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壮心不已（1/2）
作者：巴甫洛夫
1. 比**员还**员
他们很久没有谈到钱的事了。但是谢拉菲玛越来越多地听人说，各式各样的人都包围着巴甫洛夫，而他总是慷慨解囊。她决定和他谈谈。
“伊万，我知道你对那些找上门的人总是大方得很，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孩子！”
“都40的人你还叫孩子？他们的儿童时期也太长了点吧？”巴甫洛夫把报纸搁在一边。
“但他们都有孩子……”
“那好嘛！家里有孩子的确愉快。我总是可怜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家里有孩子，人就会变得善良一些。说到我的帮助……是的，他们来找我帮忙。
他们用带哭的腔调来诉说他们的不幸和苦恼，向我借钱。我照例帮助他们。
我不能拒绝。多余的钱有什么用，既然他们很需要钱，让他们拿去好了。何况，他们也答应要归还。但是，”他笑了起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还钱。
只有一个，但这个人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我把钱给他汇回去了。”
“但是人家也会蒙骗你的呀！”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就算有某些人对我不好，我也不能不关心大家。
要知道人家总是有困难、有痛苦才找我的，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可你也不是能温暖所有人的太阳呀。”
“我远不是帮助所有的人，我给钱的只是那些靠得住的人，从他们的信中看得出来。只有那十分高明的骗子手才能瞒得过我。如果信真是含着泪水写的，一下子就看得出来。刚才你谈到孩子们，是应该帮助他们，但帮助他们不等于养活他们。有自尊心的人应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你想想，当年我们多困难，连到你姐姐那里去的路费都没有。因为租不起别墅，我们的米尔奇克没保住……”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什么人帮助我们，不然就不会这么不幸了。”
“所以我就要帮助别人。我们的孩子受了很好的教育，都在工作，吃得饱，穿得暖，还需要什么呢？所以一切都很正常，我的朋友！”
有一天巴甫洛夫气冲冲地来到生理研究所，他走进里克曼的房间，在他靠门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是他的习惯位置。他用一种激怒的语调和助手们谈到科学行政机构的一些弊病。
“大家都看见了，可是都不吭声，都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真是怪事！”
“还有怪事哩，我们有的工作人员为了给自己创造有利条件，牺牲别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科学研究员普罗罗科夫恶狠狠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
普罗罗科夫不答话，却用手指向年轻的学者阿斯拉强的房间。
“他怎么啦？”
“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凌驾于一切之上，不惜粗暴地破坏研究所的正常秩序。他又给自己弄来一些狗，狗舍就拥挤不堪，弄得其他同事的狗都吃不饱，还一个劲地叫工友多给他的狗喂食。”
“原来是这样，怎么办？只好停止他在脑神经可塑性问题上的研究工作。今天我就同他谈。”
阿斯拉强就在邻屋。这些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当他听见巴甫洛夫说要停止他的工作时，他马上想出去解释，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有人利用他在气头上，挑拨是非罢了。但是他深知巴甫洛夫那急躁的性格，决定以后再说。
而此时巴甫洛夫已经在忙别的事了。一条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狗是他过去的助手波德科帕耶夫的，它几乎已丧失了对条件刺激的一切正常的食物反射功能。
“为什么它只剩下对食物槽旋转一种条件反射功能？”他追问道。“你们以前所说的都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我自己也没找到解释。”
阿斯拉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可以谈几句吗？”他问。
“啊，是你？等等，关于你的事我们一会再谈。”巴甫洛夫生气地转过身去。
“我想对你刚才提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那么，那么你就说说看！”
“第一，这种反射重复的次数和所有其他反射加起来的次数一样多……”
“对，对……”
“第二，对食物槽旋转的反射，与对其他食物反射不同，总是严格相符合的——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时间间隔……”
随着阿斯拉强所陈述的每一点论据，巴甫洛夫的脸色变得愉快起来，怒气消失了，正如同事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形容的那样：“阴转晴。”
“好呀！”巴甫洛夫感叹道。“只要下死功夫，多难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阿斯拉强的论据很有道理，我委托他对这次讨论问题的实质作一次试验性的核对。”
“但是，巴甫洛夫，”普罗罗科夫莫名其妙地两手一摊。
“没有什么‘但是’，普罗罗科夫！刚才你谈到研究所工作的困难，似乎同阿斯拉强的工作有什么关系。都是瞎说！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研究所的狗舍十分宽敞，饲养狗的食物多得吃不了，剩下的还送到科尔图什去。你不该妨碍阿斯拉强研究这个有趣的课题。”
工作结束之后，阿斯拉强伴送他回家。他们沿涅瓦河走着。天上飘着小雪，没有风，静悄悄的。
“对了，巴甫洛夫，你曾谈过心理活动发展的阶段性。你知道吗，你的判断同恩格斯和列宁的判断非常一致。”
