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妻逝夫悲（2/2）
里逗留了一个星期。贝蒂的病时好时坏，她苦苦地和命运抗争，没有请其他任何人来照顾她，也不让别人去看她。
蒙哥马利几次计划把贝蒂送回朴次茅斯，但都不得不改期，因为她的状况太糟，经不住途中的颠簸和劳累，医生禁止那样做。
贝蒂的病情不断恶化，越来越痛。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就给她注射镇痛剂。贝蒂的神志开始昏迷，有时处于病危状态。蒙哥马利经常深夜被叫去，驾车往返滨海伯纳姆200多英里。毒素沿着贝蒂的腿慢慢向上蔓延。有一天，医生们断定，唯一的希望是截肢。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截肢之后，病情并未好转，毒素继续蔓延，最后影响到肺部，已经无法阻止病毒的蔓延。亲人们束手无策，医生们尽了一切可能，护士们也是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她病入膏盲。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怀中逝去。在她病痛期间，蒙哥马利经常为她诵读，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最后一次是在她临终前几分钟，读的是赞美诗第23首。
英国的死亡法律规定，尸体埋葬前要进行解剖和验尸。贝蒂的验尸记录上写的是“败血症”。
蒙哥马利把贝蒂安葬在滨海伯纳姆的墓地里。只有4个吊唁的人：他默默地站在贝蒂的墓旁，身旁站着他的参谋长，一个上尉参谋和军车驾驶员。他既不让儿子戴维到场，也不让继子约翰和迪克从印度飞来参加。没有亲属被邀请，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人，还是霍巴特家的人。蒙哥马利现在静静地向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亲自到学校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戴维。随后，就回到朴次茅斯的住宅，写信把贝蒂死亡的消息告诉他的继子。两天后，他开始记叙贝蒂的葬礼：
“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迪克·谢泼德来主持宗教仪式，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坐在医院的房间里，一直等到他们来装上棺盖的螺丝。贝蒂的容貌很好，极为平静……在他们盖上棺盖前，我在她可爱的脸上最后一次亲吻。房间里摆满了所有朋友送来的美丽的鲜花。旅里各营都送有花环，还有一个是皇后部队官兵送来的，尤其令我感动。我在仪式中和坟墓旁曾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实在忍不住，恐怕当时我已完全崩溃。迪克·谢泼德太好了，当所有的人都离去时，我们一起跪在墓旁，迪克做了一个很好的家庭祷告，我们默默地跪在那里。”我说，我不相信要她受那么多痛苦后才死去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她非死不可，应该在那些痛苦之前。迪克说，上帝的处理方法是十分神秘的。我想，那大概是对的。
但是，迪克，唉，这是很难忍受的，我每次想起她，都黯然泪下。但我必须极力忍受，现在我已独自回到这座空虚的大房子来定居。我极为寂寞和忧伤。我想，过一些时候我会恢复正常的。可是，现在我不可能。”
蒙哥马利和贝蒂婚后10年，一直相亲相爱，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约翰·卡弗认为，他们这段婚姻对双方都合适，对孩子、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容易精神紧张和激动的贝蒂，被一位有条不紊的人所关心、所钟爱、所尊重，乃致所安排，使她有时间去绘画，使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事情，使她的生活充满笑声。同样，贝蒂以其独特的幽默感，使这位死心塌地的单身汉变成一位最快乐的和有家室的人，并给予他两种他母亲所不肯给予的东西：无穷的爱和对其才华的信心。
约翰·卡弗后来写道：“一般人猜测，假如我母亲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却有一个更有趣的猜想，那就是：假如蒙哥马利没有遇上我母亲，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他少时所受的教养所产生的潜在精神分裂倾向，有主宰他的性格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他那种专钻牛角尖的意念，会发展成一种狭隘的心理；他那种离群脱俗的意识，会使他缺乏人类情感和怀疑别人的动机。如果这些性格发展下去，他便不适合于担任高阶层指挥职务。如果说，国家至少欠了我母亲一份人情，那可不完全是一句梦话。”
毫无疑问，在蒙哥马利节节上升的道路上，贝蒂曾帮他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贝蒂的死，是不是也会给蒙哥马利的事业打上句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贝蒂去世后，蒙哥马利把自己关在家里许多天，谁也不见。他好像堕入黑暗之中，心灰意懒，万念俱灰。他已经走到绝望的边缘。然而，他后来写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懂得上帝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一定是他的旨意，看来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作为扑次茅斯驻军司令，我要对人们、对我的旅负责。我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着想。目前我们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就只我们父子俩人。我得经常去学校看望他，在假日里要好好地关心他。”
