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事业的辉煌（2/2）
作者：纽曼
协调了，事实的确如此。
纽曼向杰克·帕克建议，他们分公司应重新采用“集权”制，这一建议在当时是与通用电气公司宣布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纽曼的论点很简单，飞机发动机公司仅生产一类产品，只是尺寸与用途不同罢了。每种喷气发动机基本上由同类零部件构成，即：压缩机、燃烧室与涡轮。他预计，如果实行生产制专业化，每个厂房只生产一种发动机零部件。尺寸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并分别在马萨诸塞州或俄亥俄州装配，这样能节省一笔很可观的费用。此外还有助于使发动机工程技术标准化，可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研制和发展资金。令人惊讶的是帕克和通用电气的总裁罗夫·考汀纳尔竟一致同意，他们甚至还把总公司的4架双发动机行政座机调出一架，停在波士顿的劳根机场，供纽曼随时调用，这样从波士顿的辛辛那提仅用1小时40分钟便可到达马萨诸塞州，方便多了。他在两处都设有办公室和秘书。公司首长的业务会议，交替着在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召开。
IOI要项资讯汇报系统保留了下来，而且这个系统对当时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显得重要。从1962年开始，纽曼和他的新班底又建议每年有三天的“TTT”聚会制度，他们称其为“思考会”。会议的议题绝不涉及日常的繁琐杂务，而仅限于审查他们公司策略部门提出的远程规划，预测今后5年、10年以及20年内军用和民用产品的需求 （他在1980年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思考会议，是预测到2000年的市场需求）。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将来如何，不会和他们专家预测的那样完全一致，但他们仍需在了解一些关于和平、战争、扩军和经济萧条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军用和商用飞机的增长或下降。规划人员还要就一些飞机公司或投资集团是否要建造超大型货运机做猜测。例如，不用中途转运，只要半天时间就可把快要成熟的香蕉，从巴西中部运到芝加哥市场，而用船或火车来运则需1个月以上。
第一次思考会议讨论以后20年内是否会用大型直升机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 20年后标准商用喷气客机上将设有多少个座位，以及它们的载荷系数是多少？为使飞机能在目前拉瓜蒂 （纽约市内的国内机场）拥挤 的上、下乘客们之间滑行，又不致碰到在对面停放的飞机机尾，如何限制未来飞机的长度？非定期性航线能否继续存在？现有航空公司能否继续生存？不是做生意的人们能否负担从巴黎、伦敦到纽约或华盛顿的超音速飞机的昂贵费用？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这类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只要纽曼和他所有的幕僚们脚踏实地，并意识到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不会策划同仁们提出的那些乐观、引人入胜的预测。他们在通用电气公司的人都确信他们的发动机质量超群，产品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们颇具才华的竞争对手（而且自信有余），在16年以前，由世界90％以上的商用飞机都装有他们的发动机时，绝对难以同意10年以后通用电气公司能指望获得10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今天世界60％的广体客机，都使用着通用电气的喷气发动机却是事实。
1963年，董事会选纽曼为公司副总裁。他们在美国各地扩建了生产设施。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建立了通用电气维修厂，从事军用喷气发动机的大修业务，在华盛顿、达顿、巴黎、日内瓦、波恩、罗马、雅典、贝鲁特、德黑兰、新加坡和东京建立了销售办事处。
考虑到要负责财务、法律、雇员关系、船舶和工业汽油涡轮机的业务，纽曼的幕僚人数从6人增加到20人，其中包括他那个专门唱反调的“SOB”。他们的重要性虽然同飞机发动机生产部门的头头儿们不完全一样，但使他们各尽其职是至关重要的，他需要他的手下经理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各自的建议。
纽曼强调“开门政策”，所有非工会人员如有解决不了的难题，都可以直接找他（工会章程禁止会员直接找经理发泄不满），通常纽曼建议他们先找他安排在俄亥俄州和林恩厂的两位女性调解员。华尔街日报曾在头版上称这种工作方式是美国工业界的新创举，并专门介绍了调解员的基本职责。她们的任务是听取来者的牢骚，心平气和地了解事实真相，并尽量予以圆满解决。设置这种人员的想法，是受在中国战争时期经验的启发。当时，他们中队的医官兼任随军牧师，任何士兵有什么牢骚，愿意与他私下谈话时说，他总是“欣然任劳”。
为了亲身感受通用电气公司的大小军用发动机在使用中的表现，纽曼决定分别乘坐一下装有J和J。发动机的空军飞机。在获准乘飞机79 85之前，他必须在俄亥俄州达顿市通过低压舱的减压测验。氧气从实验舱里抽出，被测试者必须在达到一定高度前不至因缺氧引起眩晕，或丧失辨别能力。他通过了测验，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一天。
纽曼首先乘坐了在速度、高度都保持当时世界纪录、由洛克希德制造的双座 F－140“星式战斗机”，当这个“载人飞弹”以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爬升到离地面48000英尺的高度时，星式战斗机飞行员华尔·麦科迪将操纵杆直向前推，飞机机头向下，他们进入了垂直俯冲。
越过前面飞行员的头盔，看到下面的大地在旋转并迅速接近。然后，麦科迪又把飞机操纵杆猛然拉回，并把通用电气公司的J发动机的油门推79到最大推力。纽曼的双臂压在胯部似乎有一吨多重，手根本抬不起来，这是因为飞机由垂直下降改为平飞转换中，产生的离心力所致。他们以超音速的速度掠过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差一点撞着沙石的山顶。座舱里出奇的安静，因为飞机前进的速度比声音快 （超音速飞机），他们已 把发动机的噪音甩在后面了。纽曼看了两次高度表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是的，在高度表上显示的数字前面有个负号。这时从头盔内部通话耳机里传来麦科迪的声音：“恭喜你，纽曼先生。我敢打赌，你是第一位在海平面以下，以超速音飞行的副总裁！”
吃了三明治，2小时后纽曼又背上降落伞，将自己束在另一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双座机的座椅上，这是新式的“自由斗士”战斗机，诺斯罗普的试飞员和他滑进跑道，开始了在1960年初同一天内的第二次超音速飞行。这次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空军基地起飞的，40分钟后他们就飞回来了。这次飞行，纽曼在座舱内已筋疲力尽，只剩下把座舱盖打开透透气的力气了。在中国第一次乘坐战斗机试飞转眼 17年过去了，他这个德国佬怎么会想到又登上战斗机呢？而且飞行速度比以前每小时快900英里。
甘西迪总统在世时曾要求研究设计一种超音速客机，它的巡航速度要比英、法的协和式还要快一半。 （协和式现在安全地飞行于巴黎和华 盛顿之间，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只需三个半小时即可抵达）他们和他们的发动机竞争对手普拉特·怀特尼以及几家美国飞机公司，都投入到估计有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竞争中，纽曼为此专门设立了超音速运输机专案部门，直接向他报告，并指定艾德·胡德为总经理 （1980年胡德被任命为通用电气公司两个副董事长之一）。他带着人们和他一起研究设计，并向这种高速飞机的可能买做销售介绍。看过他们竞争对手介绍他们发动机的资料后，纽曼确信他们的一定更为优越，而且结构简单。他们的政府是要根据政府官员的意见和美国航空公司的分析，选择飞机和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公司在背景上就占优势，例如北美公司的B—70轰炸机装六具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可在音速3.5倍，即2 400英里的时速下安全飞行。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及轰炸机，装的全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当时合计有数千台。
政府和专家们都十分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在超音速推进方面的经验领先很多，说到航空公司，也是如此。而纽曼却因听到他的销售人员在西北航空公司“遭到冷漠”的报告而忐忑不安。他和胡德乘专机到明尼苏达会见西北航空公司的总裁唐·尼卢普，他用了近30分钟，极其热情地向尼卢普介绍了他收集的资料，可是他却装作索然乏味、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停止了介绍，打断他的哈欠问道：“您对通用电气公司有什么不满意？”尼卢普望着天花板回答到：“没有什么！早晚要买灯泡，我肯定买通用电气公司的！”后来他的灯泡推销员告诉他，西北航空公司机库里的照明灯，根本不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
当倾向于他们的综合意见来了后，他们并不感到吃惊，10家美国航空公司有8家投通用电气的票，一家中立，只有西北航空公司赞成他们的竞争对手普拉特·惠特尼公司。1976年，《幸福》杂志专门用了6页的篇幅，以特定的方式报道了通用电气公司决心在超音速运输机SST计划中取胜的做法。如果不是因为6票之差而遭到国会否决，那么美国超音速客机肯定成功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将推动着获胜的波音飞机。 （英法合作的超音速协和号运行的结果，说明了这在技术上是非常 成功的，但在经济上则一败涂地）
有一天，纽曼参观了西德斯图加的戴姆勒·宾士厂和它的汽车博物馆，里面展示着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汽车，从第一辆宾士到最新型的梅塞德斯柴油发动机小汽车，这使他产生了在俄亥俄州工厂建立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博物馆的想法。这个博物馆在今后的岁月里，会对未来的工程师产生教育意义和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将看到，自美国的第一台喷气发动机于1942年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出来后有多么大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将由此受到鼓舞，尤其是对更快、更轻、更小的发动机在设计上获得成功，每磅重量产生的功率会更大，每磅流过发动机的空气将产生更大的推力。他们在开发新材料、新化学铣切技术、磨擦焊、激光钻孔、粉末冶金、塑料、对旋转中的发动机做实体X光透视、数据控制工作母机、超音波和屈光束奇妙检查方法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丰硕的成果。
早在60年代初期，他们的设计工程师们就有许多可以使发动机产生更大推力的想法，其中一个最可能成功的想法是，在发动机进气口前安装一个大风扇 （这是飞机3至4叶螺旋桨和压缩机六七十个叶片的折中产物），这个风扇由发动机涡轮轴带动，所有进来的空气经过风扇被分为两部分，约 1/8的空气进入常规发动机的进风道，经压缩与燃油混合后点燃加温。剩下的7/8的空气通过尾部喷口，从发动机外部通过，即不参加燃烧，也不通过涡轮，这种 “高涵道比气流”（High－byPassairflow）可给飞机带来许多额外推力，特别是在起飞和爬升时，巡航中还可降低油量消耗。纽曼和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型发动机的各种技术方案，那时只有处于涡轮技术先驱的通用电气公司，才有可能研制这种推进系统，因为他们拥有炽热涡轮叶页的“空气内冷”（internal aircooling）的尖端技术。经过计算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每磅推力消耗，他们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它比当时空军及航空公司使用的普通喷气发动机节省燃油30％到35％。实际上由于前风扇和机匣较大，在重量、成本和气动阻力方面还需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综合评估，他们还是获得了节省燃料25％这一难以令人置信的好成绩。
最后，纽曼对设计细节很满意了，就要求他们制造了一台带高涵道比和可调静子叶片的原型机。一年后，试验结果出来了。当他们打电话告诉他时，他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结果令人拍案叫绝。他立即赶回国内，研究经理们提出的销售战略。由于结果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不管他们怎样挑毛病，每个细节都通过了他们的检测。星期日晚饭后，他给空军研究发展部部长马尔夫·迪姆勒少将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家里挂电话，要求第二天他能听取仅向他一个人做的情况汇报。第二天早晨，将军办公室大门紧闭，纽曼打开了这种刚试车完毕的新型高速涵道比发动机的截面图，这张图从他办公室墙的一端一直拉到另一端。将军惊叹不已，对这一技术上的突破非常兴奋。当场，他打电话向德国出生的负责空军所有尖端科技事务（其中包括导弹）的四星上将本尼·施艾弗尔报告。这种高涵道比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将引起航空运输的一场革命。因为涡轮温度极高，它的推力比当时用于飞机上最大的发动机的功率还要大一倍多 （事实的确如此），装用这种发动机的新型运输机的航程将大幅度提高。现在他们有能力制造巨型飞机了，这种飞机可装载最重的步兵坦克、战斗机、直升飞机甚至7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如果飞机机舱分上下两层，它还可以装载上千名战斗部队的士兵做远程运输。
势不可免的竞争很快地就在飞机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厂商之间展开来了。洛克希德赢得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飞机C—5A“银河”的合约。通用电气公司由于起步比其他公司早两年，不出所料，赢得了发动机制造的合约，研制合约总金额为45900万美元，这是通用电气公司前所未有的最大一宗买卖。这种发动机比当时使用的喷气发动机的噪音也低得多。
三年半后，纽曼和林顿·詹森总统及其他要员在乔治亚州的马里埃塔市洛克希德厂里的主席台上，看着第一架巨大的C—5A飞机，翼下挂着4台通用电气高涵道比发动机，从巨大机棚里出来首次与大众见面。
波音747“珍宝”喷气机虽然比洛克希德的C—5A小不少，但速度快得多，这也是应用新高涵道比的发动机的一个很成功的实例。当通用电气公司正忙于空军的C—5A工作时，又赢得了近5亿美元的开发美国的超音速运输机 （SST）动力合约，同时还在为长程低空超音速的B—1轰炸机竞争时（几个月后，通用电气又赢得了这个合约），普拉特·惠特尼则利用足够的时间，专门为波音747飞机研制出了一种高涵道比发动机。
2年后，纽曼认为公司有了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可以将他们用于C—5A的军用发动机改成民用的CF(6)发动机，用在道格拉斯DC—10和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空中巴士A—300上，几年后又安装在最新型的波音747上，这样可以给航空公司一些选择发动机的余地，也给普拉特·惠特尼带来一点压力。
