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新亦旧的一代》 第16章 老文学和新文艺（2/2）
作者：亦新亦旧的一代
更是匪夷所思吗？世事都在对立矛盾中交织成为人文文化的历史，老弟台既不必过于愤慨老前辈的忧伤，老朋友们也大可不必为后一辈叹息。”
3.新文艺运动中白话的古文
其次，我们都知道白话文的新文艺运动，已经推行了五、六十年，它的效果已如前所说，但是它的价值须另当别论了。当时大家需要推行白话文，大半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东来的影响。六十年前，鉴于西方各国的富强康乐和坚甲利兵的威势，于是晕头转向西方去学习科学的方法和民主的制度，穷根究底，认为他们教育与知识的普及，是靠着语言和文字一体的作用，同时回顾我们当时的民智闭塞，风气不开，也正坐此病，所以便提倡了白话。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语言总会跟着时代而变更的。甚之，语音也有因时代而变革的。依中国文化的习惯来说，三十年算作一世。语言往往经过三十年的一代而有所变动。因此西方各国的文字和语言合一的学风，便在语言和文学历代变革中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我们细心研究，便可看出西方各国的文化书籍，过了一、二百年的文章，大多数就非专家看不懂了。
同样的，我们古代的白话文章，如元、明之间用白话文所写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清代的《红楼梦》等等的书，它在现代青少年看来，完全是白话中的古文了。其次，我们只要拿出五、六十年前的报章杂志来对照一下，当时人所写的语体文、白话文，也早已生硬地成为现代的古文了。一代白话文大师胡适先生的早期作品，何尝能够外于此例？反过来说，我们再看一看现代青少年们的白话文，甚之，二十多岁刚从大专毕业去当教师的，亲自研究一下更下一代的白话文，如不拍案惊奇，摇头叹息，那才真是奇怪呢。至于现代汗牛充栋新文艺的著作中，夹杂“意识流”和“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超越冥想，比禅的文字更难懂，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总之，旧的被推翻了，新的文艺毫无基础，铲平了五千年来的基石，想凭空摸索去建立空中楼阁，实在需要仔细思量，慎重考虑。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呢？
4.古文的劳苦功高
中华民族的文字结构，我们是值得自豪的。用中国文字所构成的古文学，也是值得自夸的。我们姑且不从“六书”和“训诂”等来说中国的文字和文章的价值，首先应当了解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在任何方面，都是“寓繁于简”的，上古的文字，大多以象形开始，同时又需要以最简单的动作，把它雕刻在兽骨或竹简上面，因此更需要言简而含义多方，以便于书刻。由于这种文化精神随着时代的扩展，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古文体裁。更明白一点地说，由于这种古文体裁的文学，便使文字和语言完全分开。同时也使文学词章超然独立在时间、空间之外，因此，保留了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先人与后世的意识，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变革而有所阻碍难通。换言之，依照过去旧式教授文字文学的方法，只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过花费青少年时代一、二年的时间，便学会了这种写作文章而统率各种语意的作法，然后终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当然，这种教学方法，势必要包括小学的“六书”和“训诂”等的方法。如果硬要把“训诂”和小学“六书”视为毕生学无止境的课题，或者像现在一样，到了大学或研究所博士班里才开始研究，那就很难说了。至少，纯粹从旧式教育来讲，这并不完全是在浪费青年宝贵的光阴。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知道中国五千年来文化遗产的古典书籍，数目并不太多。中国字典包括的字数也不多。而且自古以来的学者，如果不作文字学的专家，真能认识了二、三千个字，便足够应用发挥而有余了。懂了中国文字的运用以后，就可了解古文的一、二个字便包括多方的意思。如用现代的用语来解释，或许要用十多个字才能说得清楚。例如我最近答应翻译《周易》一书为白话文，当我着手工作以后，才后悔自寻苦恼。因为我看《周易》卦爻的词句，本来都是语体，非常明白，若要把它翻译成现代话，那可真够麻烦了，有时候一字要变成好几个字的句子，而且还要加以解释，即使如此，也可能还不够明白。由此联想到现代出版的书籍，几乎有盖古之多，好像真是知识的爆发似的，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只是文化退化的贫乏现象而已。
5.更上层楼的负担
可是话说回来，再进一步的新文艺运动是必须的吗？我倒认为是极须的，不过，不能弄错方向就是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温故知新”，如何整理五千年文化的遗产，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英而融会贯通，并发扬光大。只以文学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办法创作一种文体，足以概括古今而永垂式范的。老实说，所有专心一致搞新文艺运动的，大体上都和我们一样，不是博古通今之士，甚之，连传统文化遗产的边缘都还未摸着。只知随着时代的潮流，漂流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文化边缘，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已。再新的新文艺，必须是真正切合中国文化的新文艺，那恐怕不是目前所搞的新文艺运动所能负的艰巨大任。
当我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恰好看到十月一日《联合报》第三版上登载了一篇专访，报道国内数学界的学者专家们，正发起一项“科学中文化”的运动，他们已开始用中文写数学的教科书，期以十年有成，达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目的。看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肃然起敬。这一作为，才真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重要工作。我们闹了几十年的“科学”，到今天才开始中文化，比起日本虽然已迟了几十年，但到底是我们学术教育界的一大觉醒。迎头赶上，也许胜过别人。但我希望其他如医学、天文、物理等等学科，应该也会如“风行草偃”，慢慢地跟踪而起。可是其中最困难的前奏，恐怕还是再新的新文艺运动吧！
