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奋斗成功的奥秘（1/2）
作者：爱因斯坦
1.追求科学的理念
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
爱因斯坦以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而自豪。他曾经说过：
“我们的时代为其在人的理智发展中所取得的进步而自豪。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尽管把这种自豪感喊得最响的却往往是那些努力最小的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是神圣的高尚事业——这是爱因斯坦终生全力以赴的追求，是他坚持不变的信仰。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它一切愿望的原则”；“我们这份最有价值的财产，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取来的”。爱因斯坦此处所说的自由，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自由，他曾解释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括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爱因斯坦所理解的自由是一种思想的自由，探索与研究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立足于人类普遍意识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所应承担的义务就是自由的思想属于人类，而决不是私有。正是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意大利著名科学家受到法西斯摧残时，他才会提出“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对于他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的传统特征之一，是追求真理，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他以世界上出现了马克思和斯宾诺莎而感到光荣，也因此而以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而感到光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将自由视作为最高价值的体现，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将自由落实到对真理对科学知识的不懈追求上。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在他为衣食奔波，为谋职而求告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这一原则，孜孜不倦地努力探索。在他取得了成就，创建狭义相对论，有了在大学的教职，可以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原则，还是不断地投身于向科学高峰的攀越。在他创建了广义相对论，被人誉为颠覆牛顿体系的英雄，“一个其思想对世界的变化作出了超过任何其他人的贡献的科学先驱者”的时候，他没有陶醉于胜利的喜悦和赞颂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原则，而视名誉和声望如敝屣，继续他那科学研究直至死亡。在他遭受到“反相对论公司”的攻击，遭受到希特勒法西斯反犹迫害时，他没有退缩，勇敢地进行抗争，仍然坚持战斗，为真理而不畏强权，他还是未曾放弃这一原则。
1933年当普鲁士科学院发表声明对爱因斯坦进行谴责时，爱因斯坦不顾身家性命勇敢应战。劳厄曾经劝说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采取克制态度，其理由是：“学者在政治斗争中通常总是被碾于轮下。”爱因斯坦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试问，要是乔达尔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爱因斯坦将这些为自由而坚持战斗的科学家引为自己的典范，他这样来表达他的信仰和态度：
“世界大战期间，有人想使一位荷兰大科学家（洛伦兹）相信，在人类历史中，强权胜过公理。他回答说：‘我不能否定你的主张的正确性，但是我是知道，我决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让我们都像这个人一样地去思想，去认识，去行动，决不接受致命的妥协。为了保卫公理和人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斗。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不久就将回到那种允许我们享有人性的态度。”
爱因斯坦坚持的信念和他信奉的认识论原则以及科学方法始终支配着他的科学研究，支配着他的人生，正是在这一点上，很少有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那样出自于自觉和表现得那样突出。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生涯中，他认为，一个人被工作弄得神魂颠倒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一种幸运，因为它可避开世人的荒唐和愚蠢所带来的痛苦。他一生努力从事理智的探索，真理的追求，因而得到安慰。他对妹妹说过：“在物理学基础的研究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尽管谁也信不过别人抱有很大希望的尝试。一个人直到他最后取得进展之前，总是处在紧张状态之中。我还有可以自慰的地方，我所做的主要工作已被公认为我们科学的主要部分。”
持执著于信仰和理想所萌发出的激情
爱因斯坦曾多次地表示过他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并且认为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无不具有宗教感情，他还常常说到他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爱因斯坦就想摆脱纯属个人日常生活的兴趣，可是，他不知道究竟该把精神上的力量贡献给怎样一种崇高的、超出纯粹个人兴趣范围的思想，因此曾经一度以幼小的心灵而沉湎于宗教。随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阅读科普书籍，他心灵中激发起对宗教教义的敌对情绪，因为宗教教义与科学的世界图像是不一致的。他在自述中写道，圣经中的神话在科学的打击下垮台了，把他意识中的国家权威也推翻了。那时这位睿智的少年，得出了一个“使人震惊的结论”，那就是：国家用宗教精神教育青年，是在欺骗青年。他说：“这些经历产生了对任何权威的不信任和对当时我周围社会环境里存在的信仰和信念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与宗教的决裂，并且认识到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是少年爱因斯坦的一次思想胜利。从此以后，他转向了积极的自由思想，积极的献身给“超个人的”而又是合乎理性的、现实的思想。
他失去了天堂，得到了自由思想。他的追求在于寻找那宇宙的合理图式，在于摈弃了一切先验论的框框，在于将理性、秩序性作为个人之外的，不依赖于认识的、客体的世界自身所固有的，因而对此追求不懈。从此那个包括整个宇宙的宏大思想在源源不断的经验和知识中成长起来，在知识的长河中不断寻求证实，得到改变、概括和具体化。爱因斯坦在晚年时回忆说：“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宗教感情和上帝概念有他特别的解释：
“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
爱因斯坦的宗教和上帝实质是这样的：谦恭地崇拜一个具有更高本性的永恒的精神存在，它可能显示在微小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尽管我们的感官薄弱，而且还不完善，但还是能为我们所接受。这种深挚地直觉地深信存在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之中，这就是爱因斯坦的上帝。或者说，他的上帝，存在于一种深邃感觉到的直觉信念，一种显示于经验世界的高超智慧。这个上帝实质上是宇宙大自然的理性的规律。
在爱因斯坦看来，信仰宗教的标志是：“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爱因斯坦由之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伦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
爱因斯坦在这里将宗教信仰同科学信仰连成一体。因而，在他看来，科学与宗教的结合表现在真正的科学家、造诣较深的科学家身上都是必然的，他们都是具有宗教感情的人。他们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爱因斯坦将这称为宇宙宗教感情。
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有宗教感情。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它给科学家以力量，使他们热忱献身、百折不挠地探索宇宙的奥秘。科学工作必须基于这样的信念：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合理性的）和可认识的，宗教感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信念。
爱因斯坦说，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无不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的成就”。在这些人物当中，爱因斯坦特别提到开普勒、牛顿和普朗克。
开普勒和牛顿研究天体运动规律花费了多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劳动。这样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能没有信念和感情作基础的。因此，爱因斯坦赞赏他们对宇宙合理性的信念多么深挚，赞赏他们企望了解这种合理性的愿望多么热切。对于他的同时代的学术前辈普朗克，爱因斯坦当着他的面向人们说道：普朗克渴望看到世界的坚定的和谐，才产生出无穷的毅力和耐心；正因为如此，他才专心致志于物理学中最普遍的问题，而不使自己分心于比较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他日以继夜的努力是直接来自于激情。爱因斯坦说：“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
其实，爱因斯坦所说关于开普勒、牛顿和普朗克的这些话或许不过是他亲身体验的感受。他自认是宗教感情鼓舞他始终忠诚于他所献身的事业：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和谐秩序。他虔诚地相信：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爱因斯坦在以《我的信仰》为题的文章中明确的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和那个宗教感情的内涵所在：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还说：“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他还说过：“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这里所说的宗教感情实际上就是一种执着于信仰与理想而萌发的心理激情。爱因斯坦以这种执著的激情度过了他的一生。他本身正是这种感情的实际体现。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感情实际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宗教式的激情。尚待揭示的知识面宽广而又诱人，使得科学家心向往之，他们如饥似渴地期望，恨不得将大自然吞进自己的肚腹之中。他们又像夸父追日，废寝忘食，不畏艰辛地探索，不甘心于落伍和劳而无获。另一方面，这种宗教感情表现为一种宗教式的敬畏心情。宇宙的奥秘令科学家敬畏，大自然所呈现的规律性，大自然表现出的和谐、统一令科学家敬畏。科学家所探索得到的无论多么美妙的关于大自然的图式，都超脱不出那个支配世界的神奇的秩序。正因为如此，每个真诚的科学家都会感觉到不能想象是他自己最先想出那些将各种直觉和理智联系起来的微妙线条构成的美妙图式。留给科学家的，只是大自然的神奇、美妙，和谐规律的感召力，留给科学家的只能是对大自然的臣服和谦恭。
爱因斯坦真诚地向人们表白自己的信仰，他将世俗的宗教和他所持有的追求真理的宇宙宗教感情摆在我们面前。他这样说道：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不依赖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知觉和我们的理智所能及的。研究这个世界，就像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不久就注意到了，许多我所钦佩和尊敬的人，完全献身于这项事业，从而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信心。在我们可以得到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人类以外的世界，就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自觉不自觉地浮现在我面前。持有这种想法的古今人物，连同他们已经达到的观点，都是我唯一的和忠实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经证明是可以依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自觉的批判意识敢于离经叛道