作为“深入现场”的一种途径，纽曼于1967年和1969年要求并经过原空军司令，后来成为战略空军司令的四星上将布鲁斯·霍洛威 （1942年他在中国时曾是他们战斗大队的大队长）的批准，在越南战场上度过了几个星期。他是打算从越南战场那高温、潮湿、风沙大的气候环境中，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军用发动机性能和维护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与他派在那里的32名技术代表交谈，又会见了空军、海军及陆战队飞行员及机械士，他了解到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更好地干，怎样能更好地为他们在东南亚战士们提供有效的支援。纽曼参观了南方西贡附近的边防和空军基地，以及北方前线。在那里，他们的救护直升机从敌后将跳伞的美国飞行员搭救出来。他还在巡弋于东京湾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上度过了几天，考察在远洋上空飞行的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维修工作。他在越南的那些日子里，乘坐的是直升机、双座战斗机或者亨利·长伯特·洛奇大使专机。
有一次，纽曼参观了在北方的海军陆战队救援特遣部队 （所有陆战 队使用的直升机，都清一色地配备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他乘飞机抵达时夜幕已经降临，就在指挥官的帐篷里过了一夜。由于经常有火箭袭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防弹背心。第二天，纽曼和这里的人一起吃早饭，这时他发现其中有一个灰白头发的陆战队员，是他们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代表。当纽曼问他到越南以及在这种暴露在炮火下的地方来了多久时，他回答到：“4年了。”纽曼向他表示抱歉，由于他们领导部门的疏忽，才未能有顾及到这一点，纽曼向他承诺把他立刻调回美国。可是这位技术代表则恳求道：“请不要这样。”他又半开玩笑地补充道，“这里很不错，再说我老婆真让我受不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专门为 他做饭、洗衣服。
纽曼每次返回美国后，都去五角大楼向头儿们汇报情况，并反复地告诉他们，越南战争的发动机技术支援的经验，决不能运用到另一场战争中去，譬如，他们这边既没有受到轰炸，也没遭受扫射，因此飞机和发动机在地面很少遭到毁坏。他们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把发动机送到美国、日本及菲律宾去大修。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未必就是这样。
纽曼一回美国，就和自己的企划经理及技术维修手册的编辑人员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他们这些重要文件所能发挥的作用。安静而又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写出的文件往往过于复杂，使在越南的美国大兵不容易看懂。
当纽曼第二次访问越南的行程接近尾声时，他收到了他最能干的秘书施莉·克拉克的电报“宫廷革命，速归”。他知道对这种严肃的事情，她是不会开玩笑的，于是马上从西贡起飞经东京、芝加哥直达波士顿。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他离开美国去越南两天之后，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级领导人，以及他们分公司的每个董事，都分别收到了寄自辛辛那提的匿名信。有些信中有拼错了的字，大多数是打字的，也有手写的。每封信都是诬告纽曼在商业上有越轨行为。在调查是谁写这封信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防部的全力支持。有一天在夜晚从事调查时，一位从芝加哥请来的，打字机方面的专业侦探，查出了所用的三台打字机中的两台，也弄清了打字机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以及放在伊汶戴尔工厂的确实地点。施莉和纽曼那精明的法律顾问杰姆·塞克都是拼字游戏迷。利用他们的推理，揭开了这一悬案的谜底，他们和侦探把各种线索凑在一起，查明了作案人。基本的证据出自其中一封诬告信，这封打字的信纸曾被写信人做过垫纸，这些没有颜色的“字痕”，正是这个人以前写信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也就真相大白了，由于一些纯属私人间的问题，纽曼的一个助手的秘书，期盼让她的老板能取代纽曼的职位（他声称根本不了解她写信的过程），秘书马上就被裁掉了。而她的老板不久也就辞职了。
1968年，通用电气公司为了适应业务的增长，扩大机构，从5个分部增加到 10个。他们的飞行推进装备分公司升格为飞机发动机集团（AEG），纽曼被提升为集团总裁，他的助手们也从分部级相应地提升为分公司级。这在头衔、职权和薪资收入上有了大变化，但他们集团的规模已扩展到世界各地，雇用的人员超过31000人。从销售额上看，由于民用发动机生产激增。他们集团的产值占全公司的20％。在美国和欧洲航空公司老朋友的宝贵支持下，美洲、联合、汉沙、瑞航、荷兰航空公司、法航、意航以及南美洲（巴西）的瓦瑞格航空公司、东方的泰国航空公司和日本的东亚国内航空公司，还有许许多多的航空公司，都明确地表示愿意选择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民用喷气发动机。
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维修网，为装有他们生产的高涵道比CF喷6
气发动机的用户提供维修服务。与此同时，劳斯莱斯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签署了协议，成为它的Z—1011新飞机所用发动机的独家供应厂。纽曼很清楚，劳斯莱斯尚没有像通用电气公司或普拉特·惠特尼那样能制造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技术，为了急于赶上他们，劳斯莱斯在时间和金钱上做了过分的承诺。纽曼曾对他的董事会讲，他们的承诺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劳斯莱斯能实现他们向洛克希德和其他航空公司的许诺，你们可 以把我解雇。”
结果是，当纽曼在罗马的利那多·达·文西机场等飞机时，意航的总裁看到他，就马上跑过来，手里摇着黑字大标题的意大利报纸，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喊着“我的妈呀！”然后他激动地把报纸翻译过来：劳斯莱斯宣布破产！英国政府正考虑把达比的劳斯莱斯的飞机发动机工厂接收过来。纽曼百思不解的是，那些看来是阅历深厚的劳斯莱斯的客户竟会如此天真，他们轻信了劳斯莱斯的承诺。他们的判断显然是因为上了劳斯莱斯的“大名”的当，被达比机构发行的真皮封面的宣传品迷惑住了。
令人欣慰的是，五家最大的美国航空公司及几乎所有的欧洲航空公司，都选用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装于轻型的DC—10飞机上，而不是普拉特·惠特尼的，他们在美国和国际民航市场上的占有率因而大幅度地增长。至1987年止，在发动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法、德合制的欧洲空中巴士A—300、A310和A320，和相当数量的波音747和波音737，140家航空公司现在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
数百万美元的商务合约谈判，并不都是在那些航空公司和飞机公司奢侈豪华的办公室里进行的。1973年8月纽曼就是在纽约市住宅区，波音公司总裁梯·威尔逊的小房间里，和他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君子协定。他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纽曼只好坐在床上，他欢迎通用电气公司参加他的波音公司747的发动机选型竞争。由于国会取消了超音速运输机计划，他们公司有一些剩余能力。威尔逊同意给予大型喷气机买主有选用发动机的自由。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双方都恪守诺言。几个月后，波音和通用电气公司获得销售第一批配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合约，这批飞机在战争中将作为美国总统的空中指挥座机。紧接着就接到了欧洲主要航空公司购买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订单，这些公司对通用电气的售后服务很满意，对装在DC—10上的发动机使用性能也很满意。
在海外，德国是纽曼最愿意共事的国家之一，他们压倒了竞争对手，与汉沙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合约，这家威望很高的航空公司，在其技术领导人海尔蒂和阿布拉姆的合作下，淘汰了装有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为动力的“珍宝”机，更换成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最新型波音747。汉沙公司还为他的DC—10和A—300空中巴士选用了同样的发动机。由于汉沙公司的带头作用，世界上许多航空公司，不能像德航一样雇用很多事业技术人员为他们分析，也纷纷仿效汉沙的做法，选用了CF(6)发动机。
多年来，纽曼与英国运输部长们有过一些饶有趣味的接触。他们中的一位曾在伦敦对纽曼讲过，他将永远为英国政府经营的航空公司选用劳斯莱斯发动机，“即使是他们的发动机在技术上稍差一些”。他声称，这样对英国来说，维持在达比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劳斯莱斯工人的“就业支付”，比给他们“失业补贴”还划算。有意思的是三家拥有广体客机的英国包机飞机公司，由于不受英国政府的控制，可以自由选择发动机，结果都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而不是劳斯莱斯的。
有两件事纽曼深感遗憾，他们那声称中立的政府，在选购飞机和发动机时，竟试图偏向于某家制造厂 （起码有一次干预成功了）。当时他 正巧坐在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这位总裁接到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对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购买A家的飞机。由于这家航空公司的总裁态度强硬，最后还是自己做主选用了B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飞机。另一件更令人厌恶的事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美国官员告诉纽曼的，他是在一次会议上得知的。在这次不在美国本土举行的会议上，美国总统（和陪同他的国务卿俩人都在场），购买A家装有劳斯莱斯发动机的飞机。一个月后，纽曼从一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得到证实，确有其事。
随着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业务不断地向国际化迈进，他们给国外制造厂家也转让了几项发动机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日本、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台北），并且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六个部的一致支持 （这六个部中的任何一个部，都有权否决其中 任何一项技术转移的协议）。甚至苏联和中国也想购买他们某些民用发动机的制造技术，但被美国政府否决。当然他们不能制止其他国家向苏联或中国出售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备用发动机。从新西兰到希腊，从新加坡到巴黎，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6个修理厂，雇用了三百多名技术代表。1971年他们卷入了一场商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两个竞争对手劳斯莱斯和普拉特·惠特尼，试图与法国政府支持的发动机制造厂商施奈克玛结成合作伙伴，开发它第一个民用发动机。当时施奈克玛的总裁和总经理是雷尼·拉伏德，他原来是船舶设计师，并曾担任过法国陆军的总工程师。拉伏德是个富有魅力而又魁梧的战士，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之后没多久，他在解决法国布莱斯特港口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勇敢、聪明而又热情的领导人了，他深受法国总统和内阁的敬重。他们首次会面就一见如故。通用电气公司被他正式选为法国发动机的合作伙伴。
他们同意用双方的努力来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他们也同意每方各负一半责任，共同开发设计、生产一种称为CFM56型的新式中型高涵道比的喷气发动机，各自承担50％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采用通常51％与49％的分担方法），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CFM国际公司的小型管理公司，同时在法国和美国注册（美国人都在暗中感谢上帝，是上帝把法国人制造得这样聪明，他们都能和美国人用英文进行业务活动）。CFM56这一新型发动机已经成为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已经交货和订购的就超过3 000台，在近几年内，亦将有好几千台陆续服役。
众所周知，法国工程师是具有独创性的，在CFM56专案中，他们特别富有想象力，善于合作，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小心谨慎。而拉伏德的那种高卢人的幽默更无与伦比。有一次，纽曼往巴黎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告知他们在一个谈判中获得成功，其中一句是“尽管使我们付出了一只手臂和大腿的代价”。当他想起来拉伏德是独臂时，已悔之不及了，虽使尽全力想追回那封电报，可惜晚矣！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回电：“与其失去脑袋，不如失去手臂，拉伏德。”
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提供发动机的技术支援，遭到了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正式威胁，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军事援助，而是因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民用喷气飞机的发动机，飞机是在特拉维夫制造的，并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他们的总裁弗雷德·巴赫指示纽曼与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接触。他们在纽约的皮尔旅馆和纽曼见面，纽曼说：“如果你们想从通用电气公司买些什么，我们会高兴地售与你们，如果你们不想从我这里买，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此后，再也没有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出售发动机而引起阿拉伯联盟的禁运了。
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使纽曼在德国上学时就长期盼望的再买一辆摩托车的愿望，有了实现的理由，于是他买了一辆大马力的BMW。可以说，这是纽曼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事。当他第一天骑车上班时，被林恩厂的警卫挡在工厂门外，因为工厂早有规定，不准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但出自什么原因却无人知晓。警官没有从他的头盔里认出他来。后来才发现挡住不准进厂的竟是他。3小时以后，厂里出了一个正式通知，今后摩托车和自行车可以进入工厂了。
