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爬上殿堂的毒蜘蛛（1/2）
篡权窃国立头功，贪名逐利成要人；
内攻外联忙周旋，登堂入室得殊荣。
话说戈林通过国会纵火案，为实现希特勒彻底清除**的计划立下了头功。虽然在后来的莱比锡审判中，“那个保加利亚的混蛋”——事后戈林这样愤愤地称呼季米特洛夫，让他闹得灰头灰脸，但这并不妨碍戈林对此事一直沾沾自喜。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上流社会中更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戈林的官邸每一个夜晚都是高朋满座，灯红酒绿。
希特勒并没有像戈林那样得意。尽管由于国会纵火案，**在国会中对纳粹党已经构不成威胁，但它毕竟还有600 万支持者。除了社会影响极大的**之外，其他的资产阶级党派也不肯就范，这在未来的大选中，势必都要成为纳粹党获取选票的障碍。
在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希特勒与戈林就去拜见了兴登堡。他俩大谈**及其拥护者的危害，一番花言巧语使老迈昏愦的总统又一次落入纳粹的圈套。在希特勒和戈林的劝说下，兴登堡签署了一份名为“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的文件。这一法令规定，暂时废止宪法中有关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款，“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包括限制个人的自由及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对公民的邮件、通讯实行检查；对有嫌疑的人可以检查其住宅，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的人”的财产可以予以没收。此外，这一法令还授权内阁，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接管各邦的政权，将那些持有武器、有“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的人处以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与戈林就等于得到了合法实行纳粹的恐怖政策的尚方宝剑。霎时间，纳粹恐怖的阴云布满德国的上空。在各个城市中，冲锋队员如狼似虎，将大批他们认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将构成威胁”的人投到监狱之中。在柏林，纳粹共逮捕了4000 多名**干部，此外，许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遭到了逮捕。与此同时，戈林把持的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份所谓**将要进行一场武装暴动和全面内战的声明，借此威吓对国会纵火案一无所知的老百姓，唤起老百姓对**的恐惧和憎恶的心理。
纳粹党如今终于体会到了掌握政权的种种好处。它的背后有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力量，有充裕的财政保障，有可供使用的电台和报纸。德国的国家电台第一次将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声音传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纳粹的卐字旗和写有醒目的纳粹口号的招贴画，冲锋队员的皮靴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晚，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一切，还都没有戈林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几天，也就是3 月3 日在法兰克福的讲话更让德国人感到恐怖。戈林在讲话中**裸地说：
“德国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都不会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的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与此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在进行竞选。但是，同凶狠的纳粹相比，他们就显得太软弱无力了。中央党领袖、前总理布鲁宁3 月5 日在一个拥护他的群众集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中，他只能对纳粹党的暴行表示自己的抗议，并向兴登堡总统呼吁，要求“保护被压迫者，抵制压迫者”。除此之外，他就无能为力了。
尽管纳粹分子活动猖獗，而且仿佛已胜券在握，但在1933 年3 月5 日的大选中他们的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绝对多数选票。3 月5 日午夜时分，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大都聚集在戈林的官邸中等候大选的结果。同时，诸如蒂森这样的实业家、王子奥古斯特·威廉姆这样的显贵，还有里希特霍芬中队的队员们——现在，他们又承认他们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了——都聚在了这里，这些人与身穿褐衫的纳粹党徒们称兄道弟，你来我往，也在企盼着纳粹大获全胜的消息。不一会儿，有人送来了大选的结果，让这些在戈林官邸准备进行欢庆的人们就像喷了一头的凉水。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尽管得到了1727万多张选票，在国会中可占有288 个席位，再加上纳粹党盟友胡林贝格领导的天主教人民党的55 个席位，纳粹党实际上在国会中得到了多数席位。虽然这些席位已使纳粹有足够的资格主持国会的日常工作了，但是离取得全部立法权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大选后的几天里，戈林和希特勒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弥补选票不足这个缺口。在3 月15 日的内阁会议上，问题一提出，戈林便提议，一要设法使**议员“缺席”，二要“不让一些可能捣乱的社会党的议员入场”，通过这两个办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选票不足的问题。