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樊纲：用自己的声音说话（7）（2/2）

是因为经济发展而自然产生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因为贪污**的制度缺陷所产生的贫富分化，这才是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是因为公权太多，也正是暴露的**问题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制度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要想限制**，就必须要限制公权，有滋生**的土壤就不能避免**的产生，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有条件搞**”的人太多。对此，樊纲也提出了自己的对策，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权力重回民间，厘清政府角色，搞好定位，把属于市场的东西还给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寻租的机会大大降低。如果不搞好政府职能转换，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同时，樊纲也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本身就是各方面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要用发展的方式去解决遇到的问题，不能就问题谈问题。

    樊纲认为收入分配不均衡，国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国企员工工资差别较小，但是权力差别较大，有些权力的控制者可以进行公款吃喝等个人消费，所以从收入分配上讲，国企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

    樊纲还对与收入差距相关的贫困问题做了分析，认为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用绝对的生活指标进行衡量的贫困，是一个静态概念；而相对贫困则是以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相对速度较慢。用这两种贫困的概念解释收入差距问题，樊纲认为相对贫困并不可怕，因为绝对量是上升的，相对的量差还有利于增加竞争，提高社会效率，另外对于相对贫困的遏制，政府还可以出台比如遗产税、所得税等调节手段。他最担忧的就是绝对贫困的大量出现，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下岗工人身上，他呼吁国家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以防止曾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走向绝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