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怀抱着执著的信念要探索宇宙的奥秘的人，对大自然的神秘规律性始终怀抱着敬畏与谦恭的感情。同时他又是一个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的人。
在他成为一个举世闻名而又备受赞颂的人之后，爱因斯坦曾这样表述过他的心情：“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的能力和成就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荒诞得可笑。”在他看来，“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驱使我去做的。它居然会得到那么多的尊重和爱好，那是我深为不安的”。因为他始终认为：“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正是这样，爱因斯坦在荣誉面前不无嘲弄地说：“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使我自己竟成为一个权威。”
是的，爱因斯坦是一个蔑视权威的人。他不仅不迷信于任何权威，也否认自己是权威，这是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
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似离经叛道来描绘他自己。1936年他在给格罗斯曼夫人的信中称自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和好梦想的人”。在他逝世前一个月还说他自己是“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
“离经叛道”几乎刻画了他的整个科学探索历程。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与蔑视权威是紧密相连的。他离经叛道，因而能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他蔑视权威，因而他能够背离现实传统。而且他的蔑视权威和离经叛道是站稳脚跟，拥有成果，开创新领域，作出新贡献的，因而对旧的传统的否定和新的理论的创造在爱因斯坦身上表现出融为一体。
在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牛顿力学、洛伦兹的电磁理论、光波动说分别在各个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牛顿体系的辉煌成就竟使人们相信：“一切物理事件都要追溯到那些服从牛顿运动定律的物体，这只要把力的定律加以扩充，使之适应于被考察的情况就行了。”人们所面对着的牛顿体系，“并不限于为实际的力学科学创造了一个可用的和逻辑上令人满意的基础；而且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理论物理学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200年来牛顿体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经和道。这个经和道被看作为科学根本问题的最终的答案，被看作是世界最后的、最彻底的、不可复加也不可更改的图像。一切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必须被局限于牛顿体系之中，一切超越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实验和假说，都会被认作为妄想、胡作非为和梦谵。洛伦兹在当时是电磁领域的大师，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过洛伦兹：“洛伦兹理论的重大价值在于使静止物体和运动物体的全部电动力学回到了空虚空间的麦克斯韦方程。这个理论不仅从方法的观点看来胜过了赫兹的理论，而且洛伦兹用它在解释实验事实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洛伦兹的电子论得到了包括塞曼效应在内的各种事实的支持，可以说是当时电磁理论中的最高成就。至于光波动说，由于扬和菲涅耳的工作当对已处于压倒的地位。面对这些物理理论上总体的经和个别领域的道，爱因斯坦却不曾受其束缚，而是开拓自己新的探索之道。
在洛伦兹看来，他的理论洛伦兹变换公式是纯数学技巧，爱因斯坦则大胆地假定可以以此表达空间和时间的真实联系。牛顿体系所具有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设想有一种媒质以太存在。爱因斯坦对此均不予理睬，他提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并以洛伦兹变换作为其联系。爱因斯坦这种大胆的设定和叛逆的思想，连洛伦兹本人也望而却步，在光波动学说占据统治地位100余年来，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概念，勇敢地向光波动学说挑战。当时他的工作遭到普遍的反对，连量子学说的创立人普朗克也并不赞成。
爱因斯坦提出科学假设的胆略之大，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在他那个时代，普朗克和洛伦兹要算是致力于探新并不守旧，能接受新事物的著名科学家了。但是，连他们也认为爱因斯坦越轨走得太远。
德布罗意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举出一些例子：每个事例都会向我们证明这样一个人物的天才和独创性，他能够一眼看穿那疑难重重、错综复杂的迷宫，领悟到新的、简单的想法，使得他能够吐露出那些问题真实意义，并且给那黑暗笼罩的领域突然带来了清澈和光明。”
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作为一种精神比他的物理成果和理论成就对人类的意义要重大得多，成就总是有限的，而精神却能永恒。爱因斯坦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其精神价值之所在，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说：“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这尤其适用于大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当然，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热情，是创造性的或者是领悟性的脑力劳动。”
爱因斯坦在科学探索道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实质就是一种批判精神。爱因斯坦对“神圣的科学知识大厦”持有一种极其严峻的批判态度，凡是他人往往愿意作为事实接受下来的东西，在爱因斯坦看来却似乎难以置信。他总是提出问题，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探索，这是对真理的追求。在他70岁生日时他还葆有这种不满足的心情。在他看来，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葆有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他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批判精神，他在人生价值这个天平上的分量是会大有差别的，他对人类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也会有根本的差异。正因为这是他的亲身体验，他才告诫青年人要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他说：“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自己持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态度。
有一次，在宫廷饭店的宴会上，普朗克说到他自己在工作中出错会感到难堪。爱因斯坦笑着说，如果逐渐增长着的知识，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达到的，否定了他自己的科学论断，他一点也不会感到难堪。
实际上，爱因斯坦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理论而力图探索其弱点，以便找出理论的局限性。他能毫不惋惜地抛弃自己的错误结论。爱因斯坦这样一种积极找错误，不为错误辩解，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正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的体现，也是具有极高境界的科学活动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一切正是追求真理所必要的。
爱因斯坦善于从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因而获得历史对自己的肯定。
著名科学家郎之万在向爱因斯坦致敬时说道：“……他很正确地把勇敢和智慧结合在一起；他具有这两种品质，但是他具有正是表明他的天才的那种明智的勇敢。他敢于正视困难，他并不为思想习惯、恐惧和偏见所拘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他能够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中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2.科学探索的精神个性
耐得寂寞孤独崇尚宁静
崇尚宁静、偏好孤独是爱因斯坦的个性，他在著述中曾多次表述出他的这一生命的特征。他在宁静中享有一份愉悦，生活中的孤寂伴随着他，他也时时倾吐这种感受。他说：
“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我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离群索居，几乎没有什么人事关系，有的就是一大堆信件……”
“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是，我所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使我与世隔绝。”
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孤独的旅客，这些话正成为爱因斯坦生活的象征。
在爱因斯坦年幼时，他是孤独的。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的时候，他很少参与到游戏中去。15岁在中学里，他是一个受人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1936年他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他像一个流浪汉。他心怀不满，也不为人喜欢，同老师的关系搞不好。
爱因斯坦说：“我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我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幼年、青年时的爱因斯坦对孤独感到是一种厌恶、愤懑和痛苦。成年之后，他才从孤独中领受到乐趣，感到其乐无穷。这是一种从孤独走向宁静，从行为上的独特与寂寞走向心灵的安谧与宁静，这是一种执著于事业，避免俗世羁绊的宁静。
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生的道路是孤寂的。在他成名之前，默默无闻地在专利局做一个职员；在他成名之后，他离群索居，避免颂扬与赞颂的难堪。就拿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来说吧。他于30年代初定居于这个地方，这里有19世纪仿哥特式的建筑群，有一个著名的高级研究所，他在这个离铁路主线两英里的地方住了22年。他说：“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我自己创造了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他还说：“我们的优雅的普林斯顿又会再一次染上它那温室般的学术气氛。”他还说过，“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荫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一个人到乡村别墅住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像隐士那样，1933年在比利时也曾避居乡间。爱因斯坦生活上的孤独，他那独享宁静的住所，是与学术的气氛研究、探索连在一起的，因此他感到宽慰与喜悦。