在关于多数票的问题解决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着手实行所谓的国家一体化的计划了。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授权法”，即在四年中授于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换言之，就是在希特勒执政的四年期间，国会休会，宪法规定的国会的所有权力统统归于希特勒个人。这项法案的施行由于要涉及宪法的修改，所以有一个能否得到国会多数票通过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3 月23 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德国国会正式讨论“授权法”。经过长时期处心积虑的准备，纳粹党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国会以441 票对84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希特勒终于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议会制度也终于在德国寿终正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法律竟然规定，“总统的权力依然不变”。
从1933 年3 月23 日开始，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专政时期。
自“授权法”通过之日起，德国的各个权力机构和政党相继消失。早在“授权法”通过的前两个星期，在冯·埃普将军的带领下，一些冲锋队员就已将巴伐利亚政府的各部部长赶走，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久，希特勒又派出所谓的“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邦之外的所有邦政权。在“授权法”公布后不到一个星期，希特勒就下令解散了除普鲁士之外所有各邦的议会，命令各邦依照国会的席位的比例，重新组成新的议会。4 月7 日，希特勒又任命了新的邦长官。新的邦长官清一色都是纳粹党徒。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新的邦长官有权解散议会，撤换和任命邦的各级官员和法官，邦长官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制定的总政策”。这样，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纳粹就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德意志的联邦性质，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德国。此后，纳粹开始向各个仍保持台法地位的政党开刀。**早已被镇压，在“授权法”公布后第一个遭到被解散命运的是社会党。在投票表决“授权法”时，社会党是唯一的反对党。虽然表决后不久，该党的一些议员便开始向纳粹妥协，但是，希特勒并不想宽恕他们。6 月19 日，内政部长弗立克宣布，由于社会党“颠覆和敌视国家”，因此予以解散。一些仍留在德国的社会党议员统统被投到监狱中。即使作为纳粹党的同盟者的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摆脱被解散的命运。其他诸如人民党、民族党等，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自行解散了。
对一向同纳粹作对的工会组织，希特勒和戈林略施小计，就很轻松地将其击垮了。在5 月1 日的劳动节到来之前，纳粹为了防止在这一天工会以全国总罢工的形式来对其政权进行反击，就放出风来说，1933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将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届时将举行全国性的盛大的庆祝活动。各地的劳工领袖大部被纳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许多工会领袖们居然与纳粹合作，筹办这次庆祝活动。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街头到处都是写着“纳粹党将与工人团结一致”口号的标语。在5 月1 日这一天，备地的劳工领袖们坐飞机来到了柏林。在柏林郊外的坦贝尔霍夫机场，希特勒在有10 万工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口沫横飞，宣称“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保证将在每年的5 月1 日举行庆祝活动，以此来表达对工人阶级的“敬意”。
但是，就在第二天，即5 月2 日，各地的工会几乎都遭到了纳粹党的袭击，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大批工会领袖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即使是那些公开表示愿与纳粹合作的人也未能幸免。从此，纳粹党就成为德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党了。
希特勒没有忘记在夺权斗争中为纳粹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戈林。在纳粹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希特勒就向戈林许诺，在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将成为国家元首，就由戈林出任国家总理一职。4 月10 日，希特勒又任命戈林接任被迫辞职的巴本的普鲁士总理的职位。此时的戈林，并没有因为已攫取的高位而罢手，他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权力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除了希特勒，戈林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嘴里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在纳粹党夺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着重处理内政事务。