几天后的午夜一点，辛普森被电话吵醒，只听见蒙哥马利在电话中说：“是你么，辛普？恐怕过去几天我把所有的事务都留给你去照料了。明天上午9时，请将所有的公事都放在我桌子上，我要开始工作。”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蒙哥马利才逐渐恢复了平静，他那天生的倔强劲和活力才又逐渐显露出来。他从军官训练着手，对全旅进行严格的训练。他分别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3月举办军官研讨会，对现代战争的有关问题和训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效果良好。他要求各营长训练所属资浅军官去指挥较大的单位，甚至本营的部队，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他亲自监督部队的训练，但士兵们没有什么怨言。他的士兵很快就在几次演习中证明他们是非常能干的。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我过于自信，并且太外露了。但是我经受过许多挫折，这无疑对我是有益的。这些挫折使我经常警惕自己不要不受约束，不要太专横。”
1938年7月，第3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第9步兵旅被指定实施这次演习。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司令科克和奥雷里共同策划这次演习，其计划之详细，以至于第9旅的参谋人员用掉了30000张大页书写纸。1938年7月5日，蒙哥马利向新闻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介绍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要探讨海上接敌运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部队在敌岸登陆作战问题、舰对登陆部队的火力支援问题以及飞机协同地面作战问题。”
参演部队主要是东区陆军的两个军，由第9步兵旅的三个营扮演；陆军的支援力量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个支队的驱逐舰。演习指挥机关为“陆海空联合指挥部”，由蒙哥马利担任指挥；部队登陆后，蒙哥马利即担任远征军指挥官，继续指挥陆上作战。
演习于7月6日拂晓开始。各营先分别搭乘“兰开夏”和“克兰马卡利斯特”号运输舰，后换乘小船在达特默斯附近登陆。帝国参谋总长戈特子爵和新任南方军区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前来观看。就整个演习的构思和陆海空的协同来看，这次演习比以往任何一次演习都更富想象力，是成功的。但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韦维尔认为，这次演习对英军完全忽视登陆作战作出了可悲的评价。他评论道：“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没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200多年前的登陆部队那样。”当他登陆时，蒙哥马利热情地迎接了他，并向他说明演习是如何进行的。韦维尔只说了声“知道了”，就向自己的车子走去。但蒙哥马利却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于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登陆作战演习刚刚结束，陆军部便选派第9步兵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蒙哥马利的毒气试验表明，如果士兵穿上某种防护装具，如眼罩、袖口侦测器等，并随身携带防毒油膏，便没有遭受感染的危险。如果部队训练有素，同时适当地散开，就很少有感染的可能。利用飞机对部队喷洒毒气所产生的效果，远没有飞机本身所冒的危险大，因为它必须飞得很低。在前线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的部队，危险更小；在较易受伤害的后方地区，大家又可以穿上防护装具，而不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9月24月，蒙哥马利写完了毒气试验报告。报告对陆军部提出的详细问题一一作答，有事实、有分析、有对策、还有建议。陆军部对这份“极其出色而清晰的报告”非常满意，很快就向蒙哥马利表示祝贺。韦维尔在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也说：“蒙哥马利准将是我们所拥有的头脑最清楚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军队训练者。他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今年在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蒙哥马利在朴次茅斯任职期间，也同陆军部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并且一度“地位不稳”。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需要改善，于是蒙哥马利决定把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准备在8月银行休假周举办展销会的发起人。此人愿出1000镑，最后以1500铸成交。朴次茅斯市政当局风闻此事后，拒绝批准在那里举办展销会。于是，蒙哥马利去见市长，提出只要他在市政府里通过那个计划，他愿意出资500镑，支援市长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市长同意了。他便把收入的1500镑，给市长500镑，另外1000镑用于驻军的各种福利，很快就用完了。陆军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指出他出租陆军部的土地违反了陆军条例，并说如果他立即交出1500镑，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说1500镑已全部花掉，并出示所有收据。接着，麻烦接踵而至。南方军区负责后勤的少将对他说，这一事件已断送了他在军中晋升的机会。但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却对蒙哥马利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驻军福利感到高兴，并支持他。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公文来往，卷宗越堆越厚。结果，蒙哥马利却突然被提升。