爱因斯坦认为，建造科学殿堂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僻、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他还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新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所领受到的成年孤独的愉悦，他对宁静的向往是与科学探索，与他那崇高的追求真理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宁静与寂寞才不至于是沉闷、空虚，而是充实，积极进取，在这种幽静与纯洁中，他可以自由地眺望那科学的圣殿，可以陶醉于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之路是孤寂的。他在创建狭义相对论、光量子理论以及对分子运动论进行探讨时，虽然说研究课题和目标在当时属于物理学研究的主流，但他走的是自己开创的道路，他的探讨使用的是自己创造的方法，仍然是一条孤寂地走向成功的道路。他在创建广义相对论时，这种情形更加明显，连题目和目标都是当时的科学界所未曾关注与留意的，惟有他一个人孑然前行，创造了新的成就，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他的前半生在孤寂的探索之路上不懈地追求、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他的后半生，他所确立的科学研究上的雄心壮志——建立统一场论，其孤独更甚，可以说是一种偏僻而又静寂的道路。在建立统一场论的探索中，是一种完全的离群索居，独立拼搏。当时的物理学界正在量子力学的方向上冲锋陷阵，爱因斯坦一个人不恤人言，不让收获，艰难中付出了后半生30余年的精力，其孤寂更甚于没有任何成就来给予支撑。连他自己也说：“我只有把自己禁锢在完全无望的科学问题中去了。”直到1955年4月18日安静地离开人间，遵照爱因斯坦的遗嘱，在教堂里，在火化场上，没有公共集会，没有宗教仪式，没有花卉点缀，没有音乐，爱因斯坦连死也是寂寞的，宁静地离开尘世。
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寂寞的天才，尽管伴随着他的成功，有着无数的鲜花和赞颂，但他一概摒弃。这个寂寞的天才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灵，都表现出一种对宁静的崇尚，这种崇尚是爱因斯坦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心灵本质的表现。他的孤独实质是一种丰富，正是这种孤独概括和丰富了人的存在，人的生命的概念。他对宁静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激情，正是这种宁静使他将人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体现在最普遍的形式之上。因此这种孤独的丰富和宁静的普遍性迸发出耀人眼目的奇光异彩。
爱因斯坦对于他自己崇尚宁静和保有孤独的性格说过这样一番话：
“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做一个完整的人和他的社会生活图式
爱因斯坦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比别人更早地知道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而且他比其他学者更早地知道，科学的势能使学者有义务介入社会力量的斗争。因为科学的这种或那种实际应用的方向是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决定的。爱因斯坦性格孤僻，努力工作，不断地创造出惊人的伟绩，但他决不是书斋的学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以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任性的最深切的反感。”
在1931年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告诫青年：
“……如果你们想使你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曾经表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呀。”
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指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我们可以在爱因斯坦创建广义相对论的同时列出一张他参加社会活动和发表对政治事务看法的年表：
1914年反对德国文化界名流为战争辩护的宣言《告文明世界书》，在同该宣言针锋相对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名。
参加组织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
1915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支持他的反战活动。
1916年发表悼念马赫的文章。
1920年德国出现反相对论的逆流，爱因斯坦遭受到恶毒攻击，他起而公开应战。
1921年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会议。
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
1922年访问法国，努力促进法德关系正常化，发表批判马赫哲学的谈话。
参加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
1923年向国联提出辞职。
1924年加入柏林的犹太组织，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
重新考虑加入国联。
1925年受聘为德苏合作团体“东方文化技术协会”理事。
与甘地等人一道，在拒绝服兵役的声明上签字。
为希伯来大学董事会工作。
1926年接受担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
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8年被选为“德国人权同盟”理事。
1929年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进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坚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1930年不满国际联盟在改善国际关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辞职。
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
同泰戈尔争论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1931年号召各国对日本经济封锁，以制止其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为参加1932年国际裁军会议，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演。
1932年抗议德国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
列席日内瓦裁军会议，感到极端失望。
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
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
1933年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纳粹在是年上台。
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毁。
宣布辞去普鲁士科学院职务。
给劳厄写信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当默不作声。
改变绝对和平主义态度，号召各国青年武装起来准备同纳粹德国作殊死斗争。
纳粹悬赏2万马克杀死爱因斯坦。
渡海前往英国，后去美国，永远离开欧洲。
发表演讲《文明和科学》。
1935年为使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关在纳粹集中营的奥西茨基而奔走。
1937年声援中国七君子。
1938年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
在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
致电罗斯福总统，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
1941年发表《科学与宗教》。
1942年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各方面的成就。
1943年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
1944年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600万美元拍卖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
同斯特恩、玻尔讨论原子武器和战后和平问题，听从玻尔劝告，暂时保持沉默。
1945年同西拉德讨论原子军备和危险性，写信介绍西拉德去见罗斯福总统，未果。
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原子战争和世界政府的言论。
1946年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担任主席。
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
1948年同天文学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对美国准备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战争”。
抗议美国进行普遍军事训练。
1949年发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1950年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
1951年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爱因斯坦担任总统，被拒绝。
1953年给受迫害的教师弗另恩格拉利写回信，号召美国知识分子抵抗法西斯迫害，引起巨大反响。
1954年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发表声明，抗议对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
在《记者》杂志上发表声明，不愿在美国做科学家，而宁愿做一个工匠和小贩。
1955年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并在宣言上签名。
驳斥美国法西斯分子给他扣上的“颠覆分子”帽子。
4月18日逝世。
这就是与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相伴随的社会生涯，这就是爱因斯坦不断地追求探索宇宙的奥秘不断地追求真理过程中出于一种社会的良知，为维护和平和正义，为维护作为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战斗的图式，这一个活动的图式与他所创立的相对论宇宙图式同样辉映日月。
追求宇宙的和谐
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生活图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他那抽象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真空里，科学家是一个人，他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氛中，而这种气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科学家辛勤地劳作是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是为了人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而这种事业和认识一方面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步，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学家的贡献，科学家创造的成就在付诸应用时同样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定向，同时科学家本身也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学家就是社会一员。爱因斯坦在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人显得困难重重时，心中所焦虑的是社会力量是如何对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终怀抱着一个信念，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其规律是那样的美妙，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世界也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因此他反对沉溺于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反对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的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营构的知识专业中去。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态度上对正义的维护。正像对待知识他永远是一片赤诚之心一样，对待社会问题他也总是光明磊落，不因强权而屈服，不因邪恶而退缩，不因凶残而躲避。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以自慰，他作为一个称得上为人的人而更值得自豪，他要求真正的科学家是不愧为人的人。
