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血与火的考验（1/2）
战斗长河血泪多，事业艰难无尽说；
英雄立下移山志，紧擂战鼓斩妖魔。
经过两年多血与火的考验，战斗的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海陆空武装部队，而且对外关系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941 年9 月24 日，戴高乐发布命令，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个委员会包括：普利文，负责财政、经济和殖民地；卡山，负责司法和教育；德让，负责外交；勒让蒂约姆，负责作战部；瓦兰，负责空军；刚从法国来的迪特尔姆，负责在法国本土的行动、劳工和情报，卡特鲁与达让吕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不管部委员。开始，戴高乐曾想吸收某些在美国的法国著名人士参加这个委员会，以扩大这个委员会在海外的影响。为此，他曾请求流亡海外的原法**政官员马利丹与阿莱西·莱吉尔等人给予协助，但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
这个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就不时地遭到维希政权和德意法西斯的恶意攻击。它有时被说成是一堆贪婪的政客，有时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有时又被说成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狂人”。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被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而不攻自破了。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时机，是戴高乐将军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在和法西斯匪徒们浴血奋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 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等人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地区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赖代尔等人的卖国求荣的政策，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使法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维希头目奉行投降卖国哲学，才使德国法西斯驱使愈来愈多的法国人为他们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时候，看到维希军队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借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至于维希政府想用来掩饰投降的所谓“民族革命”，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堆无用的改良措施，有些措施虽然可能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是和灾祸、奴役分不开的，因之也就失去作用而毫无成效了。相信的人，受骗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贝当元帅自己也承认他的苦恼。
1941 年8 月，他在广播中说。“我感到吹起了一阵歪风。人们感到心神不安，疑虑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政府的成信成了问题。命令不能贯彻。一种真正的焦虑冲击着法国人民。”次年6 月，在他要求停战的二周年那天，他在广播中说：“我不否认，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应微小得可怜。”
在戴高乐的召唤和抗战组织的影响下，法国本上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秘密地发展起来。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运动。有的在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在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在冒着性命的危险，掩护或护送地下工作人贝；有的在运输及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有的在袭拢敌人，或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系。
1941 年9 月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官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杀的有：一个刚从地下车站上来的法西斯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驻防波尔多的一个德**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的两名德国兵。其他地区的暗杀也跟着开始了，为了报复，法西斯强盗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于爱国者关进监狱，随后又把他们送在德国服苦役。敌人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遭到暗杀的城镇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冒着巨大危险单独抗敌的法国本土人民的
战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骄傲而又沉重的。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注意保存力量，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以备将来有效地配合全国的大反攻或大起义。为此，他在1941 年10 月23 日发表广播讲话说：“德国人被法国人杀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如果德国人不愿死在我们手里，他们就应该呆在自己的家里..既然他们没有能够征服全世界，他们每一个就一定不是俘虏就是死尸，但是，斗争必须讲究策略。目前我命令沦陷区的人们，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唯一的理由就是：敌人现在可以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作为报复。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
戴高乐一方面要限制得不偿失的牺牲，同时也必须利用这种由德国人的镇压而激起的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以鼓起民族的斗志。