1938年10月，伯纳德·蒙哥马利被提升为少将，奉命接管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把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蒙哥马利在1931年驻防巴勒斯坦时，用一个营足以警卫整个地区，但后来那里的形势恶化了。当蒙哥马利在1938—1939年冬天负责管制这个地区时，某种类似战争的事态正在发展中。旅行必须有军队护送；主要的公共设施经常遭破坏；实行了宵禁，但经常有人违犯；秘密武装团体和非法移民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情况比蒙哥马利帮助平定“爱尔兰动乱”时要糟得多，因为这一次英国人没有什么朋友。
蒙哥马利很喜欢这个任务，但他的巴勒斯坦之行却意味着要与戴维别离。在10月28日离英前，他把戴维送到好友卡休·约斯通少校家中，请他代为照管。
蒙哥马利把第8师司令部设在海法，将分散的部队编成3个旅。他把他所负责的地区分成几个地段，每个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还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通过一些办法及其他措施，他开始感到“平衡”了。接着他便开始进行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地区，迅速没收所有的武器，逮捕一切可疑分子，公正但毫不留情地惩罚做坏事的人。几个月后，他就控制住了那个地区。到1939年春，最危险的时期过去了。
刚到巴勒斯坦不久，蒙哥马利就接到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说，他已被选中在适当的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因为现任第3师师长已被任命为百慕大总督。这个消息使他非常高兴，因为第3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而且还包括他指挥过的第9步兵旅。他清楚地知道，战争就要来临，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够指挥这个师，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
然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被选中的。实际上，这个职位是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给他安排的。韦维尔描述说：“在选拔委员会上，当问到我想用谁来接替第3师师长时，我立即回答说由‘蒙哥马利’来接替。其他司令官听后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立即默认了。以前，蒙哥马利的名字曾经在选拔委员会上提出过好几次。每个人都同意他应当晋升，但是每一个有少将空额的司令官又都提出种种好听的理由，说是要找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我从不怀疑他的能力，而且我也喜欢他，我不害怕他的独立思想和作风，这些我能控制。”
但好事多磨。蒙哥马利预定在8月接管第3师，可他在5月却突然患了重病。开始他感到眩晕，呕吐，胃部有点不适。后来他感到剧烈的头痛，发烧，胸痛，呼吸困难，两腿乏力。于是，他被放在担架上抬往海法的陆军医院。经多次X光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阴影，被怀疑是肺结核。巴勒斯坦的医疗设备很差，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是，医院安排男女护士各两名，把他送回英国。当飞机把他送到苏伊士运河时，他已不能走动，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看来他已没有活的希望了。
然而，蒙哥马利又一次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海上的航行恢复了他的健康，当船抵达蒂尔伯里时，他竟像没有病的人那样走下船去。他直接到伦敦的米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3天时间，医生说他什么病都没有，肺部的阴影已经消失。蒙哥马利一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下意识感觉：只要他能够返回英国，他就能康复。看来，他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经过一段休假之后，蒙哥马利去问陆军部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指挥职务。但他被告知说，在战争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概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些人继续留任。于是，他便要求返回巴勒斯坦指挥第8师，但回答是“不行”，因为一个新指挥官已接管了那个师。他们让他同其他少将一起等待任命。此时，蒙哥马利过去争取进参谋学院学习的顽固劲又表现出来了：他一连10天缠住陆军部不放，提出许多理由来证明他是陆军部所需要的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当时南方军区司令艾伦·布鲁克中将的帮助下，陆军部最后终于派那位将军出任百慕大总督。1939年8月28日，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伯纳德·蒙哥马利少将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正是：战云密布将远征，“铁师”师长急上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蒙哥马利几次计划把贝蒂送回朴次茅斯，但都不得不改期，因为她的状况太糟，经不住途中的颠簸和劳累，医生禁止那样做。