“那好嘛，我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和实验得到这些结论的。得知我的判断与你们的思想领袖的判断相一致，我很高兴，他们是通过他们的研究而达到这种结论的……关于列宁，我思考得很多。他是个伟大的学者，英明的政治活动家，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智慧和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应当有作出正确分析并正确地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又继续说下去。
“你也许以为我只对我的学科感兴趣，对其他事漠不关心。其实我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读过。这部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也仔细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应当承认，这部书的作者对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根本的、复杂的问题具有广博的知识，有深刻而精确的理解，坚持的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最后”，巴甫洛夫略停了一会儿，“还有一件事表现了列宁的伟大和真诚。在革命的头几年，许多有名望的教授虚伪地宣誓忠于新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和社会主义。我很讨厌他们这种作法，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是真诚的。那时我给列宁写了封电报： ‘我不是个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者，我也不相信你危险的社会试验。’你想他看了电报怎么样？列宁很看重我的直率、真诚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心。他不但一点没有报复，反而命令他的下属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在国家还处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的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巴甫洛夫在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你现在不太忙的话，一起进去吧，我们一起吃午饭。”
他们进到餐厅，在摆桌子的时候，他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光读报纸还是不够的，应该亲眼去看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怎样发展巩固的。这种发展正在把俄罗斯推进到世界先进行列。我们的确有值得骄傲的东西！科学和文化都在发展。一切都是我年轻时无法比拟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还有我们那威力无比的飞机！来吧，欧洲的先生们，来看看我们的吧！他们已经习惯以老师自居，认为我们是落后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永远过去了！骄傲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承认我们。瞧，就是这么回事……是的，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以放心了。”
谢拉菲玛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们说的都不错”，她说，“但我还是想问问，**员先生，为什么你们不考虑考虑宗教问题？你们完全把宗教排斥在道德教育以外了。”
“我想”，阿斯拉强笑了笑说，“关于这个问题最好去问巴甫洛夫，而不是问我。今天他所说的使我有充分根据说，他比我这个**员还**员。”
巴甫洛夫开怀大笑起来。看着他，阿斯拉强也笑了。
2. 85岁生日
卫生人民委员部颁布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命令之后，4年过去了。
建站的原因相当简单。还在1923年便在科尔图什村建立了一个养狗场。有一次，巴甫洛夫乘火车走过那里。他快步走到离铁路10公里的地方，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他在这里住了3天——游泳，在田野散步，做打棒游戏。
那时他脑子里就萌生了要在科尔图什建一个郊区的实验室的想法。环境非常安静，一点干扰也没有。从那时起，每到夏天他就把全家带去。他们住在一个2层的木结构房子里，租的是2层楼。在他办公室外是一个阳台。他喜欢清晨在阳台上工作。
就在这个阳台上，涅斯捷罗夫给巴甫洛夫画了第一张肖像。虽然所有的人，包括谢拉菲玛，儿子们和女儿，都很喜欢这张画像，但是画家本人却不太满意，因为他对巴甫洛夫进一步了解之后，已经不是从一般的角度看他了，所以他决心画第二张。
为此目的他于1934年又来到科尔图什，那时巴甫洛夫已经85岁了。这个村子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已经变成一个舒适的小城。巴甫洛夫一家住在一座新的2层楼房中，楼顶有一个平台，每天晚上巴甫洛夫在这里用望远镜观察星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爱好。
现在，巴甫洛夫已经不游泳了，也很少做木棒游戏。但依然热爱体力劳动：莳弄花草，清扫道路——他都要花上两个小时。
巴甫洛夫家住的房子周围有果园，浆果地，花圃和菜园。花园中还有几只蜂箱。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巴甫洛夫兴致勃勃地谈起蜜蜂。他急切地断言说，蜜蜂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们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可是不螫他，因为它们知道，他不是养蜂人，不是剥削者，并不想图谋它们的花蜜。