纽曼尽可能去找机会与各类职工、各级干部谈话，只要他在伊汶戴尔厂，他习惯到自助餐厅吃饭。有一天，一个工头排在他的前面，他便问他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这个工头叫布德·伯纳，穿着一身蓝色工作外罩，他邀请纽曼在晚间巡视工厂时到他的厂房去。（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去了，看到他的厂房特别整齐，井井有条）工头有些夸耀地说，他和他的工人可以用厂内其他部门所需要的一半时间生产任何零件。恰好纽曼那里急需生产几种J发动机零件，他的“常规”人员估计，最快79
也得两周才能完成，他越过部门管理，直接问伯纳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6天。”
纽曼在那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伯纳，仅仅5天工夫，就得到了这些急需的零件，后来他把4个场外维修工厂中的一个，交给伯纳管理，并且根据他不断显示出来的能力，接连提拔他，最后他被任命为迅速发展的船舶工业部的总经理。伯纳获得了美国海军装备轻型的汽油涡轮机作动力的全部订单，这种燃气涡轮机是由飞机发动机改装而成的，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伯纳还招揽德国用他们集团生产的船用发动机，来装备他们海军的炮舰，其他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南美国家也纷纷依照仿效。
伯纳是自学成才的，未能正式获得高中文凭，因为他在孤儿院长大，16岁以后院里就不肯资助他继续就学了。他聪明、热情，富有朝气，是一个优秀的销售员和能干的师傅。1978年，纽曼举荐伯纳做公司副总裁，但又担心是否会被采纳，因为把一名非大学毕业的人提升到这样高的职位，在通用电气是前所未有的。人事部门强烈认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官员最起码应具有著名学府的学位，但副董事长杰克·帕克和总裁雷金纳德·琼斯却恰当地按“显示出的才干”作为主要的用人标准。今天，巴德·伯纳副总裁的成功，应归功于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们的才智和灵活态度，归功于好的董事会，归功于民主的美国！他们退休的总裁在一次给纽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巴德·伯纳那样的人。”
在16年中，纽曼每周都用几天时间走访军方和民间客户，这使人感到疲惫不堪，拉丁美洲从阿根廷到墨西哥，东方从韩国到新西兰，欧洲从西班牙到芬兰，非洲从突尼斯到前比属刚果，更不用提在美国的那些军事司令部和航空公司的总部了。所有这些地方都必须由第一负责人亲自走访，否则客户就感到受冷落。夜间乘飞机，白天谈生意周末还要赶回家看望亲人。在机场利用等候飞机的时间还要看司机从办公室带来的成包信件，星期天晚上乘飞机以前还须给秘书批示。由于 110％的活动，使他无暇看闲书、周刊，甚至报纸。除假期外，所有的时间都是快！
快！快的赶。假期纽曼是以两种方式度过的，夏天，他驾着他那38英尺长的双桅游艇出海，冬天则去滑雪，就是这些假期有时也得中断。有一次，他驾船驶出南塔克特岛进入大西洋时，海上巡逻队的直升机找到了他，要他给办公室打电话，答复一项政府的要求。另外一次是美国陆军的拖船在考德角运河截住他，交给他一封紧急信件。还有一次半夜之后，在法国的滑雪胜地塔恩斯，美国来电话叫他立刻赶回华盛顿。此外，纽曼不得不挤出时间去厂房，参加办公会议。这种紧张忙碌有很大压力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损坏了他的健康。29年来，他从未缺过一天勤，但到1977年，他的心脏突然需要“大修”了，做旁通手术，并加装一个塑胶的心脏瓣膜。8周后，他又骑上摩托车。
但纽曼在做了心脏手术的1年以后，医生要他尽可能慢下来，并劝他把那台BMW卖掉，还要停止下坡滑雪。1978年他把这些告诉了他的上司、副董事长杰克·帕克和总裁雷格·格斯，告诉他们“他该退休了”，他不能按原来那样的步调再干下去了，已经丧失了使他们飞机发动机集团的列车快速运转所必需的精力。此外，他和他的同僚合作经营了17年了，这些年来在工作中一定有不到之处，或者由于疏忽而错过良机，更换管理首脑应该是健康的，纽曼推荐勤奋、聪明，忠诚的弗雷德·麦克费作为他的接替人。麦克费多年来一直是他的左右手，这个职务交给他不会发生脱节的问题，但麦克费也快到退休年龄了。l年半后，1位名叫布瑞恩·H·罗的原航空太空工程师接任了喷气发动机业务的领导工作。
为什么呢？每个人必须扪心自问，这两个“讨厌的外国佬”，是怎样胜过在飞机发动机集团中数千个美国人而身居要职呢？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进入工程学院之前，都同样经历过很艰苦的“学徒生涯”，他们俩都经过了艰苦磨炼，都有实际工作经验。
在通用电气工作的最后10年中，纽曼从没有换过办公室，也没有换过家具。在他办公室后面挂着一个“生于忧患”的座右铭，下面还有四个镜框，里面镶着他感到意味深长的格言，其中一个是：
——林肯认为的义务：我倘若去计较并反击所有的闲言闲语，不如什么也不要干。我要尽心尽力地去干，直至终生。如结果证实我是错的，即使十个天使发誓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另外三个小镜框分别镶的是：
——给我指出一个有益的失败者，我将给你也换一个。人无尽善尽美。
——毫无用处的人是没有的，他起码可以做坏榜样。
——我越努力工作，就会越走运。幸福赐于勤奋之人。
以上这些显示着指导纽曼工作的哲学，他对每一条都坚信不疑。纽曼认为他受到过很多他不应该得到的夸奖，本来都应归于他们团队中千百人的努力，是他们完成了详细的设计，管理着生产，经历了和平和战争的考验，并且如期地制造了性能可靠和品质精良的产品。
1958年有两个人被授予考利尔奖，纽曼是其中的一个。1970年他又被授予哥达德金质奖章。1979年获得国际盖格根海姆奖金。辛辛那提市伊汶戴尔郊区 75号州际公路下来，通往发动机厂的路段被命名为纽曼路。多年来，他一直是军事工业学院的名誉教授，从1961年起，每年都给学生们讲一次话。1977年，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德斯坦给他颁发了这个国家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国家勋位团勋章”。
从1980年1月1日纽曼退休的这天起（杰克·帕克也是这天退休的），他合上了他32年来在通用电气公司振奋人心又令人满意的工作记录簿。
他对这个公司别无它言，只有对这个伟大的公司立正敬礼，对给人们创造机会和令人鼓舞的领导人以最高赞赏。在他收到的奖品和送别礼品中，他最喜欢的莫过于一本正面烫着“谢谢，杰哈德·纽曼”金字，厚厚的皮面签名册了。这里面有飞机发动机集团工人和经理们一万多人的签字。
当俄亥俄州州长宣布“纽曼日”的规定时，纽曼感到非常的荣幸。
工会主席决定为他举行一次完全是由工会会员参加的“不拘细节”的宴会，这也使他感到无限欣慰。在宴会上，7个工会主席先后发言，其中一位主席这样讲着：“有几次我们曾站在栅栏的同一边，今晚即是其中的一次。”在林恩的同事也为他举办了一个上千名管理人员和工会代表参加的“突击性”的宴会，前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遗孀安娜·陈纳德是“杰哈德·纽曼之夜”的主要发言人。林恩市商会为他举办了早餐会， 马塞诸塞州州议会的议长和几位前任市长也参加了。在一年一度的金门奖宴会上（该奖是授予出生于外国，但对美国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的），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J·金、施奈克瑞总裁雷尼·拉伏德和诺斯罗普总裁汤姆·琼斯也都专程赶来参加，并为他祝贺。
1984年全国航空协会授予纽曼“航空界至尊”的名衔。1988年军事兄弟飞行会选他为荣誉会员，被列入“全国航空史馆名人录”。里根总统在白宫通过闭路电视向他祝贺，当时有1200位达官显贵在场观礼。
纽曼感谢这种对他的赏识及形形色色的表达方式，但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功劳。他们多年来忠诚、默默无闻的工作，使通用电气喷气发动机业务获得成功，并保有“今天”。
是的，通用电气公司喷气发动机为国家、为北约防务、为航空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纽曼作为这个集团中的一员，感到非常满足和欣慰。
他们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得到了公司领导人及董事会的有力支持。从多年来与客户发展建立的紧密关系中，他总结出一点体会，即：树立起个人的信誉，采纳客户的观念 （不管计算机是如何说），实现承诺（并 且要全力以赴，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实现或超过他做出的承诺），才是他工作之所以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偶尔发动机的故障是可以谅解的，甚至是在预料之中的，但不尽全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使承诺兑现，则是不可原谅的。
5. 无远弗届的环球旅行
德国旅游者以无远弗届而著称于世，纽曼大概也可以忝居于前茅之列了，他以往44年的旅程，主要是受战争和工作的驱使。近30年来，他已沿不同方向绕地球转了好几圈，就是从北到南和从东到西环绕半个地球的飞行经过也有多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已开发地区，都需要他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军用民用喷气发动机在那里的销售与服务而奔波。这种自律要求，是他“亲自到厂房去走走”的哲理的一部分。无论去哪里他都乘飞机以节省时间，当然，在与通用电气公司业务无关的时候，他也曾经搭乘了运兵船到美国，开吉普车横越亚洲，偕夫人搭乘武器运输船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做徒步摄影旅行，假日期间，他也常驾着他那38尺的游艇往返于巴哈马与波士顿之间。
为充分利用海外旅行的时间，纽曼几乎都乘夜航班机，这样第二天清晨便可开始工作了，他在飞机上刮脸和更换衬衣，飞机降落便一切妥当，可与客户交谈或参观工厂了，一直到夜间离开。旅行计划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除了只能看看来机场迎接他的那些通用电气公司驻地技术代表的汽车的内部装潢之外，无暇观赏他所访问的国家。在驱车进城的路上，代表们向纽曼简要地阐述他将从军用或民用客户那里听到的反应是好还是坏，并且建议他应该做出什么反映承诺，代表们还依据远离公司驻外人员的观点，向他报告公司本部的工作人员配合的情况如何。
纽曼惟有技术代表才对他们产品在顾客眼中的真实情况提出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了防止经过公司专案经理们的手而发生瞒着纽曼先生的恶果，他建立了独立产品支援部门，直接对他负责。
他们旅行所到之处，除了 《国家地理》杂志上所提到的世界上寻常 的和不寻常的地方之外，他和克莱瑞丝的一生亲身经历，是值得在此一提的。1951年8月31日，他们出发去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阿卡普尔科游览。因为晚到机场，他们被安排在这架崭新的道格拉斯DC—6B飞机的尾部。这架飞机属于墨西哥航空公司。阿卡普尔科是刚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性的游览胜地。那个时代，要想去那只有坐飞机先到墨西哥城，然后再开车越过一些原始的道路到达太平洋海岸。他们的飞机从洛杉矶起飞，计划于凌晨6时许到达离墨西哥城6英里的机场。经过特斯科科“干湖”上空时，昏暗的晨曦从地平线正在升起。“干湖”在每年8至10月的雨季里，有6到8英尺深的积水。
“请扣好安全带”的灯号亮起，他们的飞机就从巡航高度用大坡度盘旋下降。当驾驶员操纵飞机进入一层薄云的时候，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破碎声，跟着飞机的右翼尖已切入了湖面，一架庞大的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砸入水中的猛烈冲劲，使得机翼连同发动机和螺旋桨一起断裂脱离，只带着一个左翼的机身在水面上滑撞了一段，从驾驶舱到尾部之间的几个地方，由上到下裂了开来。飞机向空中再次反弹时，飞机腹部撞成了碎块，然后才汩汩地坠落湖底，由那几经放下的仅存的起落架撑着。片刻间，纽曼简直不能相信他们还活着。大约有10秒钟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旅客们开始呻吟。漂浮着汽油的湖水浸到腰际，座椅撕离地板，客舱壁板和顶板塌下，急难灯也不亮了。纽曼还记得当时一个打开的糖果盒和不知是谁的救生衣飘到他胸前，克莱瑞丝记得在一连串的碰撞中，刀叉从早餐盘中飞腾起来，犹如飞弹在空中闪过。
真是一幕惨剧！当日光开始照亮起来，这恐惧的情况便显得愈加清晰。他们的2个座椅却依然固定在地板上，安全带把他们箍住了，纽曼催促克莱瑞丝赶快从他们前面10英尺远的地方那个2英尺宽的锯齿状裂口出去，躲开碎裂的毛边到高处湖面2英尺那翘起在左机翼尖上去。她光着脚丫子走了过去，他跟在她后面，还有三个是正度假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这瞬间，他最害怕的是经常在失事后所发生的汽油着火。通常燃料浸漏到灼热的发动机上就会引起燃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多次见过这种情况。在机翼上的两副螺旋桨，仍在机身上，是从发动机大轴上扭断斜插进入到铝合金的机身，穿入飞机客舱侧面。
他们大家都没有在刹那间死亡，由于飞机是在三次断续地撞击中逐渐破裂的，不像一次单独的迎头撞毁。而且，神奇般地居然没有起火。
几分钟后，一些墨西哥的印第安渔夫，像幽灵似地从迷雾中显现在纽曼面前，他们穿着披肩，站立在独木舟里。这种独木舟是空心树干做的。像他们美国印第安人使用的独木舟一样。没有一个土人试图接近失事飞机，他们都呆立在150英尺以外。失事的飞机，看上去像一条漏出了内脏的鲸鱼，而不是飞机。有一个渔夫，自己卷了一支烟卷，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去点燃这支烟卷。幸亏，那位度假的泛美空中小姐懂得一些当地的印第安方言，她大声喊叫才使他们从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汽油火灾中免于焚毙。
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还说服印第安渔夫将他们的独木舟划近些，站在翼尖上浑身发抖的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爬到五条摇摇晃晃的小船里。用长桨划动的这些船，只能把他们送到2英里外最近的湖岸。10分钟以后，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DC—6飞机，在失事现场上空投下了一只橡皮救生筏，另有一些汽车和救护车经附近的一条道路纷纷赶到湖滨。那时一个红十字帐篷也搭起了。非但他们人浸泡在水和汽油中，他们的衣服上还染上了血红的大斑点，这是他们中间使用的掉色的毛毯上染来的。一上岸，就将他们5个未受伤的旅客快速送到市内一家豪华的旅馆，免办所有的入境手续。
第二天早晨，他们期待在墨西哥城的报纸上，看到有关飞机失事的大幅标题和照片，而且希望能读到有关飞机组员和其他旅客的情况，可是当地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猜想，其中必有蹊跷。因此，纽曼和克莱瑞丝拜访了机场经理。他的结论与纽曼一样：纯粹是驾驶员的过失。高度表校正错误，而且，他把黎明时分紧贴着湖面的雾气误认为是云层。
他还告诉他们新闻界保持沉默的原因，墨西哥航空公司是政府的航空公司，几个月前刚刚发生过另一起重大的失事，只要有可能，公司总想掩盖这一事实，才不致吓跑观光客。之后，纽曼与克莱瑞丝租了一架由墨西哥人驾驶的“派普”小飞机，在失事现场低空徘徊照相。在阿卡普尔科畅怀游览一个星期后，他们回到马萨诸塞后，他向世界权威的航空杂志《航空周刊》投寄了一些失事飞机的照片以及一份简单报道。这家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和一张照片，标题为“在墨西哥的神秘坠机？”。在回家以后，医生为他捆扎了几根开裂的肋骨。
