占领了,红旗——自由的旗帜——立即在市政厅的上空飘扬。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消息传到伦敦,群情振奋,国际总委会的委员人人都十分高兴,举杯相庆。

    马克思焦急地注视着巴黎城内的事件。

    但是公社领导得意忘形,最终没有认真考虑马克思的忠告。他们只局限在巴黎,没有向凡尔赛进军,未能在反革命利用时间积聚反革命力量之前消灭反革命势力。

    由于普鲁士——德意志占领军的阻挡使巴黎同外省隔绝,革命军处于梯也尔军队严实的包围之中。俾斯麦释放了10万名战俘,以增长梯也尔军队的力量去打击公社。

    在拉雪兹公墓的最后保卫战中,公社战士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在枪林弹雨中一个个倒下……

    胜利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刽子手加利菲枪杀了2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战斗了72天,人类第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人民政权被残杀在血泊中。

    反动派胜利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德皇加冕典礼,通过掠夺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国家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德意志境内。德国被“普鲁士”化了,并且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兵营。

    的确,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对于以前不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来说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自由的道路,德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竞争、兼并的大工业企业中从此也强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欧洲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

    面对巴黎公社的胜利和失败,面对德国的新的希望,马克思深信公社原则是永存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1871年5月下旬,正当巴黎人民抗击凡尔赛政府军队的进攻进入**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预感到公社将要失败。他在5月23日总委会上的发言就担心了这个结局的到来。但他却不为失败而沮丧,而是为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伟大成功的尝试而欣慰。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起义刚过10天,总委会同意由马克思起草一个面向全世界关于斗争总趋向的宣言。

    马克思用一个半月时间赶写出初稿、二稿和最后定稿。

    《法兰西内战》用大量事实揭露法国反动政府卖国投降和挑起内战的经过和实质。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主要成员的丑恶面貌和肮脏历史,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详细叙述了巴黎人民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他指出,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但是领导这次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没有这样做,终于结下了恶果,使敌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首先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发展的历史,说明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可以变来变去,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统治权从一个集团手里转到另一个集团手里。而在这个过程中,倒霉的是劳动人民,国家机器的每一次变动,结果只能是对人民的更加凶恶的奴役。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人民来说,不能把奴役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

    马克思在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街垒被梯也尔军队攻占后的第三天,在总委会上宣读了这份气势磅礴的宣言,声讨了梯也尔政府勾结俾斯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行,热情地颂扬了巴黎劳动人民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深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宣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批准,并立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小册子发表。宣言发表后不到2年时间,它被全文或部分译成德文、丹麦文、法文、佛兰芒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在欧美许多国家的报刊杂志上,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宣言成为了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在短时间内流传最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

    国际总委会发表《法兰西内战》是公社失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正当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利用公社的失败,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公社参加者大肆进行诬蔑诽谤的时候,总委会在这样的时刻公布宣言,宣布自己的严正立场,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伸张了正义,提高了国际威望,促进了公社参加者内部各派以及各国工人和公社参加者之间的革命团结。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说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会同时面临着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

    马克思及时组织了营救公社流亡者国际救济委员会,女儿燕妮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们募捐钱物,想法搞护照,美国等各地工联会协同配合营救出大批公社社员。

    1871年夏天,得以回到伦敦的公社社员欧仁·鲍狄埃,随身带着一首在流亡期间写下的诗。一年以后,这首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引下英勇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赞歌,成了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

    醒来吧!全世界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的人!

    你们要用暴力,

    来废除那炙手可热的律令!

    醒来吧!奴隶们!

    去跟压迫者算账!

    再也不能永远赤贫!

    成群地冲上去吧!非拥有一切不行!

    听!号角已经吹响!

    起来,进行最后的搏斗!

    国际工人协会,

    在为人类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既要从事紧张的理论创作活动,一面校订《资本论》法译文版,一面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积极作准备,他还要负担繁重的国际领导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国际领导工作:除了出席总委会每周在拉脱本广场举行的例行会议,为总委起草文件、宣言外,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答复大量的来信,参加在自己家里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的总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有时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一开就是9个小时。为了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早日实现国际组织期待的《资本论》全部面世,他在恩格斯搬来伦敦后,主动把国际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恩格斯身上,并于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马克思辞去了国际领导职务。国际总委会也从伦敦迁往纽约。

    海牙会议,马克思54岁,恩格斯52岁了,德国工人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及其他许多先锋战士却把他们俩看作是理论和实践方面德高望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两位“老人”,并常把他俩尊称为“二老”。

    长期的劳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这位54岁的伦敦“老人”也确实早见衰老了,乌黑的头发和鬓须明显花白了,只有上唇胡须还依然乌光发亮而显出其䦆烁精神来。

    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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