“每一只蜜蜂都有自己的职责，从不侵占别人的劳动。这是一种多奇妙的动物！”巴甫洛夫激动地说，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最后几年来这已成为他特有的一种手势了。
一起吃早饭的有3个人——巴甫洛夫，谢拉菲玛和涅斯捷罗夫。无论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对他那番激昂的演说怎么也不敢赞同。
第二天巴甫洛夫的右眼旁起了一个难看的肿包。在吃早饭的时候他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说早上在花园干活时一只蜜蜂螫了他。
“这只蜜蜂显然是个蠢货，”他立即作解释。“它分不清谁是不伤害它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养蜂人。这次当然不能算是典型事例，而只是一次例外。”说完之后他就完全心安理得了，情绪也好了。
对这件事，无论是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也还是不置可否。
但是过了一天，巴甫洛夫的左眼旁又冒出了一个肿包，比头一个还大。
他的脸都歪了，不由得让人看了发笑。而他自己则郁闷地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快吃完早饭时他宣告说：
“今天蜜蜂又螫了我一下。显然，我以前的推断是错误的。现在弄清楚了，对于蜜蜂来说，和平的劳动和它们的敌人——养蜂剥削者的劳动之间毫无区别。”
他停了一会，又议论起狗来：
“狗是一种不寻常的动物，也许，是一种最聪明的动物，是动物世界的贵族。有些狗离开人便活不下去，它们对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依恋。怪不得到处都传闻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譬如说有这么一本瑞典医生蒙捷写的回忆录，还不如说是一本小说，叫《圣·米克利轶事》。瞧他是怎么写的：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能预感到主人面临的生命危险，并力图排除这种危险……这种现象你叫什么也可以：预感，生物嗅觉……”巴甫洛夫沉思地皱了皱眉，做了一个手指并拢的习惯手势。“即使是杜撰，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但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狗的反射能力和人很相像。难道不是这样吗？狗在驯化动物之中简直就是动物之王。没有任何一种活物如此了解我们。瞧，我们说得过久了，该干活啦……”
为了庆祝巴甫洛夫的85岁寿辰，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拨100万卢布给科尔图什生物站作活动费用。
巴甫洛夫有些忐忑不安了：是不是太奢侈了，我们能对得起这笔钱吗？
“不，巴甫洛夫，你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生物站副主任里克曼这样安慰他。“看我们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事业！”
“研究遗传学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巴甫洛夫同意他的话，“只怕时间不够啦……从一个动物生下来时就开始观察，然后再观察它的后代有哪些一致，哪些不一致的地方，这需要耐心再耐心。需要好些年的时间……”
巴甫洛夫催促那些建站的人，他想尽快开始研究他的新课题，但他也明白，过于匆忙反而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在建设科学域的设计书中，一切都结合新课题的特点作了周密的考虑。
在设计书的序言部分强调说，研究神经系统类型学问题对“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学的根本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物站的任务是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遗传和教育条件对神经系统类型的影响。新的课题要求对那些作试验的动物予以特别的关心，因为在整个遗传构成中哪怕失去一只动物不但会严重降低研究的价值，而且也会使工作延误若干年”。因此所有的建筑在卫生方面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生物站里养了大约100条狗。它们那优越的生活条件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
在主楼屋顶下的三角形墙壁上写着“高级神经活动遗传学、实验室”，在旁边的塔楼上写着“细心再细心”。在实验室前面立着三座雕像，一座是创立反射学说的杰卡尔特，另一座是谢切诺夫，第三座是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巴甫洛夫生日那天向他发来了贺电。
洛普欣大街被改名为巴甫洛夫院士大街。
《消息报》的记者前来采访。
“巴甫洛夫，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你是否能谈谈今后的打算？”
“打算？现在我在可爱的科尔图什休息。我非常非常想再活很多年，活到100岁。甚至活到100多岁！我想一定要亲自完成条件反射方面的研究，加固从生理学到临床学和心理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可说是已大致搭上了。虽然关心我健康的医生们反对，但我还是想在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之前去英国参加神经外科医师会议。我还想明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上发言。
我想活得长久，是因为我的实验室以空前的规模在蓬勃发展。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为了修建实验室，苏维埃政权拨了几百万卢布，我相信这种对生理学工作者的奖励——我仍然是其中的一员——将会达到它预期的目的，而我从事的科学也会在祖国的土壤上结出硕果。
不论我做什么，我总是在想，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报效我的祖国。”