3.新文艺运动中白话的古文
其次，我们都知道白话文的新文艺运动，已经推行了五、六十年，它的效果已如前所说，但是它的价值须另当别论了。当时大家需要推行白话文，大半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东来的影响。六十年前，鉴于西方各国的富强康乐和坚甲利兵的威势，于是晕头转向西方去学习科学的方法和民主的制度，穷根究底，认为他们教育与知识的普及，是靠着语言和文字一体的作用，同时回顾我们当时的民智闭塞，风气不开，也正坐此病，所以便提倡了白话。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语言总会跟着时代而变更的。甚之，语音也有因时代而变革的。依中国文化的习惯来说，三十年算作一世。语言往往经过三十年的一代而有所变动。因此西方各国的文字和语言合一的学风，便在语言和文学历代变革中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我们细心研究，便可看出西方各国的文化书籍，过了一、二百年的文章，大多数就非专家看不懂了。
同样的，我们古代的白话文章，如元、明之间用白话文所写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清代的《红楼梦》等等的书，它在现代青少年看来，完全是白话中的古文了。其次，我们只要拿出五、六十年前的报章杂志来对照一下，当时人所写的语体文、白话文，也早已生硬地成为现代的古文了。一代白话文大师胡适先生的早期作品，何尝能够外于此例？反过来说，我们再看一看现代青少年们的白话文，甚之，二十多岁刚从大专毕业去当教师的，亲自研究一下更下一代的白话文，如不拍案惊奇，摇头叹息，那才真是奇怪呢。至于现代汗牛充栋新文艺的著作中，夹杂“意识流”和“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超越冥想，比禅的文字更难懂，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总之，旧的被推翻了，新的文艺毫无基础，铲平了五千年来的基石，想凭空摸索去建立空中楼阁，实在需要仔细思量，慎重考虑。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呢？
4.古文的劳苦功高
中华民族的文字结构，我们是值得自豪的。用中国文字所构成的古文学，也是值得自夸的。我们姑且不从“六书”和“训诂”等来说中国的文字和文章的价值，首先应当了解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在任何方面，都是“寓繁于简”的，上古的文字，大多以象形开始，同时又需要以最简单的动作，把它雕刻在兽骨或竹简上面，因此更需要言简而含义多方，以便于书刻。由于这种文化精神随着时代的扩展，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古文体裁。更明白一点地说，由于这种古文体裁的文学，便使文字和语言完全分开。同时也使文学词章超然独立在时间、空间之外，因此，保留了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先人与后世的意识，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变革而有所阻碍难通。换言之，依照过去旧式教授文字文学的方法，只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过花费青少年时代一、二年的时间，便学会了这种写作文章而统率各种语意的作法，然后终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当然，这种教学方法，势必要包括小学的“六书”和“训诂”等的方法。如果硬要把“训诂”和小学“六书”视为毕生学无止境的课题，或者像现在一样，到了大学或研究所博士班里才开始研究，那就很难说了。至少，纯粹从旧式教育来讲，这并不完全是在浪费青年宝贵的光阴。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知道中国五千年来文化遗产的古典书籍，数目并不太多。中国字典包括的字数也不多。而且自古以来的学者，如果不作文字学的专家，真能认识了二、三千个字，便足够应用发挥而有余了。懂了中国文字的运用以后，就可了解古文的一、二个字便包括多方的意思。如用现代的用语来解释，或许要用十多个字才能说得清楚。例如我最近答应翻译《周易》一书为白话文，当我着手工作以后，才后悔自寻苦恼。因为我看《周易》卦爻的词句，本来都是语体，非常明白，若要把它翻译成现代话，那可真够麻烦了，有时候一字要变成好几个字的句子，而且还要加以解释，即使如此，也可能还不够明白。由此联想到现代出版的书籍，几乎有盖古之多，好像真是知识的爆发似的，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只是文化退化的贫乏现象而已。
5.更上层楼的负担
可是话说回来，再进一步的新文艺运动是必须的吗？我倒认为是极须的，不过，不能弄错方向就是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温故知新”，如何整理五千年文化的遗产，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英而融会贯通，并发扬光大。只以文学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办法创作一种文体，足以概括古今而永垂式范的。老实说，所有专心一致搞新文艺运动的，大体上都和我们一样，不是博古通今之士，甚之，连传统文化遗产的边缘都还未摸着。只知随着时代的潮流，漂流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文化边缘，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已。再新的新文艺，必须是真正切合中国文化的新文艺，那恐怕不是目前所搞的新文艺运动所能负的艰巨大任。
当我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恰好看到十月一日《联合报》第三版上登载了一篇专访，报道国内数学界的学者专家们，正发起一项“科学中文化”的运动，他们已开始用中文写数学的教科书，期以十年有成，达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目的。看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肃然起敬。这一作为，才真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重要工作。我们闹了几十年的“科学”，到今天才开始中文化，比起日本虽然已迟了几十年，但到底是我们学术教育界的一大觉醒。迎头赶上，也许胜过别人。但我希望其他如医学、天文、物理等等学科，应该也会如“风行草偃”，慢慢地跟踪而起。可是其中最困难的前奏，恐怕还是再新的新文艺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