在大选之前，他组织了一支由5 万多人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戈林为这支部队规定的任务，就是尽量“引导”选民投纳粹党的票，并拘捕那些最危险的纳粹的反对者，把他们投到设立在奥拉宁堡和彭本堡的集中营中去。在此期间，戈林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建立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说起来很奇待，盖世太保本来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希特勒与罗姆发现了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勒韦楚的职务。戈林发现勒韦楚的这个组织非常合乎他的需要，因为他一直想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组织，勒韦楚的秘密组织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他所用的机构框架。因此，他把勒韦楚的组织划到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将当时纳粹的政治警察局局长迪尔斯调来作他的副手，直接负责盖世太保的工作。当时的盖世太保主要是由律师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专事刺探民情和政敌的言行。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盖世太保已成为无孔不入的特务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尽管后来的盖世太保并不是由戈林控制，但戈林确实是这个对德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恶组织的始作俑者。
由于戈林有过出使意大利的经历，希特勒上台后，又让戈林担任了代理外交部长，派他去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试图与意大利建立一种长久的伙伴关系，并向意大利表示德国无意兼并奥地利，因为这一直是意大利独裁者所担心的事情。可是，戈林的出使与当初一样，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墨索里尼对戈林极为轻视，称他为“那位前精神病患者”。戈林在他担任代理外长的这段时间里，曾经三次出使意大利，却都没有什么收获。在11 月6 至7 日，戈林带着希特勒的亲笔信去见墨索里尼。希特勒在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将不会插手奥地利的事务，更不想兼并奥地利。但墨索里尼在戈林到达之前，就与奥地利及其盟国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协议，即《罗马议定书》。在协议中，墨索里尼向奥地利许愿，意大利将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这正是纳粹德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希特勒和戈林之所以要向意大利保证纳粹德国不会觊觎奥地利，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就是阻止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任何条约，从而在未来吞并奥地利的行动中，避免与意大利发生冲突。不料，戈林几次出使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他十分恼火。好在可以交待的是，罗马教皇终于召见了他。在会面时，戈林居然还向教皇古里古怪地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
戈林此次出访意大利回来后，希特勒任命赫斯负责有关奥地利的事务，不再让戈林插手此事。戈林自己也知道他无论如何也再无法同意大利统治者周旋了，故没找任何托辞，就乖乖地从奥地利事务中脱出身来。
又一次出使意大利失败后，戈林将他的外交目标转到了波兰和巴尔干。
他首先凭借狩猎这一共同爱好，同波兰驻德国大使科普斯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得到了波兰人的邀请，到波兰比亚沃维扎的国家猎场狩猎，在这里，戈林与一批波兰贵族打得火热。1934 年4 月，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死了波兰的内政部长后，逃到了德国。戈林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谋杀者引渡给了波兰政府。这一举动换取了波兰政府的好感。从1934 年开始，一直到1933 年，波兰政府每年都邀请戈林以私人名义到比亚沃维扎访问一次，戈林将这种被时人称为“戈林式的外交”的方式用到东南欧的一些国家中，并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戈林的举动使那位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独裁者恼羞成怒，因为他从来都把那里看成是意大利的领地。但戈林根本就不管墨索里尼是怎么想的，继续我行我素。5 月10 日，他带着米尔希、克尔纳、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到东南欧作了一次“度假旅行”。在出发之前，戈林宣布旅行将从罗马开始。此时，墨索里尼已经看到了这位在纳粹德国实际上已成为二号人物的戈林的影响，他再也不能对戈林视而不见，或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了，于是准备为戈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弥补前几次戈林出访意大利所受的冷遇。可没有想到，不知戈林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启程前，他突然宣布不去罗马了，使墨索里尼精心安排的欢迎队伍在机场空等了几个小时。这件事把墨索里尼气得七窍生烟。相反，戈林先是因“技术原因”在布达佩斯停留一天，后又因“技术原因”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一天，并表示想拜会南斯拉夫国王，后因国王出外旅行而作罢。戈林这次“度假”旅行，使纳粹德国在他们所到之处影响扩大，从而有力地抵制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控制与扩张。