涅斯捷罗夫把他所画的第二幅巴甫洛夫肖像自己复制了一幅送给了他。
这就是那张以窗户为背景的巴甫洛夫侧面像，这张画像上他双手前伸，这个姿势表现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窗外是科尔图什的秀丽景色。桌上是盛开的花朵，象征着他那不断焕发青春的生活。
巴甫洛夫在给这个画家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涅斯捷罗夫，衷心感谢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在我85岁生日时给予我的热情问候和礼物。我在迟暮之年仍能使你对我产生如此感人的友好情感，我十分幸福。
愿你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不断获得快乐。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仍一直体验到一种永不枯竭的生活兴趣。祝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万事如意。你们的巴甫洛夫。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拨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汽车给他私人使用。开始巴甫洛夫不想要——他自己有一辆，虽然是旧了一些。但这辆车使他折服了。司机把车开进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轻盈地向前滑动。
巴甫洛夫也不能不为其造型和性能的完美而倾倒。
几天以后，他来到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病诊所，当他和同事们走下台阶来到等在那里的“林肯牌”的时候，他打开车门。
“女士们，女士们，请上车！”他发出邀请。
妇女们，像在所有这类场合下一样，愉快地喧闹着向汽车奔去。巴甫洛夫关了车门，汽车徐徐地开动了。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上车，巴甫洛夫同志！”
巴甫洛夫笑了笑，向她们挥了挥手，然后拄着拐杖，微跛着向涅瓦河方向走去。一小时以后他又坐在生理学研究所拆阅邮件了。
3. 不老的老头
“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
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 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3次肺炎了。但他体质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85岁的高龄——
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3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15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年5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100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
“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
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一生**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
4. 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他在1935年底抵达英国。刚到多佛尔，记者就蜂拥而来，一直到伦敦都没有放过他。到维多利亚车站，又有一批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和苏联侨民代表、朋友和熟人围了起来。记者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弄得他疲惫不堪，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终于，苏联大使迈斯基跑来解了围。他很快把巴甫洛夫送上汽车。他们才冲了出来。
“唉呀，现在我才得救了！可以稍微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巴甫洛夫说。旁边坐着的是陪同他来英国的大儿子。
“船上颠簸得不太厉害吧？”迈斯基问。
“噢，不，一切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不习惯乘船，但是我发明了一种和晕船作斗争的方法：在摇晃的时候把目光固定在某个不动的东西上，就好受多了。我躺在船舱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这样我就感觉不到晃动了……真的，我现在感到生活非常有意思！啊，我真希望能多活几年！
我想，人类机体的活动曲线大致是这样的：35岁以前是急遽上升时期，35岁到60岁是平稳时期，60岁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人类机体固有的正常生命长度至少是100年。我们往往因放纵、生活无规律以及任意糟蹋身体而使这个正常限度大大缩短……我要争取活到100岁。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明年马德里要召开一个国际心理学家会议。我一定要去，我要和他们斗一斗！他们迷失了方向，总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谈生理学还有什么心理学！我想，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制定一个治疗神经分裂症的计划。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
“你过的是一种伟大而充实的生活”，迈斯基说，“据我所知，在列宁格勒市郊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生物站？”
