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含笑退场（1/2）
作者：萨特传
1975年，也就是萨特年满70的这一年，他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从1972年秋开始，他就全力以赴地创立一份能实际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民的”日报。这份报纸应该能有勇气对人民的厌倦、愤怒和抗议表示真正的关注，它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充分地胜任人民的需要。
萨特为这项冒险**业投入了20万法郎的基础基金。而在1973～1974年的创始阶段，《解放》由于新政府的干扰而立足不稳，摇摇晃晃，这又迫使萨特断断续续地为它投下了更多的金钱。此外，萨特还为这份“革命的报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当一家电台的主持人问萨特：他放弃文学和哲学而去提倡新闻业是否觉得可惜时，萨特回答说，在他寄予希望的《解放》足够坚强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躲到一边去。但在两年之内，《解放》一直是萨特最感兴趣的话题，直到1974年5月，即《解放》创刊1年之后，新的高血压、并发症才迫使他放弃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但他对《解放》的支持并不曾中断。《解放》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大多数年轻人必读的报纸之一，它所开辟的作为读者论坛的4页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份16页的日报也是萨特本人用笔战斗的阵地，他在其上发表了各种各样声张正义的讲话、回答攻击的辩驳，登载了数不清的由他起草或带头签名的呼吁书、起诉书、抗议书等等。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70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大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不过，萨特对此并不后悔：“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一部大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与一般人相比，病魔给萨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不堪承受，因为他一生最不愿意做的事便是依赖别人，尽管对别人提供帮助时他从不吝啬。现在因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以前他十分爱整洁，并在涉及自己的心理功能时总是很内向，现在他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最让萨特难以忍受的是视力正在一点点的丧失，实际上他已处于半瞎的状态——右眼在3岁那年就基本上看不见了，而左眼正越来越模糊，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阅读和写作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异于解除了他的所有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直到很久以后，萨特才来坦然接受不能再看书写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有时，萨特会突然变得暴怒起来，例如他很讨厌长期以来一天一次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忽然他会大发一顿脾气。但当医生认为他的状况有所好转，在处方上所开的药略有减少时，萨特会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此外，萨特对自己年迈体衰的形象十分敏感，每当波伏娃陪他迈着小步散步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当别人主动扶住他的胳臂帮助他上下车时，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事后他这样不满地问波伏娃。一天，一位朋友在向他告别时拥抱了他，“你在拥抱一具死尸”，萨特嘟噜了这样一句。这一类明显带着沮丧的话，不时给萨特和朋友们的共同生活投下了不祥的
萨特为这项冒险**业投入了20万法郎的基础基金。而在1973～1974年的创始阶段，《解放》由于新政府的干扰而立足不稳，摇摇晃晃，这又迫使萨特断断续续地为它投下了更多的金钱。此外，萨特还为这份“革命的报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当一家电台的主持人问萨特：他放弃文学和哲学而去提倡新闻业是否觉得可惜时，萨特回答说，在他寄予希望的《解放》足够坚强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躲到一边去。但在两年之内，《解放》一直是萨特最感兴趣的话题，直到1974年5月，即《解放》创刊1年之后，新的高血压、并发症才迫使他放弃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但他对《解放》的支持并不曾中断。《解放》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大多数年轻人必读的报纸之一，它所开辟的作为读者论坛的4页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份16页的日报也是萨特本人用笔战斗的阵地，他在其上发表了各种各样声张正义的讲话、回答攻击的辩驳，登载了数不清的由他起草或带头签名的呼吁书、起诉书、抗议书等等。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70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大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不过，萨特对此并不后悔：“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一部大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与一般人相比，病魔给萨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不堪承受，因为他一生最不愿意做的事便是依赖别人，尽管对别人提供帮助时他从不吝啬。现在因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以前他十分爱整洁，并在涉及自己的心理功能时总是很内向，现在他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最让萨特难以忍受的是视力正在一点点的丧失，实际上他已处于半瞎的状态——右眼在3岁那年就基本上看不见了，而左眼正越来越模糊，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阅读和写作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异于解除了他的所有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直到很久以后，萨特才来坦然接受不能再看书写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有时，萨特会突然变得暴怒起来，例如他很讨厌长期以来一天一次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忽然他会大发一顿脾气。但当医生认为他的状况有所好转，在处方上所开的药略有减少时，萨特会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此外，萨特对自己年迈体衰的形象十分敏感，每当波伏娃陪他迈着小步散步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当别人主动扶住他的胳臂帮助他上下车时，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事后他这样不满地问波伏娃。一天，一位朋友在向他告别时拥抱了他，“你在拥抱一具死尸”，萨特嘟噜了这样一句。这一类明显带着沮丧的话，不时给萨特和朋友们的共同生活投下了不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