是生活、事实、政治警告了爱因斯坦不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和他的理论都经受过风雨严寒的袭击，这种袭击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学术界，因而使他的大脑愈来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围攻、歧视、误解、人身攻击，直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被剥夺公民权，被悬赏，这一切都曾横亘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过头。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社会正义，对残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恐吓与辱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战士了。
爱因斯坦的两个情深谊厚的朋友曾劝说他要在科学和政治上实施选择，劝说他对政治问题可以默不作声，劝说他科学与时代潮流相混杂是不行的。但他大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家要关心政治，这就是理由之一。他认为，科学家通过勤恳的劳动，可以在消除**、歧视、偏见方面作出贡献，可以在纯洁人的心灵方面作出贡献，科学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其政治责任的。
爱因斯坦还认为，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人类事务。如果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面临的任务，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公正而完善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爱因斯坦深信，热烈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在为改善人类状况上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胜过政治上的权谋，后者终究只会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众对维护公正和反对不义的起码反应，归根结蒂是防止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爱因斯坦因而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正因为如此，他对维护人类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表示欢欣，他对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列宁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表示敬意。
爱因斯坦有一件“一生中令人痛心的回忆”。这件事说的是1940年8月在西拉法的推动下，为了防止希特勒法西斯抢先掌握了原子武器，爱因斯坦在敦促罗斯福总统下令研制原子弹的一封信上签了名。仅仅在事后，爱因斯坦就深感后悔，他认为人类科学的成就不应当转而为毁灭人类服务。
德国战败之后，这种恐惧消除了，但新的危险又出现了。西拉法写道：“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但并未到达收信人手中。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透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内心隐思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钮。’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钮……’”
“是的，我揿了按钮。”爱因斯坦这句话含有深深的忏悔，虽然确实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决不在他。他却感到十分痛心。
原子弹悲剧只是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些话。
爱因斯坦认为，认识过程，也就是干预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人们的生活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开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的和谐的强烈的追求中萌生出的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对上述应用的性质无疑负有极大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同人类集体智慧相融合的，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得爱因斯坦面对着科学创造的漫长悲剧的新一幕感到如此沉痛。然而这一沉痛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弹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坦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
广岛的阴影不时地萦廻在爱因斯坦心头。他曾向爱伦堡谈过这样一件事：
“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本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
爱因斯坦对此说道：“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沉痛不仅在于理牲的成果被用于了非理性好战和对人类的毁灭，还在于从事理性探讨的人不应忘记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正义。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威胁的斗争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在爱因斯坦的身上积聚了科学的和伦理的共同标准。在他看来，社会的和道德的不妥协性是许多真正的科学家所特有的。献身科学要求这种独立性、彻底性、诚实的品性和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日常生活中对原则的背弃，在社会良知上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判断常常也会导致科学上的虚伪和怯懦，最终导致对真正科学探索的背弃。
正因为如此，他比同辈人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的折磨。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充分的方式表现这个内容，但这个实际利益应该是根据理性和科学，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对社会和自然进行改造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应该是自由的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合理思维的基础。
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了科学及其应用的危机。
3.成功的哲学方法奥秘
科学探索生涯的曲线图
人生从幼年、少年发端，经过青年、壮年的辉煌，最终进入暮年，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一种岁月的曲线。科学生涯犹如人生也总是表现出一条曲线，这一规律对爱因斯坦来说也不例外。然而，科学生涯曲线的图像对不同的科学家来说却是各式各样的，有不同的高峰与谷地，科学佳期长短不一，与时间的关系表现不同。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曲线有着十分显著的特色。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拈出一些可以作为科学生涯标记的历史时刻。这些标记的历史时刻是：1900年、1905年、1916年、1919年、1929年、1930年、1949—1950年。将这些历史时刻分别作为标记的一个点，利用笛卡尔坐标就可以画出一条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曲线图。
1900年，是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起点。这一年，爱因斯坦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并且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由毛细管现象所得的推论》（该文于翌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
1905年，是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其中有四篇成为物理学不同分支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标志。这一年被称作物理学史上的爱因斯坦年。
1916年，《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一文发表。这篇论文是广义相对论在理论上的完整形成。爱因斯坦创建的广义相对论表现出惊人的独创性。事实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十分重大，其整体理论框架面世的这一年，不仅远远地将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抛到探索的后面，而且还走到了物理学现实需要的前面。这一年，是爱因斯坦彪炳史册的伟大理论创建的年份，无疑是他科学生涯的顶峰。
1919年，广义相对论第一次获得了实验观察有力的支持证据。广义相对论提出的一个与当时的背景知识不相容的预言：在太阳的引力场中光线具有偏折现象。“光转弯”现象被两支英国科学考察队分别于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不拉尔农村观察日蚀时证实。预言被科学观察证实，整个文明世界为之倾倒。与此相应，爱因斯坦的名字成了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词，爱因斯坦登上了科学家群星璀璨的最高位置。应该说，这一年是爱因斯坦获得最大成功的一年。
1929年，爱因斯坦多年来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初具规模，这是他继广义相对论之后的又一理论目标。《关于统一场论》公布了，试图将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的理论文本摆在世人面前。这一理论虽然也曾经轰动一时，但为时不久，夭折的命运就降临了。“爱因斯坦50岁寿辰的那一年，即1929年标志着他毕生工作在若干方面已开始衰退”。伟大的构想遭际失败——至少形式上可以这样看——这一年在历史时刻标志所表明的科学生涯曲线上出现颇为引人注目的黯淡色彩。
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多篇关于统一场论的文章：《物理场的统一理论》、《黎曼度规和绝对平行意义下的统一场论》、《统一场论中场方程的相容性》、《统一场论方程的两个精确的静止解》。但是这些论文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另外，爱因斯坦同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处于退守的局面。物理学家波尔利用爱因斯坦自己关于红移的公式反驳了爱因斯坦力图论证量子力学存在内部不一惯性的论点，爱因斯坦不得不转而论证其不完备性。这一年，爱因斯坦在理论著述上没有独创性的进展；在辩论中虽然并未被说服，终究还是遭受到学术上失败的挫折。这一年，可以称作为爱因斯坦科学生涯曲线上一个急剧沉降的转折点。
1949—1950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广义引力论》。遗憾的是，
“这篇细致的数学论文立即被多数物理学家客气地评价为站不住脚的”。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遗嘱上签了字。在这一年里，爱因斯坦不懈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诚如爱因斯坦在前一年70岁生日对所说的：“活得太长了，而真正的爱因斯坦早已死了。”这一年，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曲线终结了，尽管直到溘然去世之前，爱因斯坦还有相当多的科学著述不断发表，但那已经是一种直线的迅速沉落。
爱因斯坦科学生涯曲线图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伟大而真诚的科学探索者在专业研究的征程所表现出的具体形象。透过这样一种人生，这样一种科学研究的经历，我们有必要紧密结合他的成就探讨这样一个科学家何以能够取得如许成就，何以创造出不世的科学伟绩。因此我们的叙述在介绍了他的信念之后必然要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他所尊奉的，他对工具的使用，他的方法论，他思维的特征，而且还应该了解这样一个科学家精神世界与他人显得更为突出的部分。
好奇心和惊奇感
好奇心在爱因斯坦的人生中，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在他的哲学里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童心未泯、真纯性格的表现，而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位置。
