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2/2）
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小说史略”，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顾颉刚、胡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他自己要上课的话，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那天上课。不贴布告，他就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得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说完了，他就点头下课，往往不过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当时我们对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欢迎的了。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读作品，收集资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1954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1954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