“是的
他们很久没有谈到钱的事了。但是谢拉菲玛越来越多地听人说，各式各样的人都包围着巴甫洛夫，而他总是慷慨解囊。她决定和他谈谈。
“伊万，我知道你对那些找上门的人总是大方得很，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孩子！”
“都40的人你还叫孩子？他们的儿童时期也太长了点吧？”巴甫洛夫把报纸搁在一边。
“但他们都有孩子……”
“那好嘛！家里有孩子的确愉快。我总是可怜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家里有孩子，人就会变得善良一些。说到我的帮助……是的，他们来找我帮忙。
他们用带哭的腔调来诉说他们的不幸和苦恼，向我借钱。我照例帮助他们。
我不能拒绝。多余的钱有什么用，既然他们很需要钱，让他们拿去好了。何况，他们也答应要归还。但是，”他笑了起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还钱。
只有一个，但这个人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我把钱给他汇回去了。”
“但是人家也会蒙骗你的呀！”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就算有某些人对我不好，我也不能不关心大家。
要知道人家总是有困难、有痛苦才找我的，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可你也不是能温暖所有人的太阳呀。”
“我远不是帮助所有的人，我给钱的只是那些靠得住的人，从他们的信中看得出来。只有那十分高明的骗子手才能瞒得过我。如果信真是含着泪水写的，一下子就看得出来。刚才你谈到孩子们，是应该帮助他们，但帮助他们不等于养活他们。有自尊心的人应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你想想，当年我们多困难，连到你姐姐那里去的路费都没有。因为租不起别墅，我们的米尔奇克没保住……”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什么人帮助我们，不然就不会这么不幸了。”
“所以我就要帮助别人。我们的孩子受了很好的教育，都在工作，吃得饱，穿得暖，还需要什么呢？所以一切都很正常，我的朋友！”
有一天巴甫洛夫气冲冲地来到生理研究所，他走进里克曼的房间，在他靠门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是他的习惯位置。他用一种激怒的语调和助手们谈到科学行政机构的一些弊病。
“大家都看见了，可是都不吭声，都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真是怪事！”
“还有怪事哩，我们有的工作人员为了给自己创造有利条件，牺牲别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科学研究员普罗罗科夫恶狠狠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
普罗罗科夫不答话，却用手指向年轻的学者阿斯拉强的房间。
“他怎么啦？”
“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凌驾于一切之上，不惜粗暴地破坏研究所的正常秩序。他又给自己弄来一些狗，狗舍就拥挤不堪，弄得其他同事的狗都吃不饱，还一个劲地叫工友多给他的狗喂食。”
“原来是这样，怎么办？只好停止他在脑神经可塑性问题上的研究工作。今天我就同他谈。”
阿斯拉强就在邻屋。这些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当他听见巴甫洛夫说要停止他的工作时，他马上想出去解释，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有人利用他在气头上，挑拨是非罢了。但是他深知巴甫洛夫那急躁的性格，决定以后再说。
而此时巴甫洛夫已经在忙别的事了。一条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狗是他过去的助手波德科帕耶夫的，它几乎已丧失了对条件刺激的一切正常的食物反射功能。
“为什么它只剩下对食物槽旋转一种条件反射功能？”他追问道。“你们以前所说的都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我自己也没找到解释。”
阿斯拉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可以谈几句吗？”他问。
“啊，是你？等等，关于你的事我们一会再谈。”巴甫洛夫生气地转过身去。
“我想对你刚才提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那么，那么你就说说看！”
“第一，这种反射重复的次数和所有其他反射加起来的次数一样多……”
“对，对……”
“第二，对食物槽旋转的反射，与对其他食物反射不同，总是严格相符合的——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时间间隔……”
随着阿斯拉强所陈述的每一点论据，巴甫洛夫的脸色变得愉快起来，怒气消失了，正如同事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形容的那样：“阴转晴。”
“好呀！”巴甫洛夫感叹道。“只要下死功夫，多难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阿斯拉强的论据很有道理，我委托他对这次讨论问题的实质作一次试验性的核对。”
“但是，巴甫洛夫，”普罗罗科夫莫名其妙地两手一摊。
“没有什么‘但是’，普罗罗科夫！刚才你谈到研究所工作的困难，似乎同阿斯拉强的工作有什么关系。都是瞎说！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研究所的狗舍十分宽敞，饲养狗的食物多得吃不了，剩下的还送到科尔图什去。你不该妨碍阿斯拉强研究这个有趣的课题。”
工作结束之后，阿斯拉强伴送他回家。他们沿涅瓦河走着。天上飘着小雪，没有风，静悄悄的。
“对了，巴甫洛夫，你曾谈过心理活动发展的阶段性。你知道吗，你的判断同恩格斯和列宁的判断非常一致。”