戈林从东南欧归来后，便着手准备希特勒对意大利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意大利方面表示，十分欢迎希特勒的访问，但如果戈林先生陪同前往，他将不受欢迎。戈林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的怨恨更深了。
戈林最感自豪的是他建立的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伪装的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当时世界上装备最优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后来，戈林的这个研究所成为纳粹最得力的情报机构。这个研究所可以窃听德国境内的所有的电话，可以破译从梵蒂冈到瑞典的所有的密码。直到1942 年，美国驻波恩公使馆的每一封密码电报，都被他们在24 小时之内送到戈林或希特勒的手中。只是由于该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叛逃美国，才使美国人堵上了这一漏洞。最初，这个研究所只有4 名密码破译人员，到1933 年7 月，研究所扩至12 个人。此后，戈林利用他的权力，每年都给这个机构拨去大量资金，使其扩充人员和配置装备。到纳粹倒台之前，这一机构的成员已达到3500 人以上，并且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要害机关和被占领国家。这一机构的成员都是严守纪律的死硬纳粹分子，在该机构存在的12 年中，只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该机构创立不久，戈林就把这一机构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对他像儿子一样俯首帖耳、无限忠诚的保罗·克尔纳。在戈林落魄时，他曾对戈林倾力相助，堪称戈林的患难知己。这个头脑简单的花花公子，此时凭着同戈林的亲密关系，一步登天，成为柏林城内有名的小太保。
希特勒给了戈林在德国境内任意窃听电话的权力，戈林也竭尽全力保住这一特权。即使是在后来盖世太保不可一世的时候，对这个特殊而神秘的机构多次想打主意的希姆莱、海德里希之流，也没能从戈林手中夺走这一特权。
尽管希姆莱、海德里希曾经多次向希特勒要求接管这个机构，但每次希特勒都告诉他们，戈林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请他们不必费心。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1935 年4 月，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任欣普夫由于桃色事件自杀后，戈林就将直接管理这一机构的重任委派给了他的密友、黑森的克里斯托夫亲王。
在1935 年之后，戈林又将研究所搬进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座豪华的大楼里。大楼的内部装修采用宾馆标准，气派舒适。每天，数百名技术人员和语言专家在这里紧张地从事着各种窃密和破译工作。戈林亲自制定了严格的保
密制度，所有人每天进出楼内，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楼内的任何东西，每天都要进行登记，即使是监听人员写过的草纸，也要同标有“研究成果”的棕色卷宗一同编号，载入日志。“研究成果”的接送都有专人负责，接送人员都必须通过审查，还要举行宣誓仪式，如有违犯规定者，格杀勿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要装在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信封里，然后装入一个加锁的邮袋中，接收者要签署一式三份的收条。
到1937 年，戈林的研究所的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纳粹德国对外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柏林一个地区，研究所每天昼夜24 小时就要窃听500 多个电话，主要的窃听对象是各国的公使馆、大使馆、驻柏林的记者，以及所有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有威胁的敌对分子。
据曾在戈林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个名叫格哈德·诺伊恩霍的纳粹分子在自述中回忆，他曾经是一个语言学家。1936 年9 月，他被分派到戈林的研究所工作。他本来很为自己的语言才能自豪。但到这里后，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机构中上千名专家中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罢了。他在自述中说，研究所占据的大楼，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即英、美、苏、意、葡、比、荷、波等语言区。他被分配在法、比区工作，每天负责监听法国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以及这两个国家驻柏林记者的40 多个电话。所有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附近海域的海底电缆无一不是戈林研究所的“研究”对象；甚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通讯电缆、法国与爱沙尼亚之间经过波罗的海的电缆，也被戈林研究所的蛙人搭上窃听的线路。研究所大楼地下室中的50 多台同步电传打字电报机，每天都为戈林提供从政治动态到一公斤鸡蛋的价格这样巨细无遗的情报。这些情报使戈培尔的宣传部可以及时对国外报纸就德国事务的评论作出反应，也使纳粹德国的经济部在对外贸易中能够占据主动。戈林为了确保自己对研究所的控制，对下属人员规定，所有的情报都必须首先由他过目，然后再由他决定向哪一个部门递送。此外，如果发现他的电话被窃听，必须立即向他汇报，以便及时检查他的电话的保密措施。研究所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和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更使得戈林受益匪浅，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戈林还亲自布置手下的人监听一些纳粹要人及其亲信的谈话。如弗兰克尼亚地方长官施特莱歇尔，由于被戈林认为是一个“讨厌的家伙”