贝蒂的病情不断恶化，越来越痛。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就给她注射镇痛剂。贝蒂的神志开始昏迷，有时处于病危状态。蒙哥马利经常深夜被叫去，驾车往返滨海伯纳姆200多英里。毒素沿着贝蒂的腿慢慢向上蔓延。有一天，医生们断定，唯一的希望是截肢。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截肢之后，病情并未好转，毒素继续蔓延，最后影响到肺部，已经无法阻止病毒的蔓延。亲人们束手无策，医生们尽了一切可能，护士们也是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她病入膏盲。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怀中逝去。在她病痛期间，蒙哥马利经常为她诵读，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最后一次是在她临终前几分钟，读的是赞美诗第23首。
英国的死亡法律规定，尸体埋葬前要进行解剖和验尸。贝蒂的验尸记录上写的是“败血症”。
蒙哥马利把贝蒂安葬在滨海伯纳姆的墓地里。只有4个吊唁的人：他默默地站在贝蒂的墓旁，身旁站着他的参谋长，一个上尉参谋和军车驾驶员。他既不让儿子戴维到场，也不让继子约翰和迪克从印度飞来参加。没有亲属被邀请，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人，还是霍巴特家的人。蒙哥马利现在静静地向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亲自到学校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戴维。随后，就回到朴次茅斯的住宅，写信把贝蒂死亡的消息告诉他的继子。两天后，他开始记叙贝蒂的葬礼：
“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迪克·谢泼德来主持宗教仪式，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坐在医院的房间里，一直等到他们来装上棺盖的螺丝。贝蒂的容貌很好，极为平静……在他们盖上棺盖前，我在她可爱的脸上最后一次亲吻。房间里摆满了所有朋友送来的美丽的鲜花。旅里各营都送有花环，还有一个是皇后部队官兵送来的，尤其令我感动。我在仪式中和坟墓旁曾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实在忍不住，恐怕当时我已完全崩溃。迪克·谢泼德太好了，当所有的人都离去时，我们一起跪在墓旁，迪克做了一个很好的家庭祷告，我们默默地跪在那里。”我说，我不相信要她受那么多痛苦后才死去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她非死不可，应该在那些痛苦之前。迪克说，上帝的处理方法是十分神秘的。我想，那大概是对的。
但是，迪克，唉，这是很难忍受的，我每次想起她，都黯然泪下。但我必须极力忍受，现在我已独自回到这座空虚的大房子来定居。我极为寂寞和忧伤。我想，过一些时候我会恢复正常的。可是，现在我不可能。”
蒙哥马利和贝蒂婚后10年，一直相亲相爱，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约翰·卡弗认为，他们这段婚姻对双方都合适，对孩子、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容易精神紧张和激动的贝蒂，被一位有条不紊的人所关心、所钟爱、所尊重，乃致所安排，使她有时间去绘画，使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事情，使她的生活充满笑声。同样，贝蒂以其独特的幽默感，使这位死心塌地的单身汉变成一位最快乐的和有家室的人，并给予他两种他母亲所不肯给予的东西：无穷的爱和对其才华的信心。
约翰·卡弗后来写道：“一般人猜测，假如我母亲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却有一个更有趣的猜想，那就是：假如蒙哥马利没有遇上我母亲，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他少时所受的教养所产生的潜在精神分裂倾向，有主宰他的性格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他那种专钻牛角尖的意念，会发展成一种狭隘的心理；他那种离群脱俗的意识，会使他缺乏人类情感和怀疑别人的动机。如果这些性格发展下去，他便不适合于担任高阶层指挥职务。如果说，国家至少欠了我母亲一份人情，那可不完全是一句梦话。”
毫无疑问，在蒙哥马利节节上升的道路上，贝蒂曾帮他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贝蒂的死，是不是也会给蒙哥马利的事业打上句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贝蒂去世后，蒙哥马利把自己关在家里许多天，谁也不见。他好像堕入黑暗之中，心灰意懒，万念俱灰。他已经走到绝望的边缘。然而，他后来写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懂得上帝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一定是他的旨意，看来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作为扑次茅斯驻军司令，我要对人们、对我的旅负责。我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着想。目前我们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就只我们父子俩人。我得经常去学校看望他，在假日里要好好地关心他。”