“那好嘛，我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和实验得到这些结论的。得知我的判断与你们的思想领袖的判断相一致，我很高兴，他们是通过他们的研究而达到这种结论的……关于列宁，我思考得很多。他是个伟大的学者，英明的政治活动家，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智慧和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应当有作出正确分析并正确地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又继续说下去。
“你也许以为我只对我的学科感兴趣，对其他事漠不关心。其实我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读过。这部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也仔细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应当承认，这部书的作者对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根本的、复杂的问题具有广博的知识，有深刻而精确的理解，坚持的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最后”，巴甫洛夫略停了一会儿，“还有一件事表现了列宁的伟大和真诚。在革命的头几年，许多有名望的教授虚伪地宣誓忠于新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和社会主义。我很讨厌他们这种作法，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是真诚的。那时我给列宁写了封电报： ‘我不是个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者，我也不相信你危险的社会试验。’你想他看了电报怎么样？列宁很看重我的直率、真诚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心。他不但一点没有报复，反而命令他的下属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在国家还处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的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巴甫洛夫在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你现在不太忙的话，一起进去吧，我们一起吃午饭。”
他们进到餐厅，在摆桌子的时候，他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光读报纸还是不够的，应该亲眼去看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怎样发展巩固的。这种发展正在把俄罗斯推进到世界先进行列。我们的确有值得骄傲的东西！科学和文化都在发展。一切都是我年轻时无法比拟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还有我们那威力无比的飞机！来吧，欧洲的先生们，来看看我们的吧！他们已经习惯以老师自居，认为我们是落后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永远过去了！骄傲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承认我们。瞧，就是这么回事……是的，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以放心了。”
谢拉菲玛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们说的都不错”，她说，“但我还是想问问，**员先生，为什么你们不考虑考虑宗教问题？你们完全把宗教排斥在道德教育以外了。”
“我想”，阿斯拉强笑了笑说，“关于这个问题最好去问巴甫洛夫，而不是问我。今天他所说的使我有充分根据说，他比我这个**员还**员。”
巴甫洛夫开怀大笑起来。看着他，阿斯拉强也笑了。
2. 85岁生日
卫生人民委员部颁布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命令之后，4年过去了。
建站的原因相当简单。还在1923年便在科尔图什村建立了一个养狗场。有一次，巴甫洛夫乘火车走过那里。他快步走到离铁路10公里的地方，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他在这里住了3天——游泳，在田野散步，做打棒游戏。
那时他脑子里就萌生了要在科尔图什建一个郊区的实验室的想法。环境非常安静，一点干扰也没有。从那时起，每到夏天他就把全家带去。他们住在一个2层的木结构房子里，租的是2层楼。在他办公室外是一个阳台。他喜欢清晨在阳台上工作。
就在这个阳台上，涅斯捷罗夫给巴甫洛夫画了第一张肖像。虽然所有的人，包括谢拉菲玛，儿子们和女儿，都很喜欢这张画像，但是画家本人却不太满意，因为他对巴甫洛夫进一步了解之后，已经不是从一般的角度看他了，所以他决心画第二张。
为此目的他于1934年又来到科尔图什，那时巴甫洛夫已经85岁了。这个村子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已经变成一个舒适的小城。巴甫洛夫一家住在一座新的2层楼房中，楼顶有一个平台，每天晚上巴甫洛夫在这里用望远镜观察星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爱好。
现在，巴甫洛夫已经不游泳了，也很少做木棒游戏。但依然热爱体力劳动：莳弄花草，清扫道路——他都要花上两个小时。
巴甫洛夫家住的房子周围有果园，浆果地，花圃和菜园。花园中还有几只蜂箱。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巴甫洛夫兴致勃勃地谈起蜜蜂。他急切地断言说，蜜蜂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们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可是不螫他，因为它们知道，他不是养蜂人，不是剥削者，并不想图谋它们的花蜜。
“每一只蜜蜂都有自己的职责，从不侵占别人的劳动。这是一种多奇妙的动物！”巴甫洛夫激动地说，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最后几年来这已成为他特有的一种手势了。