内攻外联忙周旋，登堂入室得殊荣。
话说戈林通过国会纵火案，为实现希特勒彻底清除**的计划立下了头功。虽然在后来的莱比锡审判中，“那个保加利亚的混蛋”——事后戈林这样愤愤地称呼季米特洛夫，让他闹得灰头灰脸，但这并不妨碍戈林对此事一直沾沾自喜。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上流社会中更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戈林的官邸每一个夜晚都是高朋满座，灯红酒绿。
希特勒并没有像戈林那样得意。尽管由于国会纵火案，**在国会中对纳粹党已经构不成威胁，但它毕竟还有600 万支持者。除了社会影响极大的**之外，其他的资产阶级党派也不肯就范，这在未来的大选中，势必都要成为纳粹党获取选票的障碍。
在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希特勒与戈林就去拜见了兴登堡。他俩大谈**及其拥护者的危害，一番花言巧语使老迈昏愦的总统又一次落入纳粹的圈套。在希特勒和戈林的劝说下，兴登堡签署了一份名为“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的文件。这一法令规定，暂时废止宪法中有关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款，“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包括限制个人的自由及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对公民的邮件、通讯实行检查；对有嫌疑的人可以检查其住宅，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的人”的财产可以予以没收。此外，这一法令还授权内阁，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接管各邦的政权，将那些持有武器、有“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的人处以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与戈林就等于得到了合法实行纳粹的恐怖政策的尚方宝剑。霎时间，纳粹恐怖的阴云布满德国的上空。在各个城市中，冲锋队员如狼似虎，将大批他们认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将构成威胁”的人投到监狱之中。在柏林，纳粹共逮捕了4000 多名**干部，此外，许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遭到了逮捕。与此同时，戈林把持的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份所谓**将要进行一场武装暴动和全面内战的声明，借此威吓对国会纵火案一无所知的老百姓，唤起老百姓对**的恐惧和憎恶的心理。
纳粹党如今终于体会到了掌握政权的种种好处。它的背后有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力量，有充裕的财政保障，有可供使用的电台和报纸。德国的国家电台第一次将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声音传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纳粹的卐字旗和写有醒目的纳粹口号的招贴画，冲锋队员的皮靴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晚，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一切，还都没有戈林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几天，也就是3 月3 日在法兰克福的讲话更让德国人感到恐怖。戈林在讲话中**裸地说：
“德国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都不会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的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与此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在进行竞选。但是，同凶狠的纳粹相比，他们就显得太软弱无力了。中央党领袖、前总理布鲁宁3 月5 日在一个拥护他的群众集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中，他只能对纳粹党的暴行表示自己的抗议，并向兴登堡总统呼吁，要求“保护被压迫者，抵制压迫者”。除此之外，他就无能为力了。
尽管纳粹分子活动猖獗，而且仿佛已胜券在握，但在1933 年3 月5 日的大选中他们的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绝对多数选票。3 月5 日午夜时分，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大都聚集在戈林的官邸中等候大选的结果。同时，诸如蒂森这样的实业家、王子奥古斯特·威廉姆这样的显贵，还有里希特霍芬中队的队员们——现在，他们又承认他们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了——都聚在了这里，这些人与身穿褐衫的纳粹党徒们称兄道弟，你来我往，也在企盼着纳粹大获全胜的消息。不一会儿，有人送来了大选的结果，让这些在戈林官邸准备进行欢庆的人们就像喷了一头的凉水。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尽管得到了1727万多张选票，在国会中可占有288 个席位，再加上纳粹党盟友胡林贝格领导的天主教人民党的55 个席位，纳粹党实际上在国会中得到了多数席位。虽然这些席位已使纳粹有足够的资格主持国会的日常工作了，但是离取得全部立法权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大选后的几天里，戈林和希特勒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弥补选票不足这个缺口。在3 月15 日的内阁会议上，问题一提出，戈林便提议，一要设法使**议员“缺席”，二要“不让一些可能捣乱的社会党的议员入场”，通过这两个办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选票不足的问题。在关于多数票的问题解决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着手实行所谓的国家一体化的计划了。