10 月25 日，德国法西斯匪徒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50 名人质的第二天，戴高乐在广播中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 日星期五这天，从4 时到4 时5 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五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那一天的前一日晚间，戴高乐又重申了这一号召。事实证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工厂里，这次示威是非常动人的。这一行动表明，战斗的法兰西人民是听从召唤的，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在法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相继出现。在所谓自由地区，有弗莱乃上尉领导的“战斗队”，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队”，让一皮尔？勒维主持的“义勇军”，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号召以不同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在沦陷区，爱国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敌人严密的监视。任何嫌疑犯都被关进监狱，然后押出国境。因此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极为分散的，行动是秘密的。像杜尼上校创立的“军政组织”，黎包舍领导的“自由人”，莱贡特一布纳组织的“抵抗者”，加瓦那建立的“自由北方”以及在艾诺、在法兰德斯和矿区由乌克指挥的“北之音”，都表示要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奉献力量。
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反对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的派系之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起初，抗战运动是由一些爱国人士以小组的形式组成的。不久，这种小组大量出现，但是很分散，为了避开盖世大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无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到1943 年，抗战运动发展很快，但还说不上是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起初，当这些秘密小组纷纷出现时，名目繁杂。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小组合并了。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 年底或1942 年初合并后组成的。一个是由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由乔治？皮杜尔（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狙击兵”同“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个城市实际上成了法国南部抗战运动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菜维和克洛迪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人物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也当过海军军官。重要的“民族阵线”是由**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有律师民族阵线，店吏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多种多样，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有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民族阵线”是在法国甫北两个地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唯一组织。“民族阵线”曾得到过不问政治的吉罗将军的支持。他向科西嘉的“民族阵线”组织提供了武器，结果使他们把这个岛屿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出来。
面对着法国本土抗战组织的纷纷出现，戴高乐极力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他的“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
1941 年他听说让·穆兰从法国到了里斯本，正准备到伦敦来。戴高乐了解了穆兰的为人，当德国人进入沙恃尔城时，穆兰正在埃尔一罗伯尔任省长，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品质”。法西斯侮辱了他，把他殴伤，并将他关进监狱，可是最后还是将他释放，并向他道歉和表示敬意。让·穆兰一直住在法国的未被占领区，他在那里同抗战运动取得联系。
1941 年9 月9 日，他偷越国境线，取道西班牙准备前往英国。在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立刻看中了他的才干，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试图争取他回法国为英国服务。但他决心已定：他要到伦敦，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获悉此事，并在意识到他的潜在重要性后，为他的受阻大发雷霆，接着他写信催促艾登大臣，这才使穆兰能在11 月底从里斯本来到伦敦。
戴高乐将军于1941 年12 月同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此人天生的辩才和决断能力印象极深，正如他在与类似人物接触时常得到的感受一样。他决定派穆兰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他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唯一代表。经过短期突击跳伞训练，穆兰于1942 年1 月1日被空投到法国。他的密码代号先是“雷克斯”，后是“马克斯”，他的使命是组织秘密军事小组，设立空投武器接收站，分发经费，用无线电同伦敦
保持联系。抗战运动组织很需要经费，而他手中就掌握着经费，就等于他握有一张王牌。他在随后几个月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中，以及在同那些不如他那样相信戴高乐是唯一可能的领袖的人们进行谈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穆兰的推动以及基层人员的支援之下，南方地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民族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席。3 月间，他们发表了以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共同宣言。但是，正当他发挥更大作用时，穆兰却被敌人逮捕而英勇牺牲了。他的死对戴高乐的抗战事业是一巨大损失。对于穆兰的死，戴高乐是非常痛心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人虽然还很年轻，可是已经具有力责任磨练出来的丰富经验，他和我的最能干的伙伴们是属于一种类型的。他的心里洋溢着热爱法国的感情，并且相信‘戴高乐派’，不仅仅是一个对敌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革新法国的动力。他深深认为‘自由法国’便是法国的具体表现。他希望担负重大的任务。可是他也是一个洞明世事和阅历很深的人，当走在一条布满了敌人的陷阶和朋友的阻碍的道路上的时候，他是步步小心谨慎的。穆兰忠实，可是机警；不好怀疑，但也不轻信；他是门徒，同时也是大师。在18 个月中他要完成一件重大的工作。他要使还仅仅具有象征性统一的轮廓的法国本上抵抗运动变为实质的统一运动。后来他给人出卖了，遭到逮捕。丧失人性的敌人对他施加可怕的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最后为法国英勇地牺牲了。他像无数勇敢的士兵一样——他们风吹日晒，度过漫长、空虚的夜晚，准备‘他们明晨的战斗’。”
的确，让·穆兰之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对戴高乐来说，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穆兰是他的人，而且是自愿投奔他的。他于1943 年2 月到
