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基传略（1/2）
作者：布朗基文选-法-布朗基
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
——A．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①遵照拿破仑一世制订的中学教学制度，玛珊学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学上课。
十九岁的时候，布朗基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的学业。最初他在孔庞（Compans）将军家做了两年家庭教师，后来又在玛珊学校当辅导教员。1824年，他加入了烧炭党②人的秘密组织。1827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曾经三次受伤，两次被刺刀刺伤，一次是11月19日在乌尔街的街垒上被子弹打伤。
②Garbonari，十九世纪初期在意大利组成的秘密团体，因最初在森林里烧炭场所集合，故名烧炭党。复辟王朝时代这一组织扩展到法国。它的主要目的是发扬自由主义思想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译者
在1828—1829年间，他游历了法国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随后，他在《地球报》做了几个月速记员。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30年7月，反对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刚刚掀起时，布朗基就离开了《地球报》编辑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立即“拿起了枪杆，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里，他站在巴黎人民一边，反对查理十世的军队。渴望斗争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将取得胜利，**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这一次会被彻底粉碎。革命的结果使他失望：**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宝座。
革命后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尔乐·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领导的、竭力宣传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经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会上发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亨利·海涅（Herri Heine）听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讲演，认为是一篇“充满生命力、义正词严、对资产阶级充满愤怒”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着一千五百个听众发表的，演说的气氛会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况。
在七月王朝的头两年，布朗基积极参加了几次学生示威游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福尔斯监狱，三个星期以后才被释放。福尔斯监狱是布朗基所坐过的许多监狱中的第一个，他在这些监狱里度过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内务部长加西米尔·彼里埃（Gasimir Périer）企图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该社领导人，并以违反出版法令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人民之友社”。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尔（Raspail）、托雷（Thouret），于贝（Huber）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公审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无罪，而布朗基进行的辩护，却招致检察官对他以危害社会治安罪，提起公诉。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罚款。最初他被关在凡尔赛监狱，后来转到巴黎圣彼拉奇监狱。
然而，这些考验只能使布朗基变得更加坚强。出狱之后，他更加集中精力来宣传革命思想。同时，无论是在社会问题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扩大了知识，加深了认识。在这期间，布朗基受到巴贝夫（Babeuf）的朋友邦纳罗蒂（Buonarroti）传播的“平等思想”光荣传统的影响。他也受到了学者和革命家拉斯拜尔一定的影响。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几年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骚动，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义，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义，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和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影响（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和它的悲惨结局，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强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苏珊恩·阿美利·塞尔（Suzanne－Amélie Serre）结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的社会活动。1835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成立了秘密团体“家族社”，它的纲领中不仅提出了政治目标，而且还提出了社会目标。
“家族社”成员在路尔西那大街一百十三号制造炸药准备起义。1836年3月由于有人告密，警察当局发现了这个组织，逮捕了它的二十四个成员，其中包括布朗基。由于他参加了所谓“炸药事件”的密谋，1836年10月23日，被判处两年监禁，二千法郎罚款。他被送进了丰特夫罗尔中央监狱（曼恩—卢瓦尔省）。
1837年5月8日，奥尔良公爵结婚，颁布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释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兹地区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风景如画的瓦兹河边的让西村。在让西的这一时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就是在这里，他仍然不断考虑国内大事和怎样建立人民政权。他认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纪律严格的密谋者的核心。1837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四季社”来代替“家族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有布朗基、巴尔贝斯（Barbès）①和马丁－贝纳尔（Martin－Bernard）。
①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团，“家族社”和“四季社”，领导过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初期，担任“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入国民议会。在这个时期，巴尔贝斯站在临时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开始接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由于原则性的立场不同而发生冲突，使得巴尔贝斯越来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译者
1839年，布朗基认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已到。这一年，经济危机进入了激化阶段，广大人民更趋贫困，失业现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下议院已经解散；内阁总理摩莱（Molé）辞职。路易·菲力浦未能组成新内阁。巴黎的人民激愤起来。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当时，密谋者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时机已经来临。可是缺乏武器，他们决定发动起义时，夺取军械局的武器。起义的日期定于5月12日，因为那天举行的赛马可能会转移市区警察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注意，市政厅的防卫工作将会放松。到了预定日期，五百多武装革命者聚集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在布朗基发出信号后，进占了市政厅。但他们很快就被国王的军队包围起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两天多，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巴尔贝斯受伤被捕；布朗基侥倖脱逃。但在10月14日，当他准备乘马车去瑞士时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审时，他拒不招认，被判死刑后同巴尔贝斯一样减为无期徒刑。他被送到圣米歇耳山监狱，这监狱是法国最黑暗的监狱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和岩石混成一体。这座古老的修道院，从十七世纪末才成为监狱。