1967年6月，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够刺激的旅行。那时纽曼必须参加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这是两年一度观察世界航空新发展的盛会。他和克莱瑞丝从雅典起飞，穿越希腊去以色列和土耳其。飞机起飞后10分钟，驾驶员报告说：“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国爆发了战争。”他们乘坐的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继续飞行15分钟之后，驾驶员又宣布：“我们改变了航线，现在飞向贝鲁特。”好啊！纽曼想，重游1939年到过的旧地该是多么地有趣！可是30分钟以后，驾驶舱里再一次宣布，整个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黎巴嫩已关闭边境和机场，他们的飞机在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往德黑兰。
两天后，刚好有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非定期喷气式货机，装载军用物资，从德黑兰夜航飞往特拉维夫，将于午夜抵达。纽曼和克莱瑞丝决定搭乘，并怀着好奇心，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抵达了灯火管制的以色列的赖德（特拉维夫的机场），由于出租汽车的司机那时已去驾驶“谢门”重型坦克，他们只得搭乘荷兰航空公司飞行组员的便车前往希尔顿旅馆。希尔顿旅馆的人，除了一些老厨师和老女佣人，都应征入伍了。客人不得不自己打扫和整理房间。用餐也没有服务，在餐厅的大桌子上放点什么就吃什么。当以色列人谈到“总动员”时，在他们心目中真是不折不扣地只有一个“总”字。每个16岁至56岁的男性，以及18岁到36岁的女性，都应征入伍。只要他们不是哑巴、聋子或残废人，他们就得在12小时内穿上军装。每辆私人机动车和出租车都被征用。牛奶罐车变成加油车，用来支援战地的机械化设备。邮差工作由14岁的女孩承担，她们身穿卡其服，头戴邮差帽。
在特拉维夫发出的军情通报，对以色列人有利。通报声称，战争打响后几小时内，阿拉伯空军全部在阿国基地上被消灭。这消息事后证实无误，但据他们所知，阿拉伯空军并不是在“战争打响后”受挫的，而是在以色列提前三小时“先发制人”的空中突然袭击中被挫败的。当他们抵达时，以色列的装甲特遣队已经穿过了西奈沙漠，并跨越了苏伊士运河。单在埃及前线就有三千多辆苏联制坦克被掳获，俘虏已达到几万名。对于兵精马壮的以色列战争集团，惟一的真正反抗是来自约旦的阿拉伯联合军团。第二天，纽曼和克莱瑞丝住进了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旅馆顶楼朝东的一间房间，可以俯瞰旧城区和它的圆顶圣岩寺，有二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墙，就在他们附近。他们居高临下拍摄到以色列工兵部队，用他们的推土机推倒已经占领的碉堡，驱赶阿拉伯军团的人。当以色列人拆除阻挡他们通往神圣的城墙道路上的铁丝网时，纽曼把这轰轰烈烈的历史镜头拍成影片（从1948年以来，犹太人是禁止在那里通行的）。
两天以后，所谓“六日战争”宣告结束，纽曼向他的客户祝贺，并与他们的空军讨论了许多他所准备的问题。然后他们飞往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
谁说纽曼不能重返故土？ 1976年8月，民主德国**政府就纽曼所请，特许纽曼一家4口在纽曼的故乡逗留24小时，却又不准他们从西柏林驱车前往，他们只得从东柏林乘快车抵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急于想让他的夫人和孩子，当然还有他自己，看看他父亲的羽毛生意还留下点什么，看一看他出生和在那儿长大的家园，他们实在是不敢奢望是否可能看到属于纽曼家族的痕迹。战后德国记录资料上说，他的家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在1945年3、4月间，德军预备与苏军的最后决战中，80％毁于战火。德意志的首都柏林——最后的剩余——仅在奥得河以西50里。
1939年纽曼离开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之后，纳粹、德国士兵、来自东普鲁士的难民群、前苏联、波兰军队和东德的**，接二连三地出没于1252年建造的古老的汉西蒂克城。他们这次参观的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1年之后，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刚刚开始用现代的、俄国式的房子，以及一幢漂亮的高耸的大楼替换城市的毁坏部分。
重建的班霍夫火车站与从前的几乎没有两样，人们还是必须走过铁轨下面的地道，经过厕所到站台，才能抵达曾有出租车等候的广场。在1976年，地道里仍弥漫着与50年前完全一样的辛辣的臭气。可是，却没有出租汽车。顺着山坡从火车站走到曾经是纽曼父亲的工厂旧址，需要10分钟时间，沿着山丘的一些房子不见了。其余一些房子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只有一部分得到修缮，1976年他们参观的时候，还正在用木板更换一些射击破坏了的窗户玻璃。
纽曼发现他自己越走越快。当他们最后走向古勃尼斯翠斯时，他简直是在他家人前面奔跑了。只有500尺远了！然而，一瞬之间，纽曼想他一定失去了理智。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同一扇旧铁门，同一幢四层办公楼房，同样的工厂，有高烟囱的动力房、汽车库，甚至一棵大的老栗子树等，样样都在那里，与他离别的时候一模一样。上下一打量，发现沿着厂房第四层楼标示的6英尺高的白底子黑字工厂招牌依然存在，这至少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但仍清晰可见：
NORSSEUTSCHEBETTFEDERNFABRIKSIEGFRIED NEUMANN.他想他正在做梦！
然后，他们走向城市的另一部分，纽曼的老家就在那里。他记得，从他们家步行至他父亲的工厂，过去需要30分钟，但现在似乎所有距离都显得缩短了，当他们转过弯抵达亨博特街时，只花了10分钟时间。那条狭窄的单行街道，一边原有的18幢房子中，有一半以上不见了，街道的另一边原来是树荫遮蔽的墓地，现在却已成为无人管理的公园。他们顺着街道继续行进，纽曼认错了他家的别墅，它隐蔽在树林深处，这些树比从前大得多了，他们的11号别墅仍显得高大和壮观，和以往65年一样，除了一侧遭受弹片破坏之外，其余部分均依然如旧。他的孩子们，在美国下雪天地上有几寸积雪时，就要求用汽车送他们去上学。所以他曾经对他们说：“美国孩子是被宠坏了，而他们德国孩子，不管天气怎样，总得步行30分钟去上学……”他的孩子仍然记得这些话，而认为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他夫人抓住机会说：“爹爹那个时候腿短！”
站在他们别墅的栅栏门外眺望，高大的法国式窗户依然存在，甚至纽曼11岁时将玻璃射碎的汽灯，也还悬挂在屋前走廊中的杆顶上。正当他难以置信地凝视着这些情景时，一位年轻小伙子打开窗户向他们打招呼，他的叫喊声穿过前院，问他们在找什么。他邀请他们进屋里，他1917年出生时的蓝色图案墙纸依然裱糊在那里。那个年轻人与一位十几岁的姑娘在一起。当纽曼告诉他们他出生在这所房子里以及其余来的人都是他的美国家人以后，他们俩对他们都很友好。他俩正要带他们参观他们老家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走了出来。她听说他们是美国人，便辱骂他们，让他们出去并要他们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
6年之后，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回去过一次。那一次，他们从东柏林租了一辆HERTZ汽车出租公司的俄国出产的LADA轿车，驱车前往。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有改观，城市里盖起了6幢摩天大楼，商店里琳琅满目，人们看上去精神焕发。纽曼和克莱瑞丝应邀在毗邻他父亲工厂的一户人家以及他家的别墅里做客，他们小住了几天，并且访问了他家乡波兰人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西部，由同盟国划归东德，东部划归波兰），50年代以前他曾在此学徒，那家汽车修理店仍在那里。
1981年，通用电气公司航空发动机分部驻北京代表，询问纽曼和他的夫人是否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的邀请，给他们在北京和西安的航空技术大学做两次讲演，参观西安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厂，然后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服役和作战过的地方，中国驻美大使正式表示欢迎他们访问中国大陆。
1981年10月，纽曼和克莱瑞丝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47飞机，由旧金山飞往上海——他们在34年前曾经到过的中国东海岸的大城市，陪伴他们的人是一对可爱的美籍华人，他俩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旅行以及他在两所大学讲演期间的翻译。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力车、汽车、卡车、客车等等，车水马龙，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他们发现住在原来那些房子里的，是一些新住户，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早晨6点钟，他们都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做早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成千上万。1947年与1981年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苦力拉的人力车以及私人汽车已无踪影。年轻的中国人，看上去愉快、整洁。他们感觉他们对美国人出乎意料的好奇和友善，他们所到之处总被他们团团围住。与中国学生、服务员、公共汽车司机以及家庭主妇交谈，发现他们全都和战前及战后乡下中国人一样善良。
在北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70高龄的“副主席”在大会堂设宴招待他们，他和纽曼还一起上了电视。纽曼夫妇参观项目是与所有旅行者一样，也是紫禁城、颐和园和雍和宫以及游览一小段开放的长城，他还在北京大学坐满男女航空系学生的讲堂里讲话。在西安，他们参观了寓言般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出土文物，公元前3世纪数以千计的实体大的秦始皇兵马俑。
纽曼在西安又对航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做讲演。他们从西安飞往昆明。1941年至1942年“飞虎队”的司令部，1942年至1945年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全都设在昆明。那时候，云南省会只有15万人，现在却超过200万。四座美丽的城门以及城墙全被拆除，甚至景色如画的滇池也正受污泥和重工业排放物污染而丧失了美貌。只有两座高塔仍然耸立在那儿。当年纽曼曾在这两座高塔附近为云南民政厅长修理过“别克”牌汽车。观光旅馆正在兴建，六至八线道的马路还在施工，但目前却要通行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出于他的好奇，也是好意的安排，他去看了模范村里1940年他曾住过的家。那里从前是在昆明城墙之外，现在已纳入扩大的城区之内了，原来那些欧洲式小屋，已被隔成许多相等大小的小公寓，甚至“飞虎队”的营房，也被隔成公寓了。
他们乘坐一架俄国制造的飞机飞到秀丽的桂林，1942年至1944年，这个地方曾是他们抗日机群活动的基地，纽曼曾在那里重新装配过一驾着陆摔坏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桂林的中国人使他感到愉快。但当他知道新一代根本没听说过“飞虎队”的美国人曾在中国协助抗日，又使他意识到他已经老了。他们决定寻找白胡子老头儿，也许他们还记得“飞虎队”。千真万确，他们找到了两位记得“飞虎队”的老人，他们指点他们要穿过城市的哪一处，才能找到当年放弃了的美国战斗机战备机场。
他们乘坐一辆由中国大陆司机驾驶的小型客车，当他们抵达现已长满草丛的从前他们的机场，并且定了定神，他发现了那个大石碾子。那是当年遭受轰炸后用砂石填补弹坑，用来碾平跑道的碾子。他还找到了现在空着的陈纳德将军的指挥所和掩体。当年，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飞行员送给他的一只小哈巴“蒂飞”，经陈纳德上校同意留在AVG的，后来一枚日本炸弹在附近爆炸，强烈的气流把它从那个掩体的炮口里震到墙上而折断一条腿。
经过几分钟的回忆，当年太阳升空、空中格斗、年轻的韩国籍妇女吉拉，还有他的零式飞机……冗长的沉思，他准备返回桂林市去。一辆敞篷卡车载着20个站着的青年工人，有一位年长的管理员坐在前面，辘辘驶来停在他们前面。工人们的领头人问他们的司机是否迷了路，翻译简单地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大概是告诉他们的身份。卡车开走了，离去了几百码又停了一会，然后掉头回来。当这辆卡车徐徐驶过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工人翘起右手大拇指向他们致敬，并且喊到：“Ding how，dinghow！”这一定是那年长的管理员告诉他们的，这是 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人对我们美国大兵友善的表示。顶好、顶好的声浪，又使纽曼回忆起当年在桂林的那些日子，他几乎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次他们中国大陆的旅行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大陆比台湾落后很多年，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赶得上。但2000年后，中国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1年他们到东京拜访了在石川岛磨重工业飞机发动机厂的日本朋友。战后，纽曼帮助重建该厂，这家公司25年以来根据转让的许可权，制造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这次邀请他们参观了他们稳健扩展的喷气发动机制造厂所增添的新式现代化的设施。总经理加内基洛·伊梅博士与他们共进西式午餐，伊梅博士建议他们沿着环境幽美的厂区散步，指给他们看一棵长得高高的新树，这棵树用绳索拉撑得笔直，而且用草绳捆绑着树干以防虫害和蚂蚁。树前有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上面镶着一块青铜牌，看上去像一座墓碑。纽曼没十分留意，但克莱瑞丝扯扯他的衣袖悄悄地说：“瞧那些字！”走过去一看，他才注意到那用日文与英文镂刻的题词：“为纪念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杰哈德·纽曼的友谊而种此历史性的银杏树。”
几乎同时，杰克·帕克偕夫人艾兰因飞往中国大陆访问了1个星期。
他在通用电气公司里，在杰克·帕克领导下工作了21年，他们访问回来后，寄给纽曼他为一位白发高个子与他夫人拍摄的一张照片，他俩曾与帕克夫妇同机旅行飞往上海。啊！那正是W·兰荷恩·邦德夫妇的照片。
邦德先生是那位44年前在香港帮助他摆脱英国人的美国人。
老旅行家永远不死——他们正继续飞行。1982年秋，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做了一次环球飞行。他们从容地旅游，历时两个多月，他们在欧洲和亚洲他们所欣赏的一些地方停留。有一天，在东柏林南50里，他们租了两条爱斯基摩式独木舟，在普基雷河森林经过，他们轻松地划着，一连划了几个小时。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将一直像这样生活下去。
