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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2)

作者: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励志修身卷

    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著有《新方言》、《文始》等书。

    今日承诸君高谊,开会欢迎,实在愧不克当;况且自顾生平,并没有一长可恃,愈觉惭愧。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夜半天明,本不是那只鹤、那只鸡所能办得到的,但是得气之先,一声胶胶喔喔的高啼,叫人起来做事,也不是可有可无。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琐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据今日宗教家论定,是有脏燥病的。像我汉人,明朝熊廷弼的兵略,古来无二,然而看他《气性先生传》说,熊廷弼剪截是个疯子。近代左宗棠的为人,保护满奴,残杀同类,原是不足道的。但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种种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华士马克,曾经在旅馆里头,叫唤堂官,没有答应,便就开起枪来,这是何等性情呢?仔细看来,那六人才典功业,都是神经病里流出来的。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近来像宾丹、斯宾塞尔那一流人崇拜功利,看得宗教都是漠然。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子,怎能团得成面?欧、美各国的宗教,只奉耶苏基督,虽是极其下劣,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那伽得《社会学》中,已把斯宾塞(尔)的话,驳辩一过。只是我们中国的宗教,应该用那一件?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就是各种宗教,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惟有孔教,还算干净,但他也有极坏的。因为孔子当时,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一班平民,是没有官做的,孔子心里,要与贵族竞争,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从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但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春秋》上虽有“非世卿”的话,只是口诛笔伐,并不敢实行的,所以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就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一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真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那继起的日耳曼种,本是野蛮贱族,得些基督教的道德,把那强暴好杀的心,逐渐化去,就能日进文明,这不是明白的证据么?今日的中国,虽不能与罗马并称,却还可称伯仲,断不是初起的日耳曼种可相比例。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再就理论上说,他那谬妄可笑,不合哲学之处,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所以也无庸议。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因为净土一宗,最是愚夫愚妇所尊信的。他所求的,只是现在的康乐、子孙的福泽,以前崇拜科名的人,又将那最混账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与净土合为一气,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种种可笑可丑的事,内典所没有说的,都一概附会进去。所以信佛教的,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却还有许多哲理,是诸公见不到的。所以今日德人,崇拜佛教,就是为此。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智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

    有的说中国佛教,已经行了二千年,为甚没有效果?这是有一要点。大概各教可以分为三项:一是多神教,二是一神教,三是无神教。也如政体分为三项:一是贵族政体,二是君主政体;三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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