七个月以前，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德耳萨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关进圣米歇耳山监狱。这个监狱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铁镣、拷打、苦刑、狱吏的辱骂、肮脏、虱子，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杀，使另一些人发疯。布朗基立刻准备越狱逃跑。
在动身去圣米歇耳山监狱之前，布朗基已经约定他的妻子迁往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居住，但她由于病魔缠身，一直不能实现这个计划。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布朗基等待着她的病愈。苏珊恩·阿美利却不幸于1841年1月31日去世，当时她不过二十六岁。这个噩耗给布朗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承认，在好几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儿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后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越狱工作在布朗基母亲的参与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布朗基、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于贝准备逃走。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了失败，监狱的看管比过去更严了。
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威胁着本来就很虚弱的布朗基的健康。1844年，布朗基被监禁在圣米歇耳山监狱四年以后，被转移到图尔监狱，不久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而其他起义者则被转移到别的监狱。当医生诊断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药时，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对他宣布特赦。但是布朗基坚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在他12月26日致图尔市长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他曾公开地作了这样的表示。他留在医院里，卧床二十个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并逐渐恢复健康。在图尔医院期间，许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前来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1846年，由于经济危机，图尔市发生了多次暴动，当时有人告发，说当地的**社团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发起暴动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狱。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卢瓦进行审判时，由于缺乏证据，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图尔医院。
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达巴黎。许多秘密社团的成员，他的新老拥护者和年轻的革命者，都开始团聚在他的周围，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为共和政体而斗争的象征。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临时政府无视人民群众的要求，竟然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秘密社团的成员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都聚集到普腊杜大厅，商讨措施，准备向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和革命青年，准备前去推翻临时政府。而布朗基却以有力而冷静的演说，劝告当时在场的人不要这样做。他主张先看一看临时政府今后的行动，不要鲁莽从事，以免政权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里。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萨米（Dézamy）在普腊杜大厅成立了一个取名为“中央共和社”的俱乐部。从此，布朗基主要就在这里从事他的活动。他成了这个社的主席和思想领导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内讲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员们讲解当时发生的事件，提出未来的计划，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区，还是在俱乐部内部，他都注意发展社员，团结那些忠于革命的人。他不久就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从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临时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
布朗基看到人民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思想上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立即进行选举，结果必然会使政权落入反动分子的手里。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发表演说，要求推迟原定在4月9日举行的选举；3月17日，他又组织了一次和平的，但给人深刻印象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参加者高呼口号，要求延期举行选举。
法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完全了解布朗基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敌人。反革命当局不遗余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他们对他发动了一次诽谤运动，其中最丑恶的攻击是警察当局编造了一本所谓《塔色罗文件》的诽谤性小册子。简单地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塔色罗（Taschereau）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新闻记者，他毫无区别地效忠于各个不同的政府，在现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发行的《回顾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个文件，题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内务部长的招供”。根据这文件，供词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认的，那正是布朗基由于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时期。供词的内容和观点企图使人相信，这一“供词”是布朗基招供的，仿佛是布朗基在同内务部长三次会面中泄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卖了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后还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况。这个文件没有人签名，看得出是根据打入秘密组织的特务伪造出来的。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显然是要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来毁坏布朗基的威信，减少他对革命的影响。4月14日，布朗基发表了《公民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公开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个朋友的联合签名。在这篇文章里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罗》文件编造者的无耻行径，指出这些造谣诬蔑是荒唐无稽的。