英雄立下移山志，紧擂战鼓斩妖魔。
经过两年多血与火的考验，战斗的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海陆空武装部队，而且对外关系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941 年9 月24 日，戴高乐发布命令，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个委员会包括：普利文，负责财政、经济和殖民地；卡山，负责司法和教育；德让，负责外交；勒让蒂约姆，负责作战部；瓦兰，负责空军；刚从法国来的迪特尔姆，负责在法国本土的行动、劳工和情报，卡特鲁与达让吕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不管部委员。开始，戴高乐曾想吸收某些在美国的法国著名人士参加这个委员会，以扩大这个委员会在海外的影响。为此，他曾请求流亡海外的原法**政官员马利丹与阿莱西·莱吉尔等人给予协助，但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
这个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就不时地遭到维希政权和德意法西斯的恶意攻击。它有时被说成是一堆贪婪的政客，有时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有时又被说成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狂人”。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被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而不攻自破了。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时机，是戴高乐将军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在和法西斯匪徒们浴血奋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 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等人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地区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赖代尔等人的卖国求荣的政策，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使法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维希头目奉行投降卖国哲学，才使德国法西斯驱使愈来愈多的法国人为他们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时候，看到维希军队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借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至于维希政府想用来掩饰投降的所谓“民族革命”，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堆无用的改良措施，有些措施虽然可能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是和灾祸、奴役分不开的，因之也就失去作用而毫无成效了。相信的人，受骗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贝当元帅自己也承认他的苦恼。
1941 年8 月，他在广播中说。“我感到吹起了一阵歪风。人们感到心神不安，疑虑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政府的成信成了问题。命令不能贯彻。一种真正的焦虑冲击着法国人民。”次年6 月，在他要求停战的二周年那天，他在广播中说：“我不否认，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应微小得可怜。”
在戴高乐的召唤和抗战组织的影响下，法国本上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秘密地发展起来。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运动。有的在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在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在冒着性命的危险，掩护或护送地下工作人贝；有的在运输及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有的在袭拢敌人，或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系。
1941 年9 月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官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杀的有：一个刚从地下车站上来的法西斯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驻防波尔多的一个德**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的两名德国兵。其他地区的暗杀也跟着开始了，为了报复，法西斯强盗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于爱国者关进监狱，随后又把他们送在德国服苦役。敌人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遭到暗杀的城镇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冒着巨大危险单独抗敌的法国本土人民的
战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骄傲而又沉重的。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注意保存力量，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以备将来有效地配合全国的大反攻或大起义。为此，他在1941 年10 月23 日发表广播讲话说：“德国人被法国人杀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如果德国人不愿死在我们手里，他们就应该呆在自己的家里..既然他们没有能够征服全世界，他们每一个就一定不是俘虏就是死尸，但是，斗争必须讲究策略。目前我命令沦陷区的人们，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唯一的理由就是：敌人现在可以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作为报复。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
戴高乐一方面要限制得不偿失的牺牲，同时也必须利用这种由德国人的镇压而激起的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以鼓起民族的斗志。