几天后的午夜一点，辛普森被电话吵醒，只听见蒙哥马利在电话中说：“是你么，辛普？恐怕过去几天我把所有的事务都留给你去照料了。明天上午9时，请将所有的公事都放在我桌子上，我要开始工作。”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蒙哥马利才逐渐恢复了平静，他那天生的倔强劲和活力才又逐渐显露出来。他从军官训练着手，对全旅进行严格的训练。他分别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3月举办军官研讨会，对现代战争的有关问题和训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效果良好。他要求各营长训练所属资浅军官去指挥较大的单位，甚至本营的部队，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他亲自监督部队的训练，但士兵们没有什么怨言。他的士兵很快就在几次演习中证明他们是非常能干的。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我过于自信，并且太外露了。但是我经受过许多挫折，这无疑对我是有益的。这些挫折使我经常警惕自己不要不受约束，不要太专横。”
1938年7月，第3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第9步兵旅被指定实施这次演习。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司令科克和奥雷里共同策划这次演习，其计划之详细，以至于第9旅的参谋人员用掉了30000张大页书写纸。1938年7月5日，蒙哥马利向新闻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介绍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要探讨海上接敌运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部队在敌岸登陆作战问题、舰对登陆部队的火力支援问题以及飞机协同地面作战问题。”
参演部队主要是东区陆军的两个军，由第9步兵旅的三个营扮演；陆军的支援力量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个支队的驱逐舰。演习指挥机关为“陆海空联合指挥部”，由蒙哥马利担任指挥；部队登陆后，蒙哥马利即担任远征军指挥官，继续指挥陆上作战。
演习于7月6日拂晓开始。各营先分别搭乘“兰开夏”和“克兰马卡利斯特”号运输舰，后换乘小船在达特默斯附近登陆。帝国参谋总长戈特子爵和新任南方军区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前来观看。就整个演习的构思和陆海空的协同来看，这次演习比以往任何一次演习都更富想象力，是成功的。但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韦维尔认为，这次演习对英军完全忽视登陆作战作出了可悲的评价。他评论道：“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没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200多年前的登陆部队那样。”当他登陆时，蒙哥马利热情地迎接了他，并向他说明演习是如何进行的。韦维尔只说了声“知道了”，就向自己的车子走去。但蒙哥马利却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于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登陆作战演习刚刚结束，陆军部便选派第9步兵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蒙哥马利的毒气试验表明，如果士兵穿上某种防护装具，如眼罩、袖口侦测器等，并随身携带防毒油膏，便没有遭受感染的危险。如果部队训练有素，同时适当地散开，就很少有感染的可能。利用飞机对部队喷洒毒气所产生的效果，远没有飞机本身所冒的危险大，因为它必须飞得很低。在前线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的部队，危险更小；在较易受伤害的后方地区，大家又可以穿上防护装具，而不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9月24月，蒙哥马利写完了毒气试验报告。报告对陆军部提出的详细问题一一作答，有事实、有分析、有对策、还有建议。陆军部对这份“极其出色而清晰的报告”非常满意，很快就向蒙哥马利表示祝贺。韦维尔在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也说：“蒙哥马利准将是我们所拥有的头脑最清楚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军队训练者。他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今年在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蒙哥马利在朴次茅斯任职期间，也同陆军部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并且一度“地位不稳”。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需要改善，于是蒙哥马利决定把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准备在8月银行休假周举办展销会的发起人。此人愿出1000镑，最后以1500铸成交。朴次茅斯市政当局风闻此事后，拒绝批准在那里举办展销会。于是，蒙哥马利去见市长，提出只要他在市政府里通过那个计划，他愿意出资500镑，支援市长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市长同意了。他便把收入的1500镑，给市长500镑，另外1000镑用于驻军的各种福利，很快就用完了。陆军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指出他出租陆军部的土地违反了陆军条例，并说如果他立即交出1500镑，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说1500镑已全部花掉，并出示所有收据。接着，麻烦接踵而至。南方军区负责后勤的少将对他说，这一事件已断送了他在军中晋升的机会。但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却对蒙哥马利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驻军福利感到高兴，并支持他。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公文来往，卷宗越堆越厚。结果，蒙哥马利却突然被提升。