纽曼向杰克·帕克建议，他们分公司应重新采用“集权”制，这一建议在当时是与通用电气公司宣布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纽曼的论点很简单，飞机发动机公司仅生产一类产品，只是尺寸与用途不同罢了。每种喷气发动机基本上由同类零部件构成，即：压缩机、燃烧室与涡轮。他预计，如果实行生产制专业化，每个厂房只生产一种发动机零部件。尺寸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并分别在马萨诸塞州或俄亥俄州装配，这样能节省一笔很可观的费用。此外还有助于使发动机工程技术标准化，可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研制和发展资金。令人惊讶的是帕克和通用电气的总裁罗夫·考汀纳尔竟一致同意，他们甚至还把总公司的4架双发动机行政座机调出一架，停在波士顿的劳根机场，供纽曼随时调用，这样从波士顿的辛辛那提仅用1小时40分钟便可到达马萨诸塞州，方便多了。他在两处都设有办公室和秘书。公司首长的业务会议，交替着在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召开。
IOI要项资讯汇报系统保留了下来，而且这个系统对当时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显得重要。从1962年开始，纽曼和他的新班底又建议每年有三天的“TTT”聚会制度，他们称其为“思考会”。会议的议题绝不涉及日常的繁琐杂务，而仅限于审查他们公司策略部门提出的远程规划，预测今后5年、10年以及20年内军用和民用产品的需求 （他在1980年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思考会议，是预测到2000年的市场需求）。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将来如何，不会和他们专家预测的那样完全一致，但他们仍需在了解一些关于和平、战争、扩军和经济萧条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军用和商用飞机的增长或下降。规划人员还要就一些飞机公司或投资集团是否要建造超大型货运机做猜测。例如，不用中途转运，只要半天时间就可把快要成熟的香蕉，从巴西中部运到芝加哥市场，而用船或火车来运则需1个月以上。
第一次思考会议讨论以后20年内是否会用大型直升机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 20年后标准商用喷气客机上将设有多少个座位，以及它们的载荷系数是多少？为使飞机能在目前拉瓜蒂 （纽约市内的国内机场）拥挤 的上、下乘客们之间滑行，又不致碰到在对面停放的飞机机尾，如何限制未来飞机的长度？非定期性航线能否继续存在？现有航空公司能否继续生存？不是做生意的人们能否负担从巴黎、伦敦到纽约或华盛顿的超音速飞机的昂贵费用？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这类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只要纽曼和他所有的幕僚们脚踏实地，并意识到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不会策划同仁们提出的那些乐观、引人入胜的预测。他们在通用电气公司的人都确信他们的发动机质量超群，产品售后服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们颇具才华的竞争对手（而且自信有余），在16年以前，由世界90％以上的商用飞机都装有他们的发动机时，绝对难以同意10年以后通用电气公司能指望获得10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今天世界60％的广体客机，都使用着通用电气的喷气发动机却是事实。
1963年，董事会选纽曼为公司副总裁。他们在美国各地扩建了生产设施。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建立了通用电气维修厂，从事军用喷气发动机的大修业务，在华盛顿、达顿、巴黎、日内瓦、波恩、罗马、雅典、贝鲁特、德黑兰、新加坡和东京建立了销售办事处。
考虑到要负责财务、法律、雇员关系、船舶和工业汽油涡轮机的业务，纽曼的幕僚人数从6人增加到20人，其中包括他那个专门唱反调的“SOB”。他们的重要性虽然同飞机发动机生产部门的头头儿们不完全一样，但使他们各尽其职是至关重要的，他需要他的手下经理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各自的建议。
纽曼强调“开门政策”，所有非工会人员如有解决不了的难题，都可以直接找他（工会章程禁止会员直接找经理发泄不满），通常纽曼建议他们先找他安排在俄亥俄州和林恩厂的两位女性调解员。华尔街日报曾在头版上称这种工作方式是美国工业界的新创举，并专门介绍了调解员的基本职责。她们的任务是听取来者的牢骚，心平气和地了解事实真相，并尽量予以圆满解决。设置这种人员的想法，是受在中国战争时期经验的启发。当时，他们中队的医官兼任随军牧师，任何士兵有什么牢骚，愿意与他私下谈话时说，他总是“欣然任劳”。
为了亲身感受通用电气公司的大小军用发动机在使用中的表现，纽曼决定分别乘坐一下装有J和J。发动机的空军飞机。在获准乘飞机79 85之前，他必须在俄亥俄州达顿市通过低压舱的减压测验。氧气从实验舱里抽出，被测试者必须在达到一定高度前不至因缺氧引起眩晕，或丧失辨别能力。他通过了测验，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一天。
纽曼首先乘坐了在速度、高度都保持当时世界纪录、由洛克希德制造的双座 F－140“星式战斗机”，当这个“载人飞弹”以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爬升到离地面48000英尺的高度时，星式战斗机飞行员华尔·麦科迪将操纵杆直向前推，飞机机头向下，他们进入了垂直俯冲。
越过前面飞行员的头盔，看到下面的大地在旋转并迅速接近。然后，麦科迪又把飞机操纵杆猛然拉回，并把通用电气公司的J发动机的油门推79到最大推力。纽曼的双臂压在胯部似乎有一吨多重，手根本抬不起来，这是因为飞机由垂直下降改为平飞转换中，产生的离心力所致。他们以超音速的速度掠过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差一点撞着沙石的山顶。座舱里出奇的安静，因为飞机前进的速度比声音快 （超音速飞机），他们已 把发动机的噪音甩在后面了。纽曼看了两次高度表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是的，在高度表上显示的数字前面有个负号。这时从头盔内部通话耳机里传来麦科迪的声音：“恭喜你，纽曼先生。我敢打赌，你是第一位在海平面以下，以超速音飞行的副总裁！”
吃了三明治，2小时后纽曼又背上降落伞，将自己束在另一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双座机的座椅上，这是新式的“自由斗士”战斗机，诺斯罗普的试飞员和他滑进跑道，开始了在1960年初同一天内的第二次超音速飞行。这次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空军基地起飞的，40分钟后他们就飞回来了。这次飞行，纽曼在座舱内已筋疲力尽，只剩下把座舱盖打开透透气的力气了。在中国第一次乘坐战斗机试飞转眼 17年过去了，他这个德国佬怎么会想到又登上战斗机呢？而且飞行速度比以前每小时快900英里。
甘西迪总统在世时曾要求研究设计一种超音速客机，它的巡航速度要比英、法的协和式还要快一半。 （协和式现在安全地飞行于巴黎和华 盛顿之间，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只需三个半小时即可抵达）他们和他们的发动机竞争对手普拉特·怀特尼以及几家美国飞机公司，都投入到估计有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竞争中，纽曼为此专门设立了超音速运输机专案部门，直接向他报告，并指定艾德·胡德为总经理 （1980年胡德被任命为通用电气公司两个副董事长之一）。他带着人们和他一起研究设计，并向这种高速飞机的可能买做销售介绍。看过他们竞争对手介绍他们发动机的资料后，纽曼确信他们的一定更为优越，而且结构简单。他们的政府是要根据政府官员的意见和美国航空公司的分析，选择飞机和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公司在背景上就占优势，例如北美公司的B—70轰炸机装六具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可在音速3.5倍，即2 400英里的时速下安全飞行。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及轰炸机，装的全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当时合计有数千台。
政府和专家们都十分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在超音速推进方面的经验领先很多，说到航空公司，也是如此。而纽曼却因听到他的销售人员在西北航空公司“遭到冷漠”的报告而忐忑不安。他和胡德乘专机到明尼苏达会见西北航空公司的总裁唐·尼卢普，他用了近30分钟，极其热情地向尼卢普介绍了他收集的资料，可是他却装作索然乏味、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停止了介绍，打断他的哈欠问道：“您对通用电气公司有什么不满意？”尼卢普望着天花板回答到：“没有什么！早晚要买灯泡，我肯定买通用电气公司的！”后来他的灯泡推销员告诉他，西北航空公司机库里的照明灯，根本不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
当倾向于他们的综合意见来了后，他们并不感到吃惊，10家美国航空公司有8家投通用电气的票，一家中立，只有西北航空公司赞成他们的竞争对手普拉特·惠特尼公司。1976年，《幸福》杂志专门用了6页的篇幅，以特定的方式报道了通用电气公司决心在超音速运输机SST计划中取胜的做法。如果不是因为6票之差而遭到国会否决，那么美国超音速客机肯定成功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将推动着获胜的波音飞机。 （英法合作的超音速协和号运行的结果，说明了这在技术上是非常 成功的，但在经济上则一败涂地）
有一天，纽曼参观了西德斯图加的戴姆勒·宾士厂和它的汽车博物馆，里面展示着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汽车，从第一辆宾士到最新型的梅塞德斯柴油发动机小汽车，这使他产生了在俄亥俄州工厂建立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博物馆的想法。这个博物馆在今后的岁月里，会对未来的工程师产生教育意义和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将看到，自美国的第一台喷气发动机于1942年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出来后有多么大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将由此受到鼓舞，尤其是对更快、更轻、更小的发动机在设计上获得成功，每磅重量产生的功率会更大，每磅流过发动机的空气将产生更大的推力。他们在开发新材料、新化学铣切技术、磨擦焊、激光钻孔、粉末冶金、塑料、对旋转中的发动机做实体X光透视、数据控制工作母机、超音波和屈光束奇妙检查方法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丰硕的成果。
早在60年代初期，他们的设计工程师们就有许多可以使发动机产生更大推力的想法，其中一个最可能成功的想法是，在发动机进气口前安装一个大风扇 （这是飞机3至4叶螺旋桨和压缩机六七十个叶片的折中产物），这个风扇由发动机涡轮轴带动，所有进来的空气经过风扇被分为两部分，约 1/8的空气进入常规发动机的进风道，经压缩与燃油混合后点燃加温。剩下的7/8的空气通过尾部喷口，从发动机外部通过，即不参加燃烧，也不通过涡轮，这种 “高涵道比气流”（High－byPassairflow）可给飞机带来许多额外推力，特别是在起飞和爬升时，巡航中还可降低油量消耗。纽曼和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型发动机的各种技术方案，那时只有处于涡轮技术先驱的通用电气公司，才有可能研制这种推进系统，因为他们拥有炽热涡轮叶页的“空气内冷”（internal aircooling）的尖端技术。经过计算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每磅推力消耗，他们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它比当时空军及航空公司使用的普通喷气发动机节省燃油30％到35％。实际上由于前风扇和机匣较大，在重量、成本和气动阻力方面还需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综合评估，他们还是获得了节省燃料25％这一难以令人置信的好成绩。
最后，纽曼对设计细节很满意了，就要求他们制造了一台带高涵道比和可调静子叶片的原型机。一年后，试验结果出来了。当他们打电话告诉他时，他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结果令人拍案叫绝。他立即赶回国内，研究经理们提出的销售战略。由于结果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不管他们怎样挑毛病，每个细节都通过了他们的检测。星期日晚饭后，他给空军研究发展部部长马尔夫·迪姆勒少将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家里挂电话，要求第二天他能听取仅向他一个人做的情况汇报。第二天早晨，将军办公室大门紧闭，纽曼打开了这种刚试车完毕的新型高速涵道比发动机的截面图，这张图从他办公室墙的一端一直拉到另一端。将军惊叹不已，对这一技术上的突破非常兴奋。当场，他打电话向德国出生的负责空军所有尖端科技事务（其中包括导弹）的四星上将本尼·施艾弗尔报告。这种高涵道比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将引起航空运输的一场革命。因为涡轮温度极高，它的推力比当时用于飞机上最大的发动机的功率还要大一倍多 （事实的确如此），装用这种发动机的新型运输机的航程将大幅度提高。现在他们有能力制造巨型飞机了，这种飞机可装载最重的步兵坦克、战斗机、直升飞机甚至7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如果飞机机舱分上下两层，它还可以装载上千名战斗部队的士兵做远程运输。
势不可免的竞争很快地就在飞机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厂商之间展开来了。洛克希德赢得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飞机C—5A“银河”的合约。通用电气公司由于起步比其他公司早两年，不出所料，赢得了发动机制造的合约，研制合约总金额为45900万美元，这是通用电气公司前所未有的最大一宗买卖。这种发动机比当时使用的喷气发动机的噪音也低得多。
三年半后，纽曼和林顿·詹森总统及其他要员在乔治亚州的马里埃塔市洛克希德厂里的主席台上，看着第一架巨大的C—5A飞机，翼下挂着4台通用电气高涵道比发动机，从巨大机棚里出来首次与大众见面。
波音747“珍宝”喷气机虽然比洛克希德的C—5A小不少，但速度快得多，这也是应用新高涵道比的发动机的一个很成功的实例。当通用电气公司正忙于空军的C—5A工作时，又赢得了近5亿美元的开发美国的超音速运输机 （SST）动力合约，同时还在为长程低空超音速的B—1轰炸机竞争时（几个月后，通用电气又赢得了这个合约），普拉特·惠特尼则利用足够的时间，专门为波音747飞机研制出了一种高涵道比发动机。
2年后，纽曼认为公司有了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可以将他们用于C—5A的军用发动机改成民用的CF(6)发动机，用在道格拉斯DC—10和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空中巴士A—300上，几年后又安装在最新型的波音747上，这样可以给航空公司一些选择发动机的余地，也给普拉特·惠特尼带来一点压力。