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授权法”，即在四年中授于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换言之，就是在希特勒执政的四年期间，国会休会，宪法规定的国会的所有权力统统归于希特勒个人。这项法案的施行由于要涉及宪法的修改，所以有一个能否得到国会多数票通过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3 月23 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德国国会正式讨论“授权法”。经过长时期处心积虑的准备，纳粹党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国会以441 票对84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希特勒终于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议会制度也终于在德国寿终正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法律竟然规定，“总统的权力依然不变”。
从1933 年3 月23 日开始，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专政时期。
自“授权法”通过之日起，德国的各个权力机构和政党相继消失。早在“授权法”通过的前两个星期，在冯·埃普将军的带领下，一些冲锋队员就已将巴伐利亚政府的各部部长赶走，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久，希特勒又派出所谓的“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邦之外的所有邦政权。在“授权法”公布后不到一个星期，希特勒就下令解散了除普鲁士之外所有各邦的议会，命令各邦依照国会的席位的比例，重新组成新的议会。4 月7 日，希特勒又任命了新的邦长官。新的邦长官清一色都是纳粹党徒。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新的邦长官有权解散议会，撤换和任命邦的各级官员和法官，邦长官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制定的总政策”。这样，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纳粹就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德意志的联邦性质，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德国。此后，纳粹开始向各个仍保持台法地位的政党开刀。**早已被镇压，在“授权法”公布后第一个遭到被解散命运的是社会党。在投票表决“授权法”时，社会党是唯一的反对党。虽然表决后不久，该党的一些议员便开始向纳粹妥协，但是，希特勒并不想宽恕他们。6 月19 日，内政部长弗立克宣布，由于社会党“颠覆和敌视国家”，因此予以解散。一些仍留在德国的社会党议员统统被投到监狱中。即使作为纳粹党的同盟者的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摆脱被解散的命运。其他诸如人民党、民族党等，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自行解散了。
对一向同纳粹作对的工会组织，希特勒和戈林略施小计，就很轻松地将其击垮了。在5 月1 日的劳动节到来之前，纳粹为了防止在这一天工会以全国总罢工的形式来对其政权进行反击，就放出风来说，1933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将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届时将举行全国性的盛大的庆祝活动。各地的劳工领袖大部被纳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许多工会领袖们居然与纳粹合作，筹办这次庆祝活动。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街头到处都是写着“纳粹党将与工人团结一致”口号的标语。在5 月1 日这一天，备地的劳工领袖们坐飞机来到了柏林。在柏林郊外的坦贝尔霍夫机场，希特勒在有10 万工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口沫横飞，宣称“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保证将在每年的5 月1 日举行庆祝活动，以此来表达对工人阶级的“敬意”。
但是，就在第二天，即5 月2 日，各地的工会几乎都遭到了纳粹党的袭击，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大批工会领袖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即使是那些公开表示愿与纳粹合作的人也未能幸免。从此，纳粹党就成为德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党了。
希特勒没有忘记在夺权斗争中为纳粹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戈林。在纳粹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希特勒就向戈林许诺，在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将成为国家元首，就由戈林出任国家总理一职。4 月10 日，希特勒又任命戈林接任被迫辞职的巴本的普鲁士总理的职位。此时的戈林，并没有因为已攫取的高位而罢手，他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权力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除了希特勒，戈林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嘴里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在纳粹党夺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着重处理内政事务。