1938年10月，伯纳德·蒙哥马利被提升为少将，奉命接管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把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蒙哥马利在1931年驻防巴勒斯坦时，用一个营足以警卫整个地区，但后来那里的形势恶化了。当蒙哥马利在1938—1939年冬天负责管制这个地区时，某种类似战争的事态正在发展中。旅行必须有军队护送；主要的公共设施经常遭破坏；实行了宵禁，但经常有人违犯；秘密武装团体和非法移民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情况比蒙哥马利帮助平定“爱尔兰动乱”时要糟得多，因为这一次英国人没有什么朋友。
蒙哥马利很喜欢这个任务，但他的巴勒斯坦之行却意味着要与戴维别离。在10月28日离英前，他把戴维送到好友卡休·约斯通少校家中，请他代为照管。
蒙哥马利把第8师司令部设在海法，将分散的部队编成3个旅。他把他所负责的地区分成几个地段，每个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还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通过一些办法及其他措施，他开始感到“平衡”了。接着他便开始进行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地区，迅速没收所有的武器，逮捕一切可疑分子，公正但毫不留情地惩罚做坏事的人。几个月后，他就控制住了那个地区。到1939年春，最危险的时期过去了。
刚到巴勒斯坦不久，蒙哥马利就接到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说，他已被选中在适当的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因为现任第3师师长已被任命为百慕大总督。这个消息使他非常高兴，因为第3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而且还包括他指挥过的第9步兵旅。他清楚地知道，战争就要来临，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够指挥这个师，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
然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被选中的。实际上，这个职位是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给他安排的。韦维尔描述说：“在选拔委员会上，当问到我想用谁来接替第3师师长时，我立即回答说由‘蒙哥马利’来接替。其他司令官听后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立即默认了。以前，蒙哥马利的名字曾经在选拔委员会上提出过好几次。每个人都同意他应当晋升，但是每一个有少将空额的司令官又都提出种种好听的理由，说是要找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我从不怀疑他的能力，而且我也喜欢他，我不害怕他的独立思想和作风，这些我能控制。”
但好事多磨。蒙哥马利预定在8月接管第3师，可他在5月却突然患了重病。开始他感到眩晕，呕吐，胃部有点不适。后来他感到剧烈的头痛，发烧，胸痛，呼吸困难，两腿乏力。于是，他被放在担架上抬往海法的陆军医院。经多次X光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阴影，被怀疑是肺结核。巴勒斯坦的医疗设备很差，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是，医院安排男女护士各两名，把他送回英国。当飞机把他送到苏伊士运河时，他已不能走动，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看来他已没有活的希望了。
然而，蒙哥马利又一次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海上的航行恢复了他的健康，当船抵达蒂尔伯里时，他竟像没有病的人那样走下船去。他直接到伦敦的米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3天时间，医生说他什么病都没有，肺部的阴影已经消失。蒙哥马利一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下意识感觉：只要他能够返回英国，他就能康复。看来，他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经过一段休假之后，蒙哥马利去问陆军部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指挥职务。但他被告知说，在战争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概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些人继续留任。于是，他便要求返回巴勒斯坦指挥第8师，但回答是“不行”，因为一个新指挥官已接管了那个师。他们让他同其他少将一起等待任命。此时，蒙哥马利过去争取进参谋学院学习的顽固劲又表现出来了：他一连10天缠住陆军部不放，提出许多理由来证明他是陆军部所需要的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当时南方军区司令艾伦·布鲁克中将的帮助下，陆军部最后终于派那位将军出任百慕大总督。1939年8月28日，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伯纳德·蒙哥马利少将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正是：战云密布将远征，“铁师”师长急上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