作为“深入现场”的一种途径，纽曼于1967年和1969年要求并经过原空军司令，后来成为战略空军司令的四星上将布鲁斯·霍洛威 （1942年他在中国时曾是他们战斗大队的大队长）的批准，在越南战场上度过了几个星期。他是打算从越南战场那高温、潮湿、风沙大的气候环境中，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军用发动机性能和维护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与他派在那里的32名技术代表交谈，又会见了空军、海军及陆战队飞行员及机械士，他了解到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更好地干，怎样能更好地为他们在东南亚战士们提供有效的支援。纽曼参观了南方西贡附近的边防和空军基地，以及北方前线。在那里，他们的救护直升机从敌后将跳伞的美国飞行员搭救出来。他还在巡弋于东京湾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上度过了几天，考察在远洋上空飞行的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维修工作。他在越南的那些日子里，乘坐的是直升机、双座战斗机或者亨利·长伯特·洛奇大使专机。
有一次，纽曼参观了在北方的海军陆战队救援特遣部队 （所有陆战 队使用的直升机，都清一色地配备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他乘飞机抵达时夜幕已经降临，就在指挥官的帐篷里过了一夜。由于经常有火箭袭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防弹背心。第二天，纽曼和这里的人一起吃早饭，这时他发现其中有一个灰白头发的陆战队员，是他们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代表。当纽曼问他到越南以及在这种暴露在炮火下的地方来了多久时，他回答到：“4年了。”纽曼向他表示抱歉，由于他们领导部门的疏忽，才未能有顾及到这一点，纽曼向他承诺把他立刻调回美国。可是这位技术代表则恳求道：“请不要这样。”他又半开玩笑地补充道，“这里很不错，再说我老婆真让我受不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专门为 他做饭、洗衣服。
纽曼每次返回美国后，都去五角大楼向头儿们汇报情况，并反复地告诉他们，越南战争的发动机技术支援的经验，决不能运用到另一场战争中去，譬如，他们这边既没有受到轰炸，也没遭受扫射，因此飞机和发动机在地面很少遭到毁坏。他们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把发动机送到美国、日本及菲律宾去大修。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未必就是这样。
纽曼一回美国，就和自己的企划经理及技术维修手册的编辑人员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他们这些重要文件所能发挥的作用。安静而又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写出的文件往往过于复杂，使在越南的美国大兵不容易看懂。
当纽曼第二次访问越南的行程接近尾声时，他收到了他最能干的秘书施莉·克拉克的电报“宫廷革命，速归”。他知道对这种严肃的事情，她是不会开玩笑的，于是马上从西贡起飞经东京、芝加哥直达波士顿。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他离开美国去越南两天之后，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级领导人，以及他们分公司的每个董事，都分别收到了寄自辛辛那提的匿名信。有些信中有拼错了的字，大多数是打字的，也有手写的。每封信都是诬告纽曼在商业上有越轨行为。在调查是谁写这封信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防部的全力支持。有一天在夜晚从事调查时，一位从芝加哥请来的，打字机方面的专业侦探，查出了所用的三台打字机中的两台，也弄清了打字机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以及放在伊汶戴尔工厂的确实地点。施莉和纽曼那精明的法律顾问杰姆·塞克都是拼字游戏迷。利用他们的推理，揭开了这一悬案的谜底，他们和侦探把各种线索凑在一起，查明了作案人。基本的证据出自其中一封诬告信，这封打字的信纸曾被写信人做过垫纸，这些没有颜色的“字痕”，正是这个人以前写信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也就真相大白了，由于一些纯属私人间的问题，纽曼的一个助手的秘书，期盼让她的老板能取代纽曼的职位（他声称根本不了解她写信的过程），秘书马上就被裁掉了。而她的老板不久也就辞职了。
1968年，通用电气公司为了适应业务的增长，扩大机构，从5个分部增加到 10个。他们的飞行推进装备分公司升格为飞机发动机集团（AEG），纽曼被提升为集团总裁，他的助手们也从分部级相应地提升为分公司级。这在头衔、职权和薪资收入上有了大变化，但他们集团的规模已扩展到世界各地，雇用的人员超过31000人。从销售额上看，由于民用发动机生产激增。他们集团的产值占全公司的20％。在美国和欧洲航空公司老朋友的宝贵支持下，美洲、联合、汉沙、瑞航、荷兰航空公司、法航、意航以及南美洲（巴西）的瓦瑞格航空公司、东方的泰国航空公司和日本的东亚国内航空公司，还有许许多多的航空公司，都明确地表示愿意选择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民用喷气发动机。
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维修网，为装有他们生产的高涵道比CF喷6
气发动机的用户提供维修服务。与此同时，劳斯莱斯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签署了协议，成为它的Z—1011新飞机所用发动机的独家供应厂。纽曼很清楚，劳斯莱斯尚没有像通用电气公司或普拉特·惠特尼那样能制造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技术，为了急于赶上他们，劳斯莱斯在时间和金钱上做了过分的承诺。纽曼曾对他的董事会讲，他们的承诺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劳斯莱斯能实现他们向洛克希德和其他航空公司的许诺，你们可 以把我解雇。”
结果是，当纽曼在罗马的利那多·达·文西机场等飞机时，意航的总裁看到他，就马上跑过来，手里摇着黑字大标题的意大利报纸，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喊着“我的妈呀！”然后他激动地把报纸翻译过来：劳斯莱斯宣布破产！英国政府正考虑把达比的劳斯莱斯的飞机发动机工厂接收过来。纽曼百思不解的是，那些看来是阅历深厚的劳斯莱斯的客户竟会如此天真，他们轻信了劳斯莱斯的承诺。他们的判断显然是因为上了劳斯莱斯的“大名”的当，被达比机构发行的真皮封面的宣传品迷惑住了。
令人欣慰的是，五家最大的美国航空公司及几乎所有的欧洲航空公司，都选用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装于轻型的DC—10飞机上，而不是普拉特·惠特尼的，他们在美国和国际民航市场上的占有率因而大幅度地增长。至1987年止，在发动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法、德合制的欧洲空中巴士A—300、A310和A320，和相当数量的波音747和波音737，140家航空公司现在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
数百万美元的商务合约谈判，并不都是在那些航空公司和飞机公司奢侈豪华的办公室里进行的。1973年8月纽曼就是在纽约市住宅区，波音公司总裁梯·威尔逊的小房间里，和他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君子协定。他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纽曼只好坐在床上，他欢迎通用电气公司参加他的波音公司747的发动机选型竞争。由于国会取消了超音速运输机计划，他们公司有一些剩余能力。威尔逊同意给予大型喷气机买主有选用发动机的自由。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双方都恪守诺言。几个月后，波音和通用电气公司获得销售第一批配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合约，这批飞机在战争中将作为美国总统的空中指挥座机。紧接着就接到了欧洲主要航空公司购买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订单，这些公司对通用电气的售后服务很满意，对装在DC—10上的发动机使用性能也很满意。
在海外，德国是纽曼最愿意共事的国家之一，他们压倒了竞争对手，与汉沙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合约，这家威望很高的航空公司，在其技术领导人海尔蒂和阿布拉姆的合作下，淘汰了装有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为动力的“珍宝”机，更换成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最新型波音747。汉沙公司还为他的DC—10和A—300空中巴士选用了同样的发动机。由于汉沙公司的带头作用，世界上许多航空公司，不能像德航一样雇用很多事业技术人员为他们分析，也纷纷仿效汉沙的做法，选用了CF(6)发动机。
多年来，纽曼与英国运输部长们有过一些饶有趣味的接触。他们中的一位曾在伦敦对纽曼讲过，他将永远为英国政府经营的航空公司选用劳斯莱斯发动机，“即使是他们的发动机在技术上稍差一些”。他声称，这样对英国来说，维持在达比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劳斯莱斯工人的“就业支付”，比给他们“失业补贴”还划算。有意思的是三家拥有广体客机的英国包机飞机公司，由于不受英国政府的控制，可以自由选择发动机，结果都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而不是劳斯莱斯的。
有两件事纽曼深感遗憾，他们那声称中立的政府，在选购飞机和发动机时，竟试图偏向于某家制造厂 （起码有一次干预成功了）。当时他 正巧坐在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这位总裁接到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对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购买A家的飞机。由于这家航空公司的总裁态度强硬，最后还是自己做主选用了B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飞机。另一件更令人厌恶的事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美国官员告诉纽曼的，他是在一次会议上得知的。在这次不在美国本土举行的会议上，美国总统（和陪同他的国务卿俩人都在场），购买A家装有劳斯莱斯发动机的飞机。一个月后，纽曼从一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得到证实，确有其事。
随着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业务不断地向国际化迈进，他们给国外制造厂家也转让了几项发动机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日本、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台北），并且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六个部的一致支持 （这六个部中的任何一个部，都有权否决其中 任何一项技术转移的协议）。甚至苏联和中国也想购买他们某些民用发动机的制造技术，但被美国政府否决。当然他们不能制止其他国家向苏联或中国出售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备用发动机。从新西兰到希腊，从新加坡到巴黎，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6个修理厂，雇用了三百多名技术代表。1971年他们卷入了一场商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两个竞争对手劳斯莱斯和普拉特·惠特尼，试图与法国政府支持的发动机制造厂商施奈克玛结成合作伙伴，开发它第一个民用发动机。当时施奈克玛的总裁和总经理是雷尼·拉伏德，他原来是船舶设计师，并曾担任过法国陆军的总工程师。拉伏德是个富有魅力而又魁梧的战士，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之后没多久，他在解决法国布莱斯特港口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勇敢、聪明而又热情的领导人了，他深受法国总统和内阁的敬重。他们首次会面就一见如故。通用电气公司被他正式选为法国发动机的合作伙伴。
他们同意用双方的努力来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他们也同意每方各负一半责任，共同开发设计、生产一种称为CFM56型的新式中型高涵道比的喷气发动机，各自承担50％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采用通常51％与49％的分担方法），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CFM国际公司的小型管理公司，同时在法国和美国注册（美国人都在暗中感谢上帝，是上帝把法国人制造得这样聪明，他们都能和美国人用英文进行业务活动）。CFM56这一新型发动机已经成为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已经交货和订购的就超过3 000台，在近几年内，亦将有好几千台陆续服役。
众所周知，法国工程师是具有独创性的，在CFM56专案中，他们特别富有想象力，善于合作，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小心谨慎。而拉伏德的那种高卢人的幽默更无与伦比。有一次，纽曼往巴黎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告知他们在一个谈判中获得成功，其中一句是“尽管使我们付出了一只手臂和大腿的代价”。当他想起来拉伏德是独臂时，已悔之不及了，虽使尽全力想追回那封电报，可惜晚矣！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回电：“与其失去脑袋，不如失去手臂，拉伏德。”
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提供发动机的技术支援，遭到了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正式威胁，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军事援助，而是因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民用喷气飞机的发动机，飞机是在特拉维夫制造的，并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他们的总裁弗雷德·巴赫指示纽曼与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接触。他们在纽约的皮尔旅馆和纽曼见面，纽曼说：“如果你们想从通用电气公司买些什么，我们会高兴地售与你们，如果你们不想从我这里买，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此后，再也没有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出售发动机而引起阿拉伯联盟的禁运了。
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使纽曼在德国上学时就长期盼望的再买一辆摩托车的愿望，有了实现的理由，于是他买了一辆大马力的BMW。可以说，这是纽曼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事。当他第一天骑车上班时，被林恩厂的警卫挡在工厂门外，因为工厂早有规定，不准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但出自什么原因却无人知晓。警官没有从他的头盔里认出他来。后来才发现挡住不准进厂的竟是他。3小时以后，厂里出了一个正式通知，今后摩托车和自行车可以进入工厂了。