爱因斯坦认为：“我们
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
爱因斯坦以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而自豪。他曾经说过：
“我们的时代为其在人的理智发展中所取得的进步而自豪。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尽管把这种自豪感喊得最响的却往往是那些努力最小的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是神圣的高尚事业——这是爱因斯坦终生全力以赴的追求，是他坚持不变的信仰。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它一切愿望的原则”；“我们这份最有价值的财产，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取来的”。爱因斯坦此处所说的自由，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自由，他曾解释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括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爱因斯坦所理解的自由是一种思想的自由，探索与研究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立足于人类普遍意识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所应承担的义务就是自由的思想属于人类，而决不是私有。正是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意大利著名科学家受到法西斯摧残时，他才会提出“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对于他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的传统特征之一，是追求真理，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他以世界上出现了马克思和斯宾诺莎而感到光荣，也因此而以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而感到光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将自由视作为最高价值的体现，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将自由落实到对真理对科学知识的不懈追求上。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在他为衣食奔波，为谋职而求告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这一原则，孜孜不倦地努力探索。在他取得了成就，创建狭义相对论，有了在大学的教职，可以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原则，还是不断地投身于向科学高峰的攀越。在他创建了广义相对论，被人誉为颠覆牛顿体系的英雄，“一个其思想对世界的变化作出了超过任何其他人的贡献的科学先驱者”的时候，他没有陶醉于胜利的喜悦和赞颂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原则，而视名誉和声望如敝屣，继续他那科学研究直至死亡。在他遭受到“反相对论公司”的攻击，遭受到希特勒法西斯反犹迫害时，他没有退缩，勇敢地进行抗争，仍然坚持战斗，为真理而不畏强权，他还是未曾放弃这一原则。
1933年当普鲁士科学院发表声明对爱因斯坦进行谴责时，爱因斯坦不顾身家性命勇敢应战。劳厄曾经劝说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采取克制态度，其理由是：“学者在政治斗争中通常总是被碾于轮下。”爱因斯坦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试问，要是乔达尔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爱因斯坦将这些为自由而坚持战斗的科学家引为自己的典范，他这样来表达他的信仰和态度：
“世界大战期间，有人想使一位荷兰大科学家（洛伦兹）相信，在人类历史中，强权胜过公理。他回答说：‘我不能否定你的主张的正确性，但是我是知道，我决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让我们都像这个人一样地去思想，去认识，去行动，决不接受致命的妥协。为了保卫公理和人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斗。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不久就将回到那种允许我们享有人性的态度。”
爱因斯坦坚持的信念和他信奉的认识论原则以及科学方法始终支配着他的科学研究，支配着他的人生，正是在这一点上，很少有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那样出自于自觉和表现得那样突出。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生涯中，他认为，一个人被工作弄得神魂颠倒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一种幸运，因为它可避开世人的荒唐和愚蠢所带来的痛苦。他一生努力从事理智的探索，真理的追求，因而得到安慰。他对妹妹说过：“在物理学基础的研究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尽管谁也信不过别人抱有很大希望的尝试。一个人直到他最后取得进展之前，总是处在紧张状态之中。我还有可以自慰的地方，我所做的主要工作已被公认为我们科学的主要部分。”
持执著于信仰和理想所萌发出的激情
爱因斯坦曾多次地表示过他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并且认为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无不具有宗教感情，他还常常说到他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爱因斯坦就想摆脱纯属个人日常生活的兴趣，可是，他不知道究竟该把精神上的力量贡献给怎样一种崇高的、超出纯粹个人兴趣范围的思想，因此曾经一度以幼小的心灵而沉湎于宗教。随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阅读科普书籍，他心灵中激发起对宗教教义的敌对情绪，因为宗教教义与科学的世界图像是不一致的。他在自述中写道，圣经中的神话在科学的打击下垮台了，把他意识中的国家权威也推翻了。那时这位睿智的少年，得出了一个“使人震惊的结论”，那就是：国家用宗教精神教育青年，是在欺骗青年。他说：“这些经历产生了对任何权威的不信任和对当时我周围社会环境里存在的信仰和信念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与宗教的决裂，并且认识到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是少年爱因斯坦的一次思想胜利。从此以后，他转向了积极的自由思想，积极的献身给“超个人的”而又是合乎理性的、现实的思想。
他失去了天堂，得到了自由思想。他的追求在于寻找那宇宙的合理图式，在于摈弃了一切先验论的框框，在于将理性、秩序性作为个人之外的，不依赖于认识的、客体的世界自身所固有的，因而对此追求不懈。从此那个包括整个宇宙的宏大思想在源源不断的经验和知识中成长起来，在知识的长河中不断寻求证实，得到改变、概括和具体化。爱因斯坦在晚年时回忆说：“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宗教感情和上帝概念有他特别的解释：
“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
爱因斯坦的宗教和上帝实质是这样的：谦恭地崇拜一个具有更高本性的永恒的精神存在，它可能显示在微小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尽管我们的感官薄弱，而且还不完善，但还是能为我们所接受。这种深挚地直觉地深信存在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之中，这就是爱因斯坦的上帝。或者说，他的上帝，存在于一种深邃感觉到的直觉信念，一种显示于经验世界的高超智慧。这个上帝实质上是宇宙大自然的理性的规律。
在爱因斯坦看来，信仰宗教的标志是：“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爱因斯坦由之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伦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
爱因斯坦在这里将宗教信仰同科学信仰连成一体。因而，在他看来，科学与宗教的结合表现在真正的科学家、造诣较深的科学家身上都是必然的，他们都是具有宗教感情的人。他们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爱因斯坦将这称为宇宙宗教感情。
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有宗教感情。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它给科学家以力量，使他们热忱献身、百折不挠地探索宇宙的奥秘。科学工作必须基于这样的信念：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合理性的）和可认识的，宗教感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信念。
爱因斯坦说，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无不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的成就”。在这些人物当中，爱因斯坦特别提到开普勒、牛顿和普朗克。
开普勒和牛顿研究天体运动规律花费了多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劳动。这样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能没有信念和感情作基础的。因此，爱因斯坦赞赏他们对宇宙合理性的信念多么深挚，赞赏他们企望了解这种合理性的愿望多么热切。对于他的同时代的学术前辈普朗克，爱因斯坦当着他的面向人们说道：普朗克渴望看到世界的坚定的和谐，才产生出无穷的毅力和耐心；正因为如此，他才专心致志于物理学中最普遍的问题，而不使自己分心于比较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他日以继夜的努力是直接来自于激情。爱因斯坦说：“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
其实，爱因斯坦所说关于开普勒、牛顿和普朗克的这些话或许不过是他亲身体验的感受。他自认是宗教感情鼓舞他始终忠诚于他所献身的事业：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和谐秩序。他虔诚地相信：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爱因斯坦在以《我的信仰》为题的文章中明确的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和那个宗教感情的内涵所在：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还说：“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他还说过：“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这里所说的宗教感情实际上就是一种执着于信仰与理想而萌发的心理激情。爱因斯坦以这种执著的激情度过了他的一生。他本身正是这种感情的实际体现。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感情实际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宗教式的激情。尚待揭示的知识面宽广而又诱人，使得科学家心向往之，他们如饥似渴地期望，恨不得将大自然吞进自己的肚腹之中。他们又像夸父追日，废寝忘食，不畏艰辛地探索，不甘心于落伍和劳而无获。另一方面，这种宗教感情表现为一种宗教式的敬畏心情。宇宙的奥秘令科学家敬畏，大自然所呈现的规律性，大自然表现出的和谐、统一令科学家敬畏。科学家所探索得到的无论多么美妙的关于大自然的图式，都超脱不出那个支配世界的神奇的秩序。正因为如此，每个真诚的科学家都会感觉到不能想象是他自己最先想出那些将各种直觉和理智联系起来的微妙线条构成的美妙图式。留给科学家的，只是大自然的神奇、美妙，和谐规律的感召力，留给科学家的只能是对大自然的臣服和谦恭。
爱因斯坦真诚地向人们表白自己的信仰，他将世俗的宗教和他所持有的追求真理的宇宙宗教感情摆在我们面前。他这样说道：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不依赖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知觉和我们的理智所能及的。研究这个世界，就像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不久就注意到了，许多我所钦佩和尊敬的人，完全献身于这项事业，从而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信心。在我们可以得到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人类以外的世界，就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自觉不自觉地浮现在我面前。持有这种想法的古今人物，连同他们已经达到的观点，都是我唯一的和忠实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经证明是可以依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自觉的批判意识敢于离经叛道
