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腥风血雨（1/2）
东方魔酋杀人王 “三光政策”毒狠狂
千方百计灭火种 抗日武装战愈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建成侵华和反苏的战略基地，身为东北宪兵司令、伪满警各部长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妄图使用军、警、宪、特力量，一举扑灭东北的抗日联军和人民游击队。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极为棘手的任务。
1937年3月1日，东条英机继板垣征四郎之后，由宪兵司令官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他在就任致词中说：
“现在，我受天皇之命担任参谋长之要职，作为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前参谋长之后任进行工作，我甚感惶恐。尤其当此国内外多事之秋，考虑关东军的任务以及围绕满洲国周围之情势，越发痛感责任之重大。今后要很好地体察司令官阁下之意图，依靠各方面的协力，一道完成任务。”
东条英机所谓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剿灭**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恢复“治安”，建立“满蒙新秩序”，竭力掠夺东北物资和榨取奴役中国人民，以便把东北建成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扩张的牢固战略基地。
为此，他在天皇面前曾夸下海口，要“竭尽最善的努力，以期收到成效，鞭策驾马，竭诚奉公”。
从此，这位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将军，就利用他手中的几十万关东军、宪兵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在东北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掠夺。真是惊大地，泣鬼神。
日本派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不仅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控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而且是血腥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和刽子手。“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共1万余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和《日满议定书》中都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日本**驻于满洲国内”。这就为关东军盘踞伪满洲国披上了合法外衣。关东军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二是积极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因此，兵力不断增加，除原驻部队外，第二十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九师团、第七师团、第四师团、骑兵师团、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三旅团、装甲兵团等，都曾调到伪满洲国。人数最多时，关东军曾号称100万人。另外，由于伪满洲国内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因而关东军有相当大的预备力量。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是日伪军警镇压机关的首脑。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有1个中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中队，1000人，以后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宪兵队增加到16个，计2000人。伪满期间，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而且都处于核心和指挥的地位。
为了大举侵华和破坏中国抗日军政团体和准备进攻苏联，东条英机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它是对中国和苏联搞特务阴谋活动的实际中心。这个中心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和耳目安设在四方，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安东、佳木斯、间岛、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从而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与控制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一样，伪满的军警也处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严密控制之下。伪满洲军是由投降关东军的东北地方军阀部队所组成，共约14万人，关东军最初主要通过顾问团进行控制。1932年4月13日，关东军向伪军派驻了以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它由21名关东军军官组成。继多田骏之后，板垣征四郎和佐佐木到一都曾任伪满军的最高顾问。顾问团控制伪军的着眼点在于“防止士兵动摇”，迫使伪军参加镇压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将伪军逐步改造成为完全由日军控制的附庸军队。
在伪满军中，还设有调查部，以少数日共叛徒为中心，充当伪满军内的高等文官，专门对中国**进行研究，其罪恶目的主要是破坏中国**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策反活动。
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和队伍是由日本大特务和浪人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他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
甘粕充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人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 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三课的片仓衷和第二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分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其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例如，伪滨省保安局，设于哈尔滨市，下设三个股，外设“邮检”、“防电”两个班，其中邮检班对外名称是“冈田洋行”。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设于沈阳市，以“姜满洋行”为掩护，有9个特谍班，40余人。城内育美屋书店、劝业商场内之秋江书店。协和街前英国领事馆址均为特务据点，他们还在加茂街的“敷岛素”和北陵警察学校内设有秘密监狱。
保安局作为伪满警察机构内部的特务组织，有两方面的任务，即所谓“谍报”和“防谍”。这就是一方面通过派遣、监听等手段刺探和搜集中国、苏联、蒙古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并掌管国境警戒、国境地带检查、治安管理，等等；另一方面侦察和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这样干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他们的口号是推行“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即把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放到这方面来，自1933年初，日伪军就在临江。通化、辑安、桓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参加这一行动的日、伪军达3万多人。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至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臼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蓖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实行武装“肃正”和“清剿”的同时，还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中央治安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和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主要是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好武装“自卫团”，调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反动宣传。
日寇妄图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1936年，建集团部落3261个，到1938年共达12565个。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群众大施淫威、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归屯并户和制造无人区是同一过程。1934年至1936年，仅通化县即因归屯并户损失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1939年，日伪军在哈绥线实行大扫荡，方正、依兰、抚远等地均遭烧杀，仅抚远县就有6000户被烧，形成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伪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带，60万户民房全部被毁。同年，日伪军在热河滦平、平宁、兴隆、青龙等地，将10户甚至上百户的村庄全部烧毁。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各地情况不一。伪间岛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的集团部落情况是，部落的纵横各为200米左右，占地5—6公顷，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通化地区的集团部落，通常都是100米见方，在外围挖土壕，壕内筑土墙，在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部落四周还有炮楼。
北满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大，炮楼也较大。伪热河省归屯并户搞得更为激烈。
该省的集团部落，多筑以石墙，其上加设两道铁丝网。每隔100米设一座炮搂。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分为二五十户，多者百余户。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许多都是草棚子和地害子。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集团部落”传染病蔓延情况十分严重，通化县的传染病患者为 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08人。
传染病的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日伪对部落的统治十分严酷，一般在部落中央都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百般勒索和刁难。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村而受害的达500万人，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10。
为了加强战时法西斯统治，东条英机及其同伙肆无忌惮地把抗日武装力量活动的地区，搞成彻底的无人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在这样的区域内，