纽曼尽可能去找机会与各类职工、各级干部谈话，只要他在伊汶戴尔厂，他习惯到自助餐厅吃饭。有一天，一个工头排在他的前面，他便问他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这个工头叫布德·伯纳，穿着一身蓝色工作外罩，他邀请纽曼在晚间巡视工厂时到他的厂房去。（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去了，看到他的厂房特别整齐，井井有条）工头有些夸耀地说，他和他的工人可以用厂内其他部门所需要的一半时间生产任何零件。恰好纽曼那里急需生产几种J发动机零件，他的“常规”人员估计，最快79
也得两周才能完成，他越过部门管理，直接问伯纳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6天。”
纽曼在那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伯纳，仅仅5天工夫，就得到了这些急需的零件，后来他把4个场外维修工厂中的一个，交给伯纳管理，并且根据他不断显示出来的能力，接连提拔他，最后他被任命为迅速发展的船舶工业部的总经理。伯纳获得了美国海军装备轻型的汽油涡轮机作动力的全部订单，这种燃气涡轮机是由飞机发动机改装而成的，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伯纳还招揽德国用他们集团生产的船用发动机，来装备他们海军的炮舰，其他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南美国家也纷纷依照仿效。
伯纳是自学成才的，未能正式获得高中文凭，因为他在孤儿院长大，16岁以后院里就不肯资助他继续就学了。他聪明、热情，富有朝气，是一个优秀的销售员和能干的师傅。1978年，纽曼举荐伯纳做公司副总裁，但又担心是否会被采纳，因为把一名非大学毕业的人提升到这样高的职位，在通用电气是前所未有的。人事部门强烈认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官员最起码应具有著名学府的学位，但副董事长杰克·帕克和总裁雷金纳德·琼斯却恰当地按“显示出的才干”作为主要的用人标准。今天，巴德·伯纳副总裁的成功，应归功于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们的才智和灵活态度，归功于好的董事会，归功于民主的美国！他们退休的总裁在一次给纽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巴德·伯纳那样的人。”
在16年中，纽曼每周都用几天时间走访军方和民间客户，这使人感到疲惫不堪，拉丁美洲从阿根廷到墨西哥，东方从韩国到新西兰，欧洲从西班牙到芬兰，非洲从突尼斯到前比属刚果，更不用提在美国的那些军事司令部和航空公司的总部了。所有这些地方都必须由第一负责人亲自走访，否则客户就感到受冷落。夜间乘飞机，白天谈生意周末还要赶回家看望亲人。在机场利用等候飞机的时间还要看司机从办公室带来的成包信件，星期天晚上乘飞机以前还须给秘书批示。由于 110％的活动，使他无暇看闲书、周刊，甚至报纸。除假期外，所有的时间都是快！
快！快的赶。假期纽曼是以两种方式度过的，夏天，他驾着他那38英尺长的双桅游艇出海，冬天则去滑雪，就是这些假期有时也得中断。有一次，他驾船驶出南塔克特岛进入大西洋时，海上巡逻队的直升机找到了他，要他给办公室打电话，答复一项政府的要求。另外一次是美国陆军的拖船在考德角运河截住他，交给他一封紧急信件。还有一次半夜之后，在法国的滑雪胜地塔恩斯，美国来电话叫他立刻赶回华盛顿。此外，纽曼不得不挤出时间去厂房，参加办公会议。这种紧张忙碌有很大压力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损坏了他的健康。29年来，他从未缺过一天勤，但到1977年，他的心脏突然需要“大修”了，做旁通手术，并加装一个塑胶的心脏瓣膜。8周后，他又骑上摩托车。
但纽曼在做了心脏手术的1年以后，医生要他尽可能慢下来，并劝他把那台BMW卖掉，还要停止下坡滑雪。1978年他把这些告诉了他的上司、副董事长杰克·帕克和总裁雷格·格斯，告诉他们“他该退休了”，他不能按原来那样的步调再干下去了，已经丧失了使他们飞机发动机集团的列车快速运转所必需的精力。此外，他和他的同僚合作经营了17年了，这些年来在工作中一定有不到之处，或者由于疏忽而错过良机，更换管理首脑应该是健康的，纽曼推荐勤奋、聪明，忠诚的弗雷德·麦克费作为他的接替人。麦克费多年来一直是他的左右手，这个职务交给他不会发生脱节的问题，但麦克费也快到退休年龄了。l年半后，1位名叫布瑞恩·H·罗的原航空太空工程师接任了喷气发动机业务的领导工作。
为什么呢？每个人必须扪心自问，这两个“讨厌的外国佬”，是怎样胜过在飞机发动机集团中数千个美国人而身居要职呢？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进入工程学院之前，都同样经历过很艰苦的“学徒生涯”，他们俩都经过了艰苦磨炼，都有实际工作经验。
在通用电气工作的最后10年中，纽曼从没有换过办公室，也没有换过家具。在他办公室后面挂着一个“生于忧患”的座右铭，下面还有四个镜框，里面镶着他感到意味深长的格言，其中一个是：
——林肯认为的义务：我倘若去计较并反击所有的闲言闲语，不如什么也不要干。我要尽心尽力地去干，直至终生。如结果证实我是错的，即使十个天使发誓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另外三个小镜框分别镶的是：
——给我指出一个有益的失败者，我将给你也换一个。人无尽善尽美。
——毫无用处的人是没有的，他起码可以做坏榜样。
——我越努力工作，就会越走运。幸福赐于勤奋之人。
以上这些显示着指导纽曼工作的哲学，他对每一条都坚信不疑。纽曼认为他受到过很多他不应该得到的夸奖，本来都应归于他们团队中千百人的努力，是他们完成了详细的设计，管理着生产，经历了和平和战争的考验，并且如期地制造了性能可靠和品质精良的产品。
1958年有两个人被授予考利尔奖，纽曼是其中的一个。1970年他又被授予哥达德金质奖章。1979年获得国际盖格根海姆奖金。辛辛那提市伊汶戴尔郊区 75号州际公路下来，通往发动机厂的路段被命名为纽曼路。多年来，他一直是军事工业学院的名誉教授，从1961年起，每年都给学生们讲一次话。1977年，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德斯坦给他颁发了这个国家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国家勋位团勋章”。
从1980年1月1日纽曼退休的这天起（杰克·帕克也是这天退休的），他合上了他32年来在通用电气公司振奋人心又令人满意的工作记录簿。
他对这个公司别无它言，只有对这个伟大的公司立正敬礼，对给人们创造机会和令人鼓舞的领导人以最高赞赏。在他收到的奖品和送别礼品中，他最喜欢的莫过于一本正面烫着“谢谢，杰哈德·纽曼”金字，厚厚的皮面签名册了。这里面有飞机发动机集团工人和经理们一万多人的签字。
当俄亥俄州州长宣布“纽曼日”的规定时，纽曼感到非常的荣幸。
工会主席决定为他举行一次完全是由工会会员参加的“不拘细节”的宴会，这也使他感到无限欣慰。在宴会上，7个工会主席先后发言，其中一位主席这样讲着：“有几次我们曾站在栅栏的同一边，今晚即是其中的一次。”在林恩的同事也为他举办了一个上千名管理人员和工会代表参加的“突击性”的宴会，前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遗孀安娜·陈纳德是“杰哈德·纽曼之夜”的主要发言人。林恩市商会为他举办了早餐会， 马塞诸塞州州议会的议长和几位前任市长也参加了。在一年一度的金门奖宴会上（该奖是授予出生于外国，但对美国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的），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J·金、施奈克瑞总裁雷尼·拉伏德和诺斯罗普总裁汤姆·琼斯也都专程赶来参加，并为他祝贺。
1984年全国航空协会授予纽曼“航空界至尊”的名衔。1988年军事兄弟飞行会选他为荣誉会员，被列入“全国航空史馆名人录”。里根总统在白宫通过闭路电视向他祝贺，当时有1200位达官显贵在场观礼。
纽曼感谢这种对他的赏识及形形色色的表达方式，但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功劳。他们多年来忠诚、默默无闻的工作，使通用电气喷气发动机业务获得成功，并保有“今天”。
是的，通用电气公司喷气发动机为国家、为北约防务、为航空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纽曼作为这个集团中的一员，感到非常满足和欣慰。
他们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得到了公司领导人及董事会的有力支持。从多年来与客户发展建立的紧密关系中，他总结出一点体会，即：树立起个人的信誉，采纳客户的观念 （不管计算机是如何说），实现承诺（并 且要全力以赴，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实现或超过他做出的承诺），才是他工作之所以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偶尔发动机的故障是可以谅解的，甚至是在预料之中的，但不尽全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使承诺兑现，则是不可原谅的。
5. 无远弗届的环球旅行
德国旅游者以无远弗届而著称于世，纽曼大概也可以忝居于前茅之列了，他以往44年的旅程，主要是受战争和工作的驱使。近30年来，他已沿不同方向绕地球转了好几圈，就是从北到南和从东到西环绕半个地球的飞行经过也有多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已开发地区，都需要他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军用民用喷气发动机在那里的销售与服务而奔波。这种自律要求，是他“亲自到厂房去走走”的哲理的一部分。无论去哪里他都乘飞机以节省时间，当然，在与通用电气公司业务无关的时候，他也曾经搭乘了运兵船到美国，开吉普车横越亚洲，偕夫人搭乘武器运输船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做徒步摄影旅行，假日期间，他也常驾着他那38尺的游艇往返于巴哈马与波士顿之间。
为充分利用海外旅行的时间，纽曼几乎都乘夜航班机，这样第二天清晨便可开始工作了，他在飞机上刮脸和更换衬衣，飞机降落便一切妥当，可与客户交谈或参观工厂了，一直到夜间离开。旅行计划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除了只能看看来机场迎接他的那些通用电气公司驻地技术代表的汽车的内部装潢之外，无暇观赏他所访问的国家。在驱车进城的路上，代表们向纽曼简要地阐述他将从军用或民用客户那里听到的反应是好还是坏，并且建议他应该做出什么反映承诺，代表们还依据远离公司驻外人员的观点，向他报告公司本部的工作人员配合的情况如何。
纽曼惟有技术代表才对他们产品在顾客眼中的真实情况提出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了防止经过公司专案经理们的手而发生瞒着纽曼先生的恶果，他建立了独立产品支援部门，直接对他负责。
他们旅行所到之处，除了 《国家地理》杂志上所提到的世界上寻常 的和不寻常的地方之外，他和克莱瑞丝的一生亲身经历，是值得在此一提的。1951年8月31日，他们出发去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阿卡普尔科游览。因为晚到机场，他们被安排在这架崭新的道格拉斯DC—6B飞机的尾部。这架飞机属于墨西哥航空公司。阿卡普尔科是刚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性的游览胜地。那个时代，要想去那只有坐飞机先到墨西哥城，然后再开车越过一些原始的道路到达太平洋海岸。他们的飞机从洛杉矶起飞，计划于凌晨6时许到达离墨西哥城6英里的机场。经过特斯科科“干湖”上空时，昏暗的晨曦从地平线正在升起。“干湖”在每年8至10月的雨季里，有6到8英尺深的积水。
“请扣好安全带”的灯号亮起，他们的飞机就从巡航高度用大坡度盘旋下降。当驾驶员操纵飞机进入一层薄云的时候，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破碎声，跟着飞机的右翼尖已切入了湖面，一架庞大的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砸入水中的猛烈冲劲，使得机翼连同发动机和螺旋桨一起断裂脱离，只带着一个左翼的机身在水面上滑撞了一段，从驾驶舱到尾部之间的几个地方，由上到下裂了开来。飞机向空中再次反弹时，飞机腹部撞成了碎块，然后才汩汩地坠落湖底，由那几经放下的仅存的起落架撑着。片刻间，纽曼简直不能相信他们还活着。大约有10秒钟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旅客们开始呻吟。漂浮着汽油的湖水浸到腰际，座椅撕离地板，客舱壁板和顶板塌下，急难灯也不亮了。纽曼还记得当时一个打开的糖果盒和不知是谁的救生衣飘到他胸前，克莱瑞丝记得在一连串的碰撞中，刀叉从早餐盘中飞腾起来，犹如飞弹在空中闪过。
真是一幕惨剧！当日光开始照亮起来，这恐惧的情况便显得愈加清晰。他们的2个座椅却依然固定在地板上，安全带把他们箍住了，纽曼催促克莱瑞丝赶快从他们前面10英尺远的地方那个2英尺宽的锯齿状裂口出去，躲开碎裂的毛边到高处湖面2英尺那翘起在左机翼尖上去。她光着脚丫子走了过去，他跟在她后面，还有三个是正度假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这瞬间，他最害怕的是经常在失事后所发生的汽油着火。通常燃料浸漏到灼热的发动机上就会引起燃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多次见过这种情况。在机翼上的两副螺旋桨，仍在机身上，是从发动机大轴上扭断斜插进入到铝合金的机身，穿入飞机客舱侧面。
他们大家都没有在刹那间死亡，由于飞机是在三次断续地撞击中逐渐破裂的，不像一次单独的迎头撞毁。而且，神奇般地居然没有起火。
几分钟后，一些墨西哥的印第安渔夫，像幽灵似地从迷雾中显现在纽曼面前，他们穿着披肩，站立在独木舟里。这种独木舟是空心树干做的。像他们美国印第安人使用的独木舟一样。没有一个土人试图接近失事飞机，他们都呆立在150英尺以外。失事的飞机，看上去像一条漏出了内脏的鲸鱼，而不是飞机。有一个渔夫，自己卷了一支烟卷，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去点燃这支烟卷。幸亏，那位度假的泛美空中小姐懂得一些当地的印第安方言，她大声喊叫才使他们从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汽油火灾中免于焚毙。
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还说服印第安渔夫将他们的独木舟划近些，站在翼尖上浑身发抖的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爬到五条摇摇晃晃的小船里。用长桨划动的这些船，只能把他们送到2英里外最近的湖岸。10分钟以后，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DC—6飞机，在失事现场上空投下了一只橡皮救生筏，另有一些汽车和救护车经附近的一条道路纷纷赶到湖滨。那时一个红十字帐篷也搭起了。非但他们人浸泡在水和汽油中，他们的衣服上还染上了血红的大斑点，这是他们中间使用的掉色的毛毯上染来的。一上岸，就将他们5个未受伤的旅客快速送到市内一家豪华的旅馆，免办所有的入境手续。
第二天早晨，他们期待在墨西哥城的报纸上，看到有关飞机失事的大幅标题和照片，而且希望能读到有关飞机组员和其他旅客的情况，可是当地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猜想，其中必有蹊跷。因此，纽曼和克莱瑞丝拜访了机场经理。他的结论与纽曼一样：纯粹是驾驶员的过失。高度表校正错误，而且，他把黎明时分紧贴着湖面的雾气误认为是云层。
他还告诉他们新闻界保持沉默的原因，墨西哥航空公司是政府的航空公司，几个月前刚刚发生过另一起重大的失事，只要有可能，公司总想掩盖这一事实，才不致吓跑观光客。之后，纽曼与克莱瑞丝租了一架由墨西哥人驾驶的“派普”小飞机，在失事现场低空徘徊照相。在阿卡普尔科畅怀游览一个星期后，他们回到马萨诸塞后，他向世界权威的航空杂志《航空周刊》投寄了一些失事飞机的照片以及一份简单报道。这家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和一张照片，标题为“在墨西哥的神秘坠机？”。在回家以后，医生为他捆扎了几根开裂的肋骨。
