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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当如身在其中"的观史之法(2/2)

作者:吕祖谦评传

,戚旷其职,惟史官仅不失其守耳。??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春秋之时,非有史官司公议于其间,则胥戕晋虐,人之类已灭,岂复能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吕祖谦认为春秋之时,天下无道,上至周天子,下至各国之君,"其举皆非",有违文武周公之道,而孔子这样的圣人还没有出世。中国在这几百年间还不至于"沦丧",靠的就是一批忠于职守,秉实写史的史官。由于他们"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才"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②。在这里,他把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归于史官不旷其职,"司公议",表露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他认为史官和孔子一样伟大,只是靠了"史官扶持之力",才有了"仲尼之出",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吕祖谦对于史官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朱熹的强烈不满,两人终于在对待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评价上发生了争执。据朱熹回忆说:伯恭、子约(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辩。

    子由(苏辙)《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迂之失。伯恭极恶之。迂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泊夷。??圣贤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①朱熹同意苏辙对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的评价,认为司马迁虽然口头上也讲一点仁义,而心底里所赞成的却是"诈力"、"权谋"、"功利"。因而人们学习义理应该取诸"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的儒家之经典,而不应"取疏略浅陋之子长(司马迁)"。吕祖谦则竭力反对"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之说,在他看来,司马迁的道德学问在汉代是其他诸儒所无法比拟的,学习"太史公之学",同样可得到义理。在吕祖谦的影响下,其弟吕祖俭对司马迁的评价更高。朱熹曾这样恨恨不已地说:"今② 《东莱博议》卷2《曹刿谏观社》。

    ① 《东莱博议》卷2《曹判谏观社》。

    ② 同上。

    ① 《朱子语类》卷122。

    子约(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①认为司马迁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的,而现在吕祖俭等人却将司马迁吹捧得和孔子并肩而齐,真是"不知大小"。吕祖谦和朱熹在司马迁评价问题上的分歧,说到底是两种对立史学观的曲折反映。

    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吕祖谦指出,阅读、研究历史著作应该以历史发展的顺序为基本线索,有系统地进行,这样即能前后比较,对历史的全过程"洞然明白"。

    ??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吏,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观其他书亦须自首至尾无失其序为善,若杂然并列于前,今日读某书,明日读某传,习其前而忘其后,举其中而遗其上下,未见其有成也。吕祖谦这段议论不仅是其治史的成功之诀,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的重视。他认为象这样"上下首尾"、"无失其序"地学习历史,可以使人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然而朱熹正与吕祖谦相反,他既看不起秉实书史的历史学家,亦根本不承认历史是门科学。据《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载:"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朱熹学生黄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十分明显,在朱熹眼中,史学不过是经学的奴婢,既否定史学之为"学",亦将史学家贬为"见得浅"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吕祖谦要超越朱熹多矣。

    吕祖谦不仅重视对己有的史籍的学习和研究,而且还亲自动手编著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关于史籍的编写方法,吕祖谦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曾这样说:大抵史有二体。编年之体始于左氏,纪传之体始于司马迂,其后班范陈寿之徒纪传之体常不绝,至于编年之体则未有续之者。温公作通鉴,正欲续左氏。??然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吕祖谦认为撰写史书有两种传统方法:编年与纪传。前者发韧于《左传》,后者则由司马迁首创。这两种体裁形式各有优劣,不可偏废。在编写史籍的过程中,应视不同对象,而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交替使用。

    以吕祖谦晚年所编写的《大事记》而言,就基本上采取的是编年之体,但同时也汲取了纪传之体的不少写法,而"不尽用某书凡例"。《大事记》叙述史实十分严谨精密,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着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连朱熹也不得不叹服《大事记》乃"自成一家之言","其精密为古今未有",而《大事记·解题》也是"煞有工夫"。

    吕祖谦的史学观及史学研究的方法,实开当时一代风气。为此,朱熹十分恼火。他说:"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①又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功计利,更不可听。"②朱熹对吕祖谦史学观和治史方法论的这一批评,从反面印证了吕祖谦在治史问题已逐步脱离了理学家的窠臼,确实具备了"求实学,不为腐① 《朱子语类》卷122。

    ② 《文集》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① 《朱文公文集·答刘子澄书》。

    ② 同上。

    儒所眩"③的态度。这也正是其进步历史观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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