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怀抱着执著的信念要探索宇宙的奥秘的人，对大自然的神秘规律性始终怀抱着敬畏与谦恭的感情。同时他又是一个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的人。
在他成为一个举世闻名而又备受赞颂的人之后，爱因斯坦曾这样表述过他的心情：“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的能力和成就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荒诞得可笑。”在他看来，“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驱使我去做的。它居然会得到那么多的尊重和爱好，那是我深为不安的”。因为他始终认为：“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正是这样，爱因斯坦在荣誉面前不无嘲弄地说：“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使我自己竟成为一个权威。”
是的，爱因斯坦是一个蔑视权威的人。他不仅不迷信于任何权威，也否认自己是权威，这是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
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似离经叛道来描绘他自己。1936年他在给格罗斯曼夫人的信中称自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和好梦想的人”。在他逝世前一个月还说他自己是“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
“离经叛道”几乎刻画了他的整个科学探索历程。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与蔑视权威是紧密相连的。他离经叛道，因而能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他蔑视权威，因而他能够背离现实传统。而且他的蔑视权威和离经叛道是站稳脚跟，拥有成果，开创新领域，作出新贡献的，因而对旧的传统的否定和新的理论的创造在爱因斯坦身上表现出融为一体。
在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牛顿力学、洛伦兹的电磁理论、光波动说分别在各个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牛顿体系的辉煌成就竟使人们相信：“一切物理事件都要追溯到那些服从牛顿运动定律的物体，这只要把力的定律加以扩充，使之适应于被考察的情况就行了。”人们所面对着的牛顿体系，“并不限于为实际的力学科学创造了一个可用的和逻辑上令人满意的基础；而且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理论物理学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200年来牛顿体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经和道。这个经和道被看作为科学根本问题的最终的答案，被看作是世界最后的、最彻底的、不可复加也不可更改的图像。一切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必须被局限于牛顿体系之中，一切超越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实验和假说，都会被认作为妄想、胡作非为和梦谵。洛伦兹在当时是电磁领域的大师，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过洛伦兹：“洛伦兹理论的重大价值在于使静止物体和运动物体的全部电动力学回到了空虚空间的麦克斯韦方程。这个理论不仅从方法的观点看来胜过了赫兹的理论，而且洛伦兹用它在解释实验事实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洛伦兹的电子论得到了包括塞曼效应在内的各种事实的支持，可以说是当时电磁理论中的最高成就。至于光波动说，由于扬和菲涅耳的工作当对已处于压倒的地位。面对这些物理理论上总体的经和个别领域的道，爱因斯坦却不曾受其束缚，而是开拓自己新的探索之道。
在洛伦兹看来，他的理论洛伦兹变换公式是纯数学技巧，爱因斯坦则大胆地假定可以以此表达空间和时间的真实联系。牛顿体系所具有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设想有一种媒质以太存在。爱因斯坦对此均不予理睬，他提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并以洛伦兹变换作为其联系。爱因斯坦这种大胆的设定和叛逆的思想，连洛伦兹本人也望而却步，在光波动学说占据统治地位100余年来，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概念，勇敢地向光波动学说挑战。当时他的工作遭到普遍的反对，连量子学说的创立人普朗克也并不赞成。
爱因斯坦提出科学假设的胆略之大，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在他那个时代，普朗克和洛伦兹要算是致力于探新并不守旧，能接受新事物的著名科学家了。但是，连他们也认为爱因斯坦越轨走得太远。
德布罗意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举出一些例子：每个事例都会向我们证明这样一个人物的天才和独创性，他能够一眼看穿那疑难重重、错综复杂的迷宫，领悟到新的、简单的想法，使得他能够吐露出那些问题真实意义，并且给那黑暗笼罩的领域突然带来了清澈和光明。”
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作为一种精神比他的物理成果和理论成就对人类的意义要重大得多，成就总是有限的，而精神却能永恒。爱因斯坦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其精神价值之所在，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说：“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这尤其适用于大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当然，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热情，是创造性的或者是领悟性的脑力劳动。”
爱因斯坦在科学探索道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实质就是一种批判精神。爱因斯坦对“神圣的科学知识大厦”持有一种极其严峻的批判态度，凡是他人往往愿意作为事实接受下来的东西，在爱因斯坦看来却似乎难以置信。他总是提出问题，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探索，这是对真理的追求。在他70岁生日时他还葆有这种不满足的心情。在他看来，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葆有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他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批判精神，他在人生价值这个天平上的分量是会大有差别的，他对人类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也会有根本的差异。正因为这是他的亲身体验，他才告诫青年人要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他说：“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自己持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态度。
有一次，在宫廷饭店的宴会上，普朗克说到他自己在工作中出错会感到难堪。爱因斯坦笑着说，如果逐渐增长着的知识，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达到的，否定了他自己的科学论断，他一点也不会感到难堪。
实际上，爱因斯坦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理论而力图探索其弱点，以便找出理论的局限性。他能毫不惋惜地抛弃自己的错误结论。爱因斯坦这样一种积极找错误，不为错误辩解，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正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的体现，也是具有极高境界的科学活动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一切正是追求真理所必要的。
爱因斯坦善于从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因而获得历史对自己的肯定。
著名科学家郎之万在向爱因斯坦致敬时说道：“……他很正确地把勇敢和智慧结合在一起；他具有这两种品质，但是他具有正是表明他的天才的那种明智的勇敢。他敢于正视困难，他并不为思想习惯、恐惧和偏见所拘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他能够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中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2.科学探索的精神个性
耐得寂寞孤独崇尚宁静
崇尚宁静、偏好孤独是爱因斯坦的个性，他在著述中曾多次表述出他的这一生命的特征。他在宁静中享有一份愉悦，生活中的孤寂伴随着他，他也时时倾吐这种感受。他说：
“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我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离群索居，几乎没有什么人事关系，有的就是一大堆信件……”
“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是，我所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使我与世隔绝。”
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孤独的旅客，这些话正成为爱因斯坦生活的象征。
在爱因斯坦年幼时，他是孤独的。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的时候，他很少参与到游戏中去。15岁在中学里，他是一个受人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1936年他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他像一个流浪汉。他心怀不满，也不为人喜欢，同老师的关系搞不好。
爱因斯坦说：“我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我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幼年、青年时的爱因斯坦对孤独感到是一种厌恶、愤懑和痛苦。成年之后，他才从孤独中领受到乐趣，感到其乐无穷。这是一种从孤独走向宁静，从行为上的独特与寂寞走向心灵的安谧与宁静，这是一种执著于事业，避免俗世羁绊的宁静。
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生的道路是孤寂的。在他成名之前，默默无闻地在专利局做一个职员；在他成名之后，他离群索居，避免颂扬与赞颂的难堪。就拿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来说吧。他于30年代初定居于这个地方，这里有19世纪仿哥特式的建筑群，有一个著名的高级研究所，他在这个离铁路主线两英里的地方住了22年。他说：“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我自己创造了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他还说：“我们的优雅的普林斯顿又会再一次染上它那温室般的学术气氛。”他还说过，“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荫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一个人到乡村别墅住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像隐士那样，1933年在比利时也曾避居乡间。爱因斯坦生活上的孤独，他那独享宁静的住所，是与学术的气氛研究、探索连在一起的，因此他感到宽慰与喜悦。
爱因斯坦认为，建造科学殿堂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僻、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他还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新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所领受到的成年孤独的愉悦，他对宁静的向往是与科学探索，与他那崇高的追求真理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宁静与寂寞才不至于是沉闷、空虚，而是充实，积极进取，在这种幽静与纯洁中，他可以自由地眺望那科学的圣殿，可以陶醉于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之路是孤寂的。他在创建狭义相对论、光量子理论以及对分子运动论进行探讨时，虽然说研究课题和目标在当时属于物理学研究的主流，但他走的是自己开创的道路，他的探讨使用的是自己创造的方法，仍然是一条孤寂地走向成功的道路。他在创建广义相对论时，这种情形更加明显，连题目和目标都是当时的科学界所未曾关注与留意的，惟有他一个人孑然前行，创造了新的成就，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他的前半生在孤寂的探索之路上不懈地追求、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他的后半生，他所确立的科学研究上的雄心壮志——建立统一场论，其孤独更甚，可以说是一种偏僻而又静寂的道路。在建立统一场论的探索中，是一种完全的离群索居，独立拼搏。当时的物理学界正在量子力学的方向上冲锋陷阵，爱因斯坦一个人不恤人言，不让收获，艰难中付出了后半生30余年的精力，其孤寂更甚于没有任何成就来给予支撑。连他自己也说：“我只有把自己禁锢在完全无望的科学问题中去了。”直到1955年4月18日安静地离开人间，遵照爱因斯坦的遗嘱，在教堂里，在火化场上，没有公共集会，没有宗教仪式，没有花卉点缀，没有音乐，爱因斯坦连死也是寂寞的，宁静地离开尘世。