一起吃早饭的有3个人——巴甫洛夫，谢拉菲玛和涅斯捷罗夫。无论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对他那番激昂的演说怎么也不敢赞同。
第二天巴甫洛夫的右眼旁起了一个难看的肿包。在吃早饭的时候他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说早上在花园干活时一只蜜蜂螫了他。
“这只蜜蜂显然是个蠢货，”他立即作解释。“它分不清谁是不伤害它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养蜂人。这次当然不能算是典型事例，而只是一次例外。”说完之后他就完全心安理得了，情绪也好了。
对这件事，无论是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也还是不置可否。
但是过了一天，巴甫洛夫的左眼旁又冒出了一个肿包，比头一个还大。
他的脸都歪了，不由得让人看了发笑。而他自己则郁闷地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快吃完早饭时他宣告说：
“今天蜜蜂又螫了我一下。显然，我以前的推断是错误的。现在弄清楚了，对于蜜蜂来说，和平的劳动和它们的敌人——养蜂剥削者的劳动之间毫无区别。”
他停了一会，又议论起狗来：
“狗是一种不寻常的动物，也许，是一种最聪明的动物，是动物世界的贵族。有些狗离开人便活不下去，它们对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依恋。怪不得到处都传闻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譬如说有这么一本瑞典医生蒙捷写的回忆录，还不如说是一本小说，叫《圣·米克利轶事》。瞧他是怎么写的：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能预感到主人面临的生命危险，并力图排除这种危险……这种现象你叫什么也可以：预感，生物嗅觉……”巴甫洛夫沉思地皱了皱眉，做了一个手指并拢的习惯手势。“即使是杜撰，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但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狗的反射能力和人很相像。难道不是这样吗？狗在驯化动物之中简直就是动物之王。没有任何一种活物如此了解我们。瞧，我们说得过久了，该干活啦……”
为了庆祝巴甫洛夫的85岁寿辰，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拨100万卢布给科尔图什生物站作活动费用。
巴甫洛夫有些忐忑不安了：是不是太奢侈了，我们能对得起这笔钱吗？
“不，巴甫洛夫，你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生物站副主任里克曼这样安慰他。“看我们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事业！”
“研究遗传学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巴甫洛夫同意他的话，“只怕时间不够啦……从一个动物生下来时就开始观察，然后再观察它的后代有哪些一致，哪些不一致的地方，这需要耐心再耐心。需要好些年的时间……”
巴甫洛夫催促那些建站的人，他想尽快开始研究他的新课题，但他也明白，过于匆忙反而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在建设科学域的设计书中，一切都结合新课题的特点作了周密的考虑。
在设计书的序言部分强调说，研究神经系统类型学问题对“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学的根本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物站的任务是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遗传和教育条件对神经系统类型的影响。新的课题要求对那些作试验的动物予以特别的关心，因为在整个遗传构成中哪怕失去一只动物不但会严重降低研究的价值，而且也会使工作延误若干年”。因此所有的建筑在卫生方面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生物站里养了大约100条狗。它们那优越的生活条件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
在主楼屋顶下的三角形墙壁上写着“高级神经活动遗传学、实验室”，在旁边的塔楼上写着“细心再细心”。在实验室前面立着三座雕像，一座是创立反射学说的杰卡尔特，另一座是谢切诺夫，第三座是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巴甫洛夫生日那天向他发来了贺电。
洛普欣大街被改名为巴甫洛夫院士大街。
《消息报》的记者前来采访。
“巴甫洛夫，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你是否能谈谈今后的打算？”
“打算？现在我在可爱的科尔图什休息。我非常非常想再活很多年，活到100岁。甚至活到100多岁！我想一定要亲自完成条件反射方面的研究，加固从生理学到临床学和心理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可说是已大致搭上了。虽然关心我健康的医生们反对，但我还是想在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之前去英国参加神经外科医师会议。我还想明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上发言。
我想活得长久，是因为我的实验室以空前的规模在蓬勃发展。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为了修建实验室，苏维埃政权拨了几百万卢布，我相信这种对生理学工作者的奖励——我仍然是其中的一员——将会达到它预期的目的，而我从事的科学也会在祖国的土壤上结出硕果。
不论我做什么，我总是在想，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报效我的祖国。”
涅斯捷罗夫把他所画的第二幅巴甫洛夫肖像自己复制了一幅送给了他。