1967年6月，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够刺激的旅行。那时纽曼必须参加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这是两年一度观察世界航空新发展的盛会。他和克莱瑞丝从雅典起飞，穿越希腊去以色列和土耳其。飞机起飞后10分钟，驾驶员报告说：“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国爆发了战争。”他们乘坐的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继续飞行15分钟之后，驾驶员又宣布：“我们改变了航线，现在飞向贝鲁特。”好啊！纽曼想，重游1939年到过的旧地该是多么地有趣！可是30分钟以后，驾驶舱里再一次宣布，整个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黎巴嫩已关闭边境和机场，他们的飞机在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往德黑兰。
两天后，刚好有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非定期喷气式货机，装载军用物资，从德黑兰夜航飞往特拉维夫，将于午夜抵达。纽曼和克莱瑞丝决定搭乘，并怀着好奇心，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抵达了灯火管制的以色列的赖德（特拉维夫的机场），由于出租汽车的司机那时已去驾驶“谢门”重型坦克，他们只得搭乘荷兰航空公司飞行组员的便车前往希尔顿旅馆。希尔顿旅馆的人，除了一些老厨师和老女佣人，都应征入伍了。客人不得不自己打扫和整理房间。用餐也没有服务，在餐厅的大桌子上放点什么就吃什么。当以色列人谈到“总动员”时，在他们心目中真是不折不扣地只有一个“总”字。每个16岁至56岁的男性，以及18岁到36岁的女性，都应征入伍。只要他们不是哑巴、聋子或残废人，他们就得在12小时内穿上军装。每辆私人机动车和出租车都被征用。牛奶罐车变成加油车，用来支援战地的机械化设备。邮差工作由14岁的女孩承担，她们身穿卡其服，头戴邮差帽。
在特拉维夫发出的军情通报，对以色列人有利。通报声称，战争打响后几小时内，阿拉伯空军全部在阿国基地上被消灭。这消息事后证实无误，但据他们所知，阿拉伯空军并不是在“战争打响后”受挫的，而是在以色列提前三小时“先发制人”的空中突然袭击中被挫败的。当他们抵达时，以色列的装甲特遣队已经穿过了西奈沙漠，并跨越了苏伊士运河。单在埃及前线就有三千多辆苏联制坦克被掳获，俘虏已达到几万名。对于兵精马壮的以色列战争集团，惟一的真正反抗是来自约旦的阿拉伯联合军团。第二天，纽曼和克莱瑞丝住进了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旅馆顶楼朝东的一间房间，可以俯瞰旧城区和它的圆顶圣岩寺，有二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墙，就在他们附近。他们居高临下拍摄到以色列工兵部队，用他们的推土机推倒已经占领的碉堡，驱赶阿拉伯军团的人。当以色列人拆除阻挡他们通往神圣的城墙道路上的铁丝网时，纽曼把这轰轰烈烈的历史镜头拍成影片（从1948年以来，犹太人是禁止在那里通行的）。
两天以后，所谓“六日战争”宣告结束，纽曼向他的客户祝贺，并与他们的空军讨论了许多他所准备的问题。然后他们飞往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
谁说纽曼不能重返故土？ 1976年8月，民主德国**政府就纽曼所请，特许纽曼一家4口在纽曼的故乡逗留24小时，却又不准他们从西柏林驱车前往，他们只得从东柏林乘快车抵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急于想让他的夫人和孩子，当然还有他自己，看看他父亲的羽毛生意还留下点什么，看一看他出生和在那儿长大的家园，他们实在是不敢奢望是否可能看到属于纽曼家族的痕迹。战后德国记录资料上说，他的家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在1945年3、4月间，德军预备与苏军的最后决战中，80％毁于战火。德意志的首都柏林——最后的剩余——仅在奥得河以西50里。
1939年纽曼离开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之后，纳粹、德国士兵、来自东普鲁士的难民群、前苏联、波兰军队和东德的**，接二连三地出没于1252年建造的古老的汉西蒂克城。他们这次参观的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1年之后，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刚刚开始用现代的、俄国式的房子，以及一幢漂亮的高耸的大楼替换城市的毁坏部分。
重建的班霍夫火车站与从前的几乎没有两样，人们还是必须走过铁轨下面的地道，经过厕所到站台，才能抵达曾有出租车等候的广场。在1976年，地道里仍弥漫着与50年前完全一样的辛辣的臭气。可是，却没有出租汽车。顺着山坡从火车站走到曾经是纽曼父亲的工厂旧址，需要10分钟时间，沿着山丘的一些房子不见了。其余一些房子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只有一部分得到修缮，1976年他们参观的时候，还正在用木板更换一些射击破坏了的窗户玻璃。
纽曼发现他自己越走越快。当他们最后走向古勃尼斯翠斯时，他简直是在他家人前面奔跑了。只有500尺远了！然而，一瞬之间，纽曼想他一定失去了理智。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同一扇旧铁门，同一幢四层办公楼房，同样的工厂，有高烟囱的动力房、汽车库，甚至一棵大的老栗子树等，样样都在那里，与他离别的时候一模一样。上下一打量，发现沿着厂房第四层楼标示的6英尺高的白底子黑字工厂招牌依然存在，这至少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但仍清晰可见：
NORSSEUTSCHEBETTFEDERNFABRIKSIEGFRIED NEUMANN.他想他正在做梦！
然后，他们走向城市的另一部分，纽曼的老家就在那里。他记得，从他们家步行至他父亲的工厂，过去需要30分钟，但现在似乎所有距离都显得缩短了，当他们转过弯抵达亨博特街时，只花了10分钟时间。那条狭窄的单行街道，一边原有的18幢房子中，有一半以上不见了，街道的另一边原来是树荫遮蔽的墓地，现在却已成为无人管理的公园。他们顺着街道继续行进，纽曼认错了他家的别墅，它隐蔽在树林深处，这些树比从前大得多了，他们的11号别墅仍显得高大和壮观，和以往65年一样，除了一侧遭受弹片破坏之外，其余部分均依然如旧。他的孩子们，在美国下雪天地上有几寸积雪时，就要求用汽车送他们去上学。所以他曾经对他们说：“美国孩子是被宠坏了，而他们德国孩子，不管天气怎样，总得步行30分钟去上学……”他的孩子仍然记得这些话，而认为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他夫人抓住机会说：“爹爹那个时候腿短！”
站在他们别墅的栅栏门外眺望，高大的法国式窗户依然存在，甚至纽曼11岁时将玻璃射碎的汽灯，也还悬挂在屋前走廊中的杆顶上。正当他难以置信地凝视着这些情景时，一位年轻小伙子打开窗户向他们打招呼，他的叫喊声穿过前院，问他们在找什么。他邀请他们进屋里，他1917年出生时的蓝色图案墙纸依然裱糊在那里。那个年轻人与一位十几岁的姑娘在一起。当纽曼告诉他们他出生在这所房子里以及其余来的人都是他的美国家人以后，他们俩对他们都很友好。他俩正要带他们参观他们老家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走了出来。她听说他们是美国人，便辱骂他们，让他们出去并要他们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
6年之后，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回去过一次。那一次，他们从东柏林租了一辆HERTZ汽车出租公司的俄国出产的LADA轿车，驱车前往。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有改观，城市里盖起了6幢摩天大楼，商店里琳琅满目，人们看上去精神焕发。纽曼和克莱瑞丝应邀在毗邻他父亲工厂的一户人家以及他家的别墅里做客，他们小住了几天，并且访问了他家乡波兰人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西部，由同盟国划归东德，东部划归波兰），50年代以前他曾在此学徒，那家汽车修理店仍在那里。
1981年，通用电气公司航空发动机分部驻北京代表，询问纽曼和他的夫人是否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的邀请，给他们在北京和西安的航空技术大学做两次讲演，参观西安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厂，然后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服役和作战过的地方，中国驻美大使正式表示欢迎他们访问中国大陆。
1981年10月，纽曼和克莱瑞丝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47飞机，由旧金山飞往上海——他们在34年前曾经到过的中国东海岸的大城市，陪伴他们的人是一对可爱的美籍华人，他俩是他们在中国大陆旅行以及他在两所大学讲演期间的翻译。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力车、汽车、卡车、客车等等，车水马龙，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他们发现住在原来那些房子里的，是一些新住户，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早晨6点钟，他们都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做早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成千上万。1947年与1981年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苦力拉的人力车以及私人汽车已无踪影。年轻的中国人，看上去愉快、整洁。他们感觉他们对美国人出乎意料的好奇和友善，他们所到之处总被他们团团围住。与中国学生、服务员、公共汽车司机以及家庭主妇交谈，发现他们全都和战前及战后乡下中国人一样善良。
在北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70高龄的“副主席”在大会堂设宴招待他们，他和纽曼还一起上了电视。纽曼夫妇参观项目是与所有旅行者一样，也是紫禁城、颐和园和雍和宫以及游览一小段开放的长城，他还在北京大学坐满男女航空系学生的讲堂里讲话。在西安，他们参观了寓言般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出土文物，公元前3世纪数以千计的实体大的秦始皇兵马俑。
纽曼在西安又对航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做讲演。他们从西安飞往昆明。1941年至1942年“飞虎队”的司令部，1942年至1945年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全都设在昆明。那时候，云南省会只有15万人，现在却超过200万。四座美丽的城门以及城墙全被拆除，甚至景色如画的滇池也正受污泥和重工业排放物污染而丧失了美貌。只有两座高塔仍然耸立在那儿。当年纽曼曾在这两座高塔附近为云南民政厅长修理过“别克”牌汽车。观光旅馆正在兴建，六至八线道的马路还在施工，但目前却要通行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出于他的好奇，也是好意的安排，他去看了模范村里1940年他曾住过的家。那里从前是在昆明城墙之外，现在已纳入扩大的城区之内了，原来那些欧洲式小屋，已被隔成许多相等大小的小公寓，甚至“飞虎队”的营房，也被隔成公寓了。
他们乘坐一架俄国制造的飞机飞到秀丽的桂林，1942年至1944年，这个地方曾是他们抗日机群活动的基地，纽曼曾在那里重新装配过一驾着陆摔坏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桂林的中国人使他感到愉快。但当他知道新一代根本没听说过“飞虎队”的美国人曾在中国协助抗日，又使他意识到他已经老了。他们决定寻找白胡子老头儿，也许他们还记得“飞虎队”。千真万确，他们找到了两位记得“飞虎队”的老人，他们指点他们要穿过城市的哪一处，才能找到当年放弃了的美国战斗机战备机场。
他们乘坐一辆由中国大陆司机驾驶的小型客车，当他们抵达现已长满草丛的从前他们的机场，并且定了定神，他发现了那个大石碾子。那是当年遭受轰炸后用砂石填补弹坑，用来碾平跑道的碾子。他还找到了现在空着的陈纳德将军的指挥所和掩体。当年，一位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飞行员送给他的一只小哈巴“蒂飞”，经陈纳德上校同意留在AVG的，后来一枚日本炸弹在附近爆炸，强烈的气流把它从那个掩体的炮口里震到墙上而折断一条腿。
经过几分钟的回忆，当年太阳升空、空中格斗、年轻的韩国籍妇女吉拉，还有他的零式飞机……冗长的沉思，他准备返回桂林市去。一辆敞篷卡车载着20个站着的青年工人，有一位年长的管理员坐在前面，辘辘驶来停在他们前面。工人们的领头人问他们的司机是否迷了路，翻译简单地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大概是告诉他们的身份。卡车开走了，离去了几百码又停了一会，然后掉头回来。当这辆卡车徐徐驶过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工人翘起右手大拇指向他们致敬，并且喊到：“Ding how，dinghow！”这一定是那年长的管理员告诉他们的，这是 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人对我们美国大兵友善的表示。顶好、顶好的声浪，又使纽曼回忆起当年在桂林的那些日子，他几乎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次他们中国大陆的旅行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大陆比台湾落后很多年，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赶得上。但2000年后，中国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1年他们到东京拜访了在石川岛磨重工业飞机发动机厂的日本朋友。战后，纽曼帮助重建该厂，这家公司25年以来根据转让的许可权，制造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这次邀请他们参观了他们稳健扩展的喷气发动机制造厂所增添的新式现代化的设施。总经理加内基洛·伊梅博士与他们共进西式午餐，伊梅博士建议他们沿着环境幽美的厂区散步，指给他们看一棵长得高高的新树，这棵树用绳索拉撑得笔直，而且用草绳捆绑着树干以防虫害和蚂蚁。树前有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上面镶着一块青铜牌，看上去像一座墓碑。纽曼没十分留意，但克莱瑞丝扯扯他的衣袖悄悄地说：“瞧那些字！”走过去一看，他才注意到那用日文与英文镂刻的题词：“为纪念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杰哈德·纽曼的友谊而种此历史性的银杏树。”
几乎同时，杰克·帕克偕夫人艾兰因飞往中国大陆访问了1个星期。
他在通用电气公司里，在杰克·帕克领导下工作了21年，他们访问回来后，寄给纽曼他为一位白发高个子与他夫人拍摄的一张照片，他俩曾与帕克夫妇同机旅行飞往上海。啊！那正是W·兰荷恩·邦德夫妇的照片。
邦德先生是那位44年前在香港帮助他摆脱英国人的美国人。
老旅行家永远不死——他们正继续飞行。1982年秋，纽曼和克莱瑞丝又做了一次环球飞行。他们从容地旅游，历时两个多月，他们在欧洲和亚洲他们所欣赏的一些地方停留。有一天，在东柏林南50里，他们租了两条爱斯基摩式独木舟，在普基雷河森林经过，他们轻松地划着，一连划了几个小时。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将一直像这样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