10 月25 日，德国法西斯匪徒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50 名人质的第二天，戴高乐在广播中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 日星期五这天，从4 时到4 时5 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五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那一天的前一日晚间，戴高乐又重申了这一号召。事实证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工厂里，这次示威是非常动人的。这一行动表明，战斗的法兰西人民是听从召唤的，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在法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相继出现。在所谓自由地区，有弗莱乃上尉领导的“战斗队”，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队”，让一皮尔？勒维主持的“义勇军”，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号召以不同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在沦陷区，爱国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敌人严密的监视。任何嫌疑犯都被关进监狱，然后押出国境。因此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极为分散的，行动是秘密的。像杜尼上校创立的“军政组织”，黎包舍领导的“自由人”，莱贡特一布纳组织的“抵抗者”，加瓦那建立的“自由北方”以及在艾诺、在法兰德斯和矿区由乌克指挥的“北之音”，都表示要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奉献力量。
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反对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的派系之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起初，抗战运动是由一些爱国人士以小组的形式组成的。不久，这种小组大量出现，但是很分散，为了避开盖世大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无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到1943 年，抗战运动发展很快，但还说不上是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起初，当这些秘密小组纷纷出现时，名目繁杂。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小组合并了。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 年底或1942 年初合并后组成的。一个是由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由乔治？皮杜尔（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狙击兵”同“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个城市实际上成了法国南部抗战运动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菜维和克洛迪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人物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也当过海军军官。重要的“民族阵线”是由**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有律师民族阵线，店吏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多种多样，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有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民族阵线”是在法国甫北两个地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唯一组织。“民族阵线”曾得到过不问政治的吉罗将军的支持。他向科西嘉的“民族阵线”组织提供了武器，结果使他们把这个岛屿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出来。
面对着法国本土抗战组织的纷纷出现，戴高乐极力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他的“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
1941 年他听说让·穆兰从法国到了里斯本，正准备到伦敦来。戴高乐了解了穆兰的为人，当德国人进入沙恃尔城时，穆兰正在埃尔一罗伯尔任省长，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品质”。法西斯侮辱了他，把他殴伤，并将他关进监狱，可是最后还是将他释放，并向他道歉和表示敬意。让·穆兰一直住在法国的未被占领区，他在那里同抗战运动取得联系。
1941 年9 月9 日，他偷越国境线，取道西班牙准备前往英国。在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立刻看中了他的才干，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试图争取他回法国为英国服务。但他决心已定：他要到伦敦，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获悉此事，并在意识到他的潜在重要性后，为他的受阻大发雷霆，接着他写信催促艾登大臣，这才使穆兰能在11 月底从里斯本来到伦敦。
戴高乐将军于1941 年12 月同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此人天生的辩才和决断能力印象极深，正如他在与类似人物接触时常得到的感受一样。他决定派穆兰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他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唯一代表。经过短期突击跳伞训练，穆兰于1942 年1 月1日被空投到法国。他的密码代号先是“雷克斯”，后是“马克斯”，他的使命是组织秘密军事小组，设立空投武器接收站，分发经费，用无线电同伦敦
保持联系。抗战运动组织很需要经费，而他手中就掌握着经费，就等于他握有一张王牌。他在随后几个月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中，以及在同那些不如他那样相信戴高乐是唯一可能的领袖的人们进行谈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穆兰的推动以及基层人员的支援之下，南方地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民族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席。3 月间，他们发表了以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共同宣言。但是，正当他发挥更大作用时，穆兰却被敌人逮捕而英勇牺牲了。他的死对戴高乐的抗战事业是一巨大损失。对于穆兰的死，戴高乐是非常痛心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人虽然还很年轻，可是已经具有力责任磨练出来的丰富经验，他和我的最能干的伙伴们是属于一种类型的。他的心里洋溢着热爱法国的感情，并且相信‘戴高乐派’，不仅仅是一个对敌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革新法国的动力。他深深认为‘自由法国’便是法国的具体表现。他希望担负重大的任务。可是他也是一个洞明世事和阅历很深的人，当走在一条布满了敌人的陷阶和朋友的阻碍的道路上的时候，他是步步小心谨慎的。穆兰忠实，可是机警；不好怀疑，但也不轻信；他是门徒，同时也是大师。在18 个月中他要完成一件重大的工作。他要使还仅仅具有象征性统一的轮廓的法国本上抵抗运动变为实质的统一运动。后来他给人出卖了，遭到逮捕。丧失人性的敌人对他施加可怕的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最后为法国英勇地牺牲了。他像无数勇敢的士兵一样——他们风吹日晒，度过漫长、空虚的夜晚，准备‘他们明晨的战斗’。”
的确，让·穆兰之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对戴高乐来说，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穆兰是他的人，而且是自愿投奔他的。他于1943 年2 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