在大选之前，他组织了一支由5 万多人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戈林为这支部队规定的任务，就是尽量“引导”选民投纳粹党的票，并拘捕那些最危险的纳粹的反对者，把他们投到设立在奥拉宁堡和彭本堡的集中营中去。在此期间，戈林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建立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说起来很奇待，盖世太保本来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希特勒与罗姆发现了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勒韦楚的职务。戈林发现勒韦楚的这个组织非常合乎他的需要，因为他一直想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组织，勒韦楚的秘密组织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他所用的机构框架。因此，他把勒韦楚的组织划到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将当时纳粹的政治警察局局长迪尔斯调来作他的副手，直接负责盖世太保的工作。当时的盖世太保主要是由律师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专事刺探民情和政敌的言行。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盖世太保已成为无孔不入的特务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尽管后来的盖世太保并不是由戈林控制，但戈林确实是这个对德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恶组织的始作俑者。
由于戈林有过出使意大利的经历，希特勒上台后，又让戈林担任了代理外交部长，派他去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试图与意大利建立一种长久的伙伴关系，并向意大利表示德国无意兼并奥地利，因为这一直是意大利独裁者所担心的事情。可是，戈林的出使与当初一样，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墨索里尼对戈林极为轻视，称他为“那位前精神病患者”。戈林在他担任代理外长的这段时间里，曾经三次出使意大利，却都没有什么收获。在11 月6 至7 日，戈林带着希特勒的亲笔信去见墨索里尼。希特勒在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将不会插手奥地利的事务，更不想兼并奥地利。但墨索里尼在戈林到达之前，就与奥地利及其盟国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协议，即《罗马议定书》。在协议中，墨索里尼向奥地利许愿，意大利将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这正是纳粹德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希特勒和戈林之所以要向意大利保证纳粹德国不会觊觎奥地利，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就是阻止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任何条约，从而在未来吞并奥地利的行动中，避免与意大利发生冲突。不料，戈林几次出使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他十分恼火。好在可以交待的是，罗马教皇终于召见了他。在会面时，戈林居然还向教皇古里古怪地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
戈林此次出访意大利回来后，希特勒任命赫斯负责有关奥地利的事务，不再让戈林插手此事。戈林自己也知道他无论如何也再无法同意大利统治者周旋了，故没找任何托辞，就乖乖地从奥地利事务中脱出身来。
又一次出使意大利失败后，戈林将他的外交目标转到了波兰和巴尔干。
他首先凭借狩猎这一共同爱好，同波兰驻德国大使科普斯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得到了波兰人的邀请，到波兰比亚沃维扎的国家猎场狩猎，在这里，戈林与一批波兰贵族打得火热。1934 年4 月，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死了波兰的内政部长后，逃到了德国。戈林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谋杀者引渡给了波兰政府。这一举动换取了波兰政府的好感。从1934 年开始，一直到1933 年，波兰政府每年都邀请戈林以私人名义到比亚沃维扎访问一次，戈林将这种被时人称为“戈林式的外交”的方式用到东南欧的一些国家中，并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戈林的举动使那位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独裁者恼羞成怒，因为他从来都把那里看成是意大利的领地。但戈林根本就不管墨索里尼是怎么想的，继续我行我素。5 月10 日，他带着米尔希、克尔纳、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到东南欧作了一次“度假旅行”。在出发之前，戈林宣布旅行将从罗马开始。此时，墨索里尼已经看到了这位在纳粹德国实际上已成为二号人物的戈林的影响，他再也不能对戈林视而不见，或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了，于是准备为戈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弥补前几次戈林出访意大利所受的冷遇。可没有想到，不知戈林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启程前，他突然宣布不去罗马了，使墨索里尼精心安排的欢迎队伍在机场空等了几个小时。这件事把墨索里尼气得七窍生烟。相反，戈林先是因“技术原因”在布达佩斯停留一天，后又因“技术原因”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一天，并表示想拜会南斯拉夫国王，后因国王出外旅行而作罢。戈林这次“度假”旅行，使纳粹德国在他们所到之处影响扩大，从而有力地抵制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控制与扩张。