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寂寞的天才，尽管伴随着他的成功，有着无数的鲜花和赞颂，但他一概摒弃。这个寂寞的天才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灵，都表现出一种对宁静的崇尚，这种崇尚是爱因斯坦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心灵本质的表现。他的孤独实质是一种丰富，正是这种孤独概括和丰富了人的存在，人的生命的概念。他对宁静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激情，正是这种宁静使他将人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体现在最普遍的形式之上。因此这种孤独的丰富和宁静的普遍性迸发出耀人眼目的奇光异彩。
爱因斯坦对于他自己崇尚宁静和保有孤独的性格说过这样一番话：
“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做一个完整的人和他的社会生活图式
爱因斯坦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比别人更早地知道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而且他比其他学者更早地知道，科学的势能使学者有义务介入社会力量的斗争。因为科学的这种或那种实际应用的方向是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决定的。爱因斯坦性格孤僻，努力工作，不断地创造出惊人的伟绩，但他决不是书斋的学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以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任性的最深切的反感。”
在1931年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告诫青年：
“……如果你们想使你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曾经表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呀。”
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指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我们可以在爱因斯坦创建广义相对论的同时列出一张他参加社会活动和发表对政治事务看法的年表：
1914年反对德国文化界名流为战争辩护的宣言《告文明世界书》，在同该宣言针锋相对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名。
参加组织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
1915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支持他的反战活动。
1916年发表悼念马赫的文章。
1920年德国出现反相对论的逆流，爱因斯坦遭受到恶毒攻击，他起而公开应战。
1921年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会议。
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
1922年访问法国，努力促进法德关系正常化，发表批判马赫哲学的谈话。
参加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
1923年向国联提出辞职。
1924年加入柏林的犹太组织，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
重新考虑加入国联。
1925年受聘为德苏合作团体“东方文化技术协会”理事。
与甘地等人一道，在拒绝服兵役的声明上签字。
为希伯来大学董事会工作。
1926年接受担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
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8年被选为“德国人权同盟”理事。
1929年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进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坚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1930年不满国际联盟在改善国际关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辞职。
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
同泰戈尔争论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1931年号召各国对日本经济封锁，以制止其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为参加1932年国际裁军会议，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演。
1932年抗议德国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
列席日内瓦裁军会议，感到极端失望。
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
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
1933年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纳粹在是年上台。
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毁。
宣布辞去普鲁士科学院职务。
给劳厄写信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当默不作声。
改变绝对和平主义态度，号召各国青年武装起来准备同纳粹德国作殊死斗争。
纳粹悬赏2万马克杀死爱因斯坦。
渡海前往英国，后去美国，永远离开欧洲。
发表演讲《文明和科学》。
1935年为使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关在纳粹集中营的奥西茨基而奔走。
1937年声援中国七君子。
1938年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
在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
致电罗斯福总统，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
1941年发表《科学与宗教》。
1942年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各方面的成就。
1943年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
1944年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600万美元拍卖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
同斯特恩、玻尔讨论原子武器和战后和平问题，听从玻尔劝告，暂时保持沉默。
1945年同西拉德讨论原子军备和危险性，写信介绍西拉德去见罗斯福总统，未果。
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原子战争和世界政府的言论。
1946年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担任主席。
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
1948年同天文学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对美国准备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战争”。
抗议美国进行普遍军事训练。
1949年发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1950年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
1951年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爱因斯坦担任总统，被拒绝。
1953年给受迫害的教师弗另恩格拉利写回信，号召美国知识分子抵抗法西斯迫害，引起巨大反响。
1954年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发表声明，抗议对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
在《记者》杂志上发表声明，不愿在美国做科学家，而宁愿做一个工匠和小贩。
1955年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并在宣言上签名。
驳斥美国法西斯分子给他扣上的“颠覆分子”帽子。
4月18日逝世。
这就是与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相伴随的社会生涯，这就是爱因斯坦不断地追求探索宇宙的奥秘不断地追求真理过程中出于一种社会的良知，为维护和平和正义，为维护作为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战斗的图式，这一个活动的图式与他所创立的相对论宇宙图式同样辉映日月。
追求宇宙的和谐
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生活图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他那抽象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真空里，科学家是一个人，他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氛中，而这种气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科学家辛勤地劳作是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是为了人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而这种事业和认识一方面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步，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学家的贡献，科学家创造的成就在付诸应用时同样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定向，同时科学家本身也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学家就是社会一员。爱因斯坦在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人显得困难重重时，心中所焦虑的是社会力量是如何对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终怀抱着一个信念，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其规律是那样的美妙，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世界也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因此他反对沉溺于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反对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的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营构的知识专业中去。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态度上对正义的维护。正像对待知识他永远是一片赤诚之心一样，对待社会问题他也总是光明磊落，不因强权而屈服，不因邪恶而退缩，不因凶残而躲避。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以自慰，他作为一个称得上为人的人而更值得自豪，他要求真正的科学家是不愧为人的人。