千方百计灭火种 抗日武装战愈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建成侵华和反苏的战略基地，身为东北宪兵司令、伪满警各部长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妄图使用军、警、宪、特力量，一举扑灭东北的抗日联军和人民游击队。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极为棘手的任务。
1937年3月1日，东条英机继板垣征四郎之后，由宪兵司令官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他在就任致词中说：
“现在，我受天皇之命担任参谋长之要职，作为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前参谋长之后任进行工作，我甚感惶恐。尤其当此国内外多事之秋，考虑关东军的任务以及围绕满洲国周围之情势，越发痛感责任之重大。今后要很好地体察司令官阁下之意图，依靠各方面的协力，一道完成任务。”
东条英机所谓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剿灭**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恢复“治安”，建立“满蒙新秩序”，竭力掠夺东北物资和榨取奴役中国人民，以便把东北建成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扩张的牢固战略基地。
为此，他在天皇面前曾夸下海口，要“竭尽最善的努力，以期收到成效，鞭策驾马，竭诚奉公”。
从此，这位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将军，就利用他手中的几十万关东军、宪兵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在东北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掠夺。真是惊大地，泣鬼神。
日本派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不仅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控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而且是血腥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和刽子手。“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共1万余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和《日满议定书》中都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日本**驻于满洲国内”。这就为关东军盘踞伪满洲国披上了合法外衣。关东军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二是积极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因此，兵力不断增加，除原驻部队外，第二十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九师团、第七师团、第四师团、骑兵师团、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三旅团、装甲兵团等，都曾调到伪满洲国。人数最多时，关东军曾号称100万人。另外，由于伪满洲国内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因而关东军有相当大的预备力量。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是日伪军警镇压机关的首脑。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有1个中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中队，1000人，以后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宪兵队增加到16个，计2000人。伪满期间，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而且都处于核心和指挥的地位。
为了大举侵华和破坏中国抗日军政团体和准备进攻苏联，东条英机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它是对中国和苏联搞特务阴谋活动的实际中心。这个中心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和耳目安设在四方，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安东、佳木斯、间岛、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从而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与控制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一样，伪满的军警也处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严密控制之下。伪满洲军是由投降关东军的东北地方军阀部队所组成，共约14万人，关东军最初主要通过顾问团进行控制。1932年4月13日，关东军向伪军派驻了以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它由21名关东军军官组成。继多田骏之后，板垣征四郎和佐佐木到一都曾任伪满军的最高顾问。顾问团控制伪军的着眼点在于“防止士兵动摇”，迫使伪军参加镇压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将伪军逐步改造成为完全由日军控制的附庸军队。
在伪满军中，还设有调查部，以少数日共叛徒为中心，充当伪满军内的高等文官，专门对中国**进行研究，其罪恶目的主要是破坏中国**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策反活动。
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和队伍是由日本大特务和浪人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他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
甘粕充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人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 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三课的片仓衷和第二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分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其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例如，伪滨省保安局，设于哈尔滨市，下设三个股，外设“邮检”、“防电”两个班，其中邮检班对外名称是“冈田洋行”。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设于沈阳市，以“姜满洋行”为掩护，有9个特谍班，40余人。城内育美屋书店、劝业商场内之秋江书店。协和街前英国领事馆址均为特务据点，他们还在加茂街的“敷岛素”和北陵警察学校内设有秘密监狱。
保安局作为伪满警察机构内部的特务组织，有两方面的任务，即所谓“谍报”和“防谍”。这就是一方面通过派遣、监听等手段刺探和搜集中国、苏联、蒙古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并掌管国境警戒、国境地带检查、治安管理，等等；另一方面侦察和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这样干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他们的口号是推行“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即把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放到这方面来，自1933年初，日伪军就在临江。通化、辑安、桓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参加这一行动的日、伪军达3万多人。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至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臼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蓖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实行武装“肃正”和“清剿”的同时，还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中央治安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和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主要是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好武装“自卫团”，调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反动宣传。
日寇妄图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1936年，建集团部落3261个，到1938年共达12565个。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群众大施淫威、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归屯并户和制造无人区是同一过程。1934年至1936年，仅通化县即因归屯并户损失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1939年，日伪军在哈绥线实行大扫荡，方正、依兰、抚远等地均遭烧杀，仅抚远县就有6000户被烧，形成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伪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带，60万户民房全部被毁。同年，日伪军在热河滦平、平宁、兴隆、青龙等地，将10户甚至上百户的村庄全部烧毁。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各地情况不一。伪间岛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的集团部落情况是，部落的纵横各为200米左右，占地5—6公顷，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通化地区的集团部落，通常都是100米见方，在外围挖土壕，壕内筑土墙，在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部落四周还有炮楼。
北满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大，炮楼也较大。伪热河省归屯并户搞得更为激烈。
该省的集团部落，多筑以石墙，其上加设两道铁丝网。每隔100米设一座炮搂。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分为二五十户，多者百余户。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许多都是草棚子和地害子。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集团部落”传染病蔓延情况十分严重，通化县的传染病患者为 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08人。
传染病的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日伪对部落的统治十分严酷，一般在部落中央都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百般勒索和刁难。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村而受害的达500万人，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10。
为了加强战时法西斯统治，东条英机及其同伙肆无忌惮地把抗日武装力量活动的地区，搞成彻底的无人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在这样的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