戈林从东南欧归来后，便着手准备希特勒对意大利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意大利方面表示，十分欢迎希特勒的访问，但如果戈林先生陪同前往，他将不受欢迎。戈林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的怨恨更深了。
戈林最感自豪的是他建立的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伪装的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当时世界上装备最优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后来，戈林的这个研究所成为纳粹最得力的情报机构。这个研究所可以窃听德国境内的所有的电话，可以破译从梵蒂冈到瑞典的所有的密码。直到1942 年，美国驻波恩公使馆的每一封密码电报，都被他们在24 小时之内送到戈林或希特勒的手中。只是由于该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叛逃美国，才使美国人堵上了这一漏洞。最初，这个研究所只有4 名密码破译人员，到1933 年7 月，研究所扩至12 个人。此后，戈林利用他的权力，每年都给这个机构拨去大量资金，使其扩充人员和配置装备。到纳粹倒台之前，这一机构的成员已达到3500 人以上，并且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要害机关和被占领国家。这一机构的成员都是严守纪律的死硬纳粹分子，在该机构存在的12 年中，只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该机构创立不久，戈林就把这一机构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对他像儿子一样俯首帖耳、无限忠诚的保罗·克尔纳。在戈林落魄时，他曾对戈林倾力相助，堪称戈林的患难知己。这个头脑简单的花花公子，此时凭着同戈林的亲密关系，一步登天，成为柏林城内有名的小太保。
希特勒给了戈林在德国境内任意窃听电话的权力，戈林也竭尽全力保住这一特权。即使是在后来盖世太保不可一世的时候，对这个特殊而神秘的机构多次想打主意的希姆莱、海德里希之流，也没能从戈林手中夺走这一特权。
尽管希姆莱、海德里希曾经多次向希特勒要求接管这个机构，但每次希特勒都告诉他们，戈林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请他们不必费心。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1935 年4 月，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任欣普夫由于桃色事件自杀后，戈林就将直接管理这一机构的重任委派给了他的密友、黑森的克里斯托夫亲王。
在1935 年之后，戈林又将研究所搬进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座豪华的大楼里。大楼的内部装修采用宾馆标准，气派舒适。每天，数百名技术人员和语言专家在这里紧张地从事着各种窃密和破译工作。戈林亲自制定了严格的保
密制度，所有人每天进出楼内，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楼内的任何东西，每天都要进行登记，即使是监听人员写过的草纸，也要同标有“研究成果”的棕色卷宗一同编号，载入日志。“研究成果”的接送都有专人负责，接送人员都必须通过审查，还要举行宣誓仪式，如有违犯规定者，格杀勿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要装在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信封里，然后装入一个加锁的邮袋中，接收者要签署一式三份的收条。
到1937 年，戈林的研究所的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纳粹德国对外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柏林一个地区，研究所每天昼夜24 小时就要窃听500 多个电话，主要的窃听对象是各国的公使馆、大使馆、驻柏林的记者，以及所有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有威胁的敌对分子。
据曾在戈林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个名叫格哈德·诺伊恩霍的纳粹分子在自述中回忆，他曾经是一个语言学家。1936 年9 月，他被分派到戈林的研究所工作。他本来很为自己的语言才能自豪。但到这里后，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机构中上千名专家中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罢了。他在自述中说，研究所占据的大楼，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即英、美、苏、意、葡、比、荷、波等语言区。他被分配在法、比区工作，每天负责监听法国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以及这两个国家驻柏林记者的40 多个电话。所有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附近海域的海底电缆无一不是戈林研究所的“研究”对象；甚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通讯电缆、法国与爱沙尼亚之间经过波罗的海的电缆，也被戈林研究所的蛙人搭上窃听的线路。研究所大楼地下室中的50 多台同步电传打字电报机，每天都为戈林提供从政治动态到一公斤鸡蛋的价格这样巨细无遗的情报。这些情报使戈培尔的宣传部可以及时对国外报纸就德国事务的评论作出反应，也使纳粹德国的经济部在对外贸易中能够占据主动。戈林为了确保自己对研究所的控制，对下属人员规定，所有的情报都必须首先由他过目，然后再由他决定向哪一个部门递送。此外，如果发现他的电话被窃听，必须立即向他汇报，以便及时检查他的电话的保密措施。研究所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和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更使得戈林受益匪浅，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戈林还亲自布置手下的人监听一些纳粹要人及其亲信的谈话。如弗兰克尼亚地方长官施特莱歇尔，由于被戈林认为是一个“讨厌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