是生活、事实、政治警告了爱因斯坦不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和他的理论都经受过风雨严寒的袭击，这种袭击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学术界，因而使他的大脑愈来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围攻、歧视、误解、人身攻击，直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被剥夺公民权，被悬赏，这一切都曾横亘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过头。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社会正义，对残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恐吓与辱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战士了。
爱因斯坦的两个情深谊厚的朋友曾劝说他要在科学和政治上实施选择，劝说他对政治问题可以默不作声，劝说他科学与时代潮流相混杂是不行的。但他大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家要关心政治，这就是理由之一。他认为，科学家通过勤恳的劳动，可以在消除**、歧视、偏见方面作出贡献，可以在纯洁人的心灵方面作出贡献，科学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其政治责任的。
爱因斯坦还认为，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人类事务。如果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面临的任务，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公正而完善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爱因斯坦深信，热烈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在为改善人类状况上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胜过政治上的权谋，后者终究只会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众对维护公正和反对不义的起码反应，归根结蒂是防止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爱因斯坦因而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正因为如此，他对维护人类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表示欢欣，他对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列宁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表示敬意。
爱因斯坦有一件“一生中令人痛心的回忆”。这件事说的是1940年8月在西拉法的推动下，为了防止希特勒法西斯抢先掌握了原子武器，爱因斯坦在敦促罗斯福总统下令研制原子弹的一封信上签了名。仅仅在事后，爱因斯坦就深感后悔，他认为人类科学的成就不应当转而为毁灭人类服务。
德国战败之后，这种恐惧消除了，但新的危险又出现了。西拉法写道：“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但并未到达收信人手中。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透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内心隐思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钮。’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钮……’”
“是的，我揿了按钮。”爱因斯坦这句话含有深深的忏悔，虽然确实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决不在他。他却感到十分痛心。
原子弹悲剧只是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些话。
爱因斯坦认为，认识过程，也就是干预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人们的生活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开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的和谐的强烈的追求中萌生出的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对上述应用的性质无疑负有极大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同人类集体智慧相融合的，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得爱因斯坦面对着科学创造的漫长悲剧的新一幕感到如此沉痛。然而这一沉痛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弹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坦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
广岛的阴影不时地萦廻在爱因斯坦心头。他曾向爱伦堡谈过这样一件事：
“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本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
爱因斯坦对此说道：“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沉痛不仅在于理牲的成果被用于了非理性好战和对人类的毁灭，还在于从事理性探讨的人不应忘记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正义。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威胁的斗争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在爱因斯坦的身上积聚了科学的和伦理的共同标准。在他看来，社会的和道德的不妥协性是许多真正的科学家所特有的。献身科学要求这种独立性、彻底性、诚实的品性和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日常生活中对原则的背弃，在社会良知上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判断常常也会导致科学上的虚伪和怯懦，最终导致对真正科学探索的背弃。
正因为如此，他比同辈人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的折磨。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充分的方式表现这个内容，但这个实际利益应该是根据理性和科学，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对社会和自然进行改造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应该是自由的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合理思维的基础。
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了科学及其应用的危机。
3.成功的哲学方法奥秘
科学探索生涯的曲线图
人生从幼年、少年发端，经过青年、壮年的辉煌，最终进入暮年，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一种岁月的曲线。科学生涯犹如人生也总是表现出一条曲线，这一规律对爱因斯坦来说也不例外。然而，科学生涯曲线的图像对不同的科学家来说却是各式各样的，有不同的高峰与谷地，科学佳期长短不一，与时间的关系表现不同。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曲线有着十分显著的特色。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拈出一些可以作为科学生涯标记的历史时刻。这些标记的历史时刻是：1900年、1905年、1916年、1919年、1929年、1930年、1949—1950年。将这些历史时刻分别作为标记的一个点，利用笛卡尔坐标就可以画出一条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曲线图。
1900年，是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起点。这一年，爱因斯坦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并且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由毛细管现象所得的推论》（该文于翌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
1905年，是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其中有四篇成为物理学不同分支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标志。这一年被称作物理学史上的爱因斯坦年。
1916年，《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一文发表。这篇论文是广义相对论在理论上的完整形成。爱因斯坦创建的广义相对论表现出惊人的独创性。事实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十分重大，其整体理论框架面世的这一年，不仅远远地将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抛到探索的后面，而且还走到了物理学现实需要的前面。这一年，是爱因斯坦彪炳史册的伟大理论创建的年份，无疑是他科学生涯的顶峰。
1919年，广义相对论第一次获得了实验观察有力的支持证据。广义相对论提出的一个与当时的背景知识不相容的预言：在太阳的引力场中光线具有偏折现象。“光转弯”现象被两支英国科学考察队分别于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不拉尔农村观察日蚀时证实。预言被科学观察证实，整个文明世界为之倾倒。与此相应，爱因斯坦的名字成了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词，爱因斯坦登上了科学家群星璀璨的最高位置。应该说，这一年是爱因斯坦获得最大成功的一年。
1929年，爱因斯坦多年来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初具规模，这是他继广义相对论之后的又一理论目标。《关于统一场论》公布了，试图将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的理论文本摆在世人面前。这一理论虽然也曾经轰动一时，但为时不久，夭折的命运就降临了。“爱因斯坦50岁寿辰的那一年，即1929年标志着他毕生工作在若干方面已开始衰退”。伟大的构想遭际失败——至少形式上可以这样看——这一年在历史时刻标志所表明的科学生涯曲线上出现颇为引人注目的黯淡色彩。
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多篇关于统一场论的文章：《物理场的统一理论》、《黎曼度规和绝对平行意义下的统一场论》、《统一场论中场方程的相容性》、《统一场论方程的两个精确的静止解》。但是这些论文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另外，爱因斯坦同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处于退守的局面。物理学家波尔利用爱因斯坦自己关于红移的公式反驳了爱因斯坦力图论证量子力学存在内部不一惯性的论点，爱因斯坦不得不转而论证其不完备性。这一年，爱因斯坦在理论著述上没有独创性的进展；在辩论中虽然并未被说服，终究还是遭受到学术上失败的挫折。这一年，可以称作为爱因斯坦科学生涯曲线上一个急剧沉降的转折点。
1949—1950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广义引力论》。遗憾的是，
“这篇细致的数学论文立即被多数物理学家客气地评价为站不住脚的”。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遗嘱上签了字。在这一年里，爱因斯坦不懈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诚如爱因斯坦在前一年70岁生日对所说的：“活得太长了，而真正的爱因斯坦早已死了。”这一年，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曲线终结了，尽管直到溘然去世之前，爱因斯坦还有相当多的科学著述不断发表，但那已经是一种直线的迅速沉落。
爱因斯坦科学生涯曲线图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伟大而真诚的科学探索者在专业研究的征程所表现出的具体形象。透过这样一种人生，这样一种科学研究的经历，我们有必要紧密结合他的成就探讨这样一个科学家何以能够取得如许成就，何以创造出不世的科学伟绩。因此我们的叙述在介绍了他的信念之后必然要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他所尊奉的，他对工具的使用，他的方法论，他思维的特征，而且还应该了解这样一个科学家精神世界与他人显得更为突出的部分。
好奇心和惊奇感
好奇心在爱因斯坦的人生中，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在他的哲学里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童心未泯、真纯性格的表现，而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位置。
爱因斯坦认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