这就是那张以窗户为背景的巴甫洛夫侧面像，这张画像上他双手前伸，这个姿势表现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窗外是科尔图什的秀丽景色。桌上是盛开的花朵，象征着他那不断焕发青春的生活。
巴甫洛夫在给这个画家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涅斯捷罗夫，衷心感谢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在我85岁生日时给予我的热情问候和礼物。我在迟暮之年仍能使你对我产生如此感人的友好情感，我十分幸福。
愿你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不断获得快乐。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仍一直体验到一种永不枯竭的生活兴趣。祝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万事如意。你们的巴甫洛夫。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拨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汽车给他私人使用。开始巴甫洛夫不想要——他自己有一辆，虽然是旧了一些。但这辆车使他折服了。司机把车开进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轻盈地向前滑动。
巴甫洛夫也不能不为其造型和性能的完美而倾倒。
几天以后，他来到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病诊所，当他和同事们走下台阶来到等在那里的“林肯牌”的时候，他打开车门。
“女士们，女士们，请上车！”他发出邀请。
妇女们，像在所有这类场合下一样，愉快地喧闹着向汽车奔去。巴甫洛夫关了车门，汽车徐徐地开动了。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上车，巴甫洛夫同志！”
巴甫洛夫笑了笑，向她们挥了挥手，然后拄着拐杖，微跛着向涅瓦河方向走去。一小时以后他又坐在生理学研究所拆阅邮件了。
3. 不老的老头
“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
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 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3次肺炎了。但他体质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85岁的高龄——
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3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15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年5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100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
“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
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一生**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
4. 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他在1935年底抵达英国。刚到多佛尔，记者就蜂拥而来，一直到伦敦都没有放过他。到维多利亚车站，又有一批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和苏联侨民代表、朋友和熟人围了起来。记者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弄得他疲惫不堪，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终于，苏联大使迈斯基跑来解了围。他很快把巴甫洛夫送上汽车。他们才冲了出来。
“唉呀，现在我才得救了！可以稍微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巴甫洛夫说。旁边坐着的是陪同他来英国的大儿子。
“船上颠簸得不太厉害吧？”迈斯基问。
“噢，不，一切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不习惯乘船，但是我发明了一种和晕船作斗争的方法：在摇晃的时候把目光固定在某个不动的东西上，就好受多了。我躺在船舱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这样我就感觉不到晃动了……真的，我现在感到生活非常有意思！啊，我真希望能多活几年！
我想，人类机体的活动曲线大致是这样的：35岁以前是急遽上升时期，35岁到60岁是平稳时期，60岁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人类机体固有的正常生命长度至少是100年。我们往往因放纵、生活无规律以及任意糟蹋身体而使这个正常限度大大缩短……我要争取活到100岁。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明年马德里要召开一个国际心理学家会议。我一定要去，我要和他们斗一斗！他们迷失了方向，总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谈生理学还有什么心理学！我想，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制定一个治疗神经分裂症的计划。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
“你过的是一种伟大而充实的生活”，迈斯基说，“据我所知，在列宁格勒市郊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生物站？”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