我这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拥护共和国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厅的地毯上翩翩起舞…… 市政厅的反动分子们，你们是下流的东西！
四百多个前政治犯联名抗议对布朗基的诬告。这抗议书发表在4月14日《论坛报》和4月15日的《国民报》上。捍卫布朗基的声誉的人中间有德萨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战友，阿尔芒·巴尔贝斯却站在诽谤者一边。
这一打击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
4月16日，他来到马尔斯广场，工人们正聚集在那里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参谋。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到市政厅去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组织劳动就业，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们遇到借口“挫败**者阴谋”而动员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阻挡。
4月23日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布朗基要求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是英明和有政治远见的。选举那天，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街垒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4月27和28日在鲁昂表现得最为激烈，工人们真正地遭到了屠杀；这是一次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布朗基为这一事发表了声明，指出政府要对这一次屠杀负责，他问道：“这是对人民的背叛还是怯懦的行为？人民流的鲜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
立宪会议于5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议会正式承认在法国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法的。在新政府里，没有工人代表的席位。巴黎的人民群众大失所望。5月15日的示威表现了他们对政府新措施的不满情绪。工人们为了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冲进了正在进行立宪会议的会场。他们要求政府立刻援助波兰的起义者。布朗基在立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并不是这次示威运动的倡导者；相反，他认为这次示威可能失败，曾试图阻止他的俱乐部成员参加。在立宪会议上，布朗基要求立即支援波兰人民，追查鲁昂事件，惩办凶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实行社会改革：使全体失业工人就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示威群众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后，冲向市政厅，在那里成立了由巴尔贝斯、拉斯拜、阿尔伯（Albert）、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路易·勃朗（Louis Blanc）等人组成的新政府。布朗基当时没有到市政厅。但是，市政厅很快就被军队占领了。军队驱散了群众，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布朗基躲藏了十一天，到5月26日被捕，并被送入了文森堡监狱。
布朗基听到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中以及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消息时，对于自己在狱中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一直等列1849年3月7日，在布朗基入狱九个月以后，高等法院才在布尔日审讯5月15日示威参加者的案件。
审判在布尔日举行。这时布朗基已经四十四岁。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全白，看起来象一个老人。但是，尽管监狱生活还是艰难困苦，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意志。象在1832年“十五人案件”时一样，布朗基是自己的辩护人。
站在维护人民事业的前哨，我所受到的打击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的。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不论用谁的手向我发射的箭都是通过我的身体打击革命。这就是我的辩解，也是我的荣誉。
在最后一次法庭审判中发生了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冲突的痛心场面，因为巴尔贝斯又提出了“塔色罗”文件来攻击布朗基。在答复巴尔贝斯的攻击时，布朗基说：
古希腊把英雄时代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赫克勒斯（Hercule）；反动派则把一切罪恶和暴行①都归罪于我。
①国家高等法院在布尔日审理的《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告人案》，1849年波尔多工人联合印刷所。
布朗基在回答诬蔑他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在5月15日企图用暴力解散立宪会议的指控时，带着讥讽的口吻回答说：他们是有组织起义和秘谋经验的，所以绝对不会做出象5月15日那种示威的行动。于是他就在法庭上热烈地陈说了解散立宪会议可能采取的计划。
1849年4月2日，布朗基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他和巴尔贝斯被送进了小县城杜朗（松姆省）的一所监狱。
布朗基在杜朗监狱里呆了十九个月。在这所监狱里，他按照平日的习惯，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1850年10月20日，他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移送到大西洋中的贝尔岛监狱。在转移到贝尔岛的途中，布朗基在巴黎的马扎斯监狱中呆了一个短时期。
在贝尔岛的监狱中，布朗基一直呆到1857年12月。当时在贝尔岛监狱里，将近有二百五十名政治犯。这个监狱的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犯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能够见面、谈话、在一起吃饭，等等。在这种时候，他们常常对政治和哲学的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布朗基派和巴尔贝斯派。起初，布朗基分子占少数。巴尔贝斯恰恰相反，他的周围聚集了那些反对布朗基和迫害布朗基的人。有一个时期布朗基甚至担心有生命的危险。他曾经建议同巴尔贝斯进行公开的辩论，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慢慢地，布朗基团结了大部分犯人，主要是工人囚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来听布朗基讲解政治经济学。
1851年2月，在二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布朗基写了一篇给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的著名“献词”，题目为：“人民要警惕”，他谴责了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其他1848年“社会主义者”的叛变行为。当时马克思住在伦敦，他把这篇“献词”译给了德国**者看。马克思认为，这篇“献词”是对不久以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在贝尔岛，布朗基读了许多书，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学，而他最喜欢的是地理学。他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了许多书籍和地图。布朗基常写一些文章、新书评论，并且和他的朋友们通信。他熟悉监狱外面发生的事情。1851年11月，他写给曾在贝尔岛监狱中囚禁过的鲁日埃（Rouget）的一封信中，就预言法国发生政变近在眉睫，果然，1851年12月2日政变就发生了。1853年，他就提到克里米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监狱
——A．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①遵照拿破仑一世制订的中学教学制度，玛珊学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学上课。
十九岁的时候，布朗基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的学业。最初他在孔庞（Compans）将军家做了两年家庭教师，后来又在玛珊学校当辅导教员。1824年，他加入了烧炭党②人的秘密组织。1827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曾经三次受伤，两次被刺刀刺伤，一次是11月19日在乌尔街的街垒上被子弹打伤。
②Garbonari，十九世纪初期在意大利组成的秘密团体，因最初在森林里烧炭场所集合，故名烧炭党。复辟王朝时代这一组织扩展到法国。它的主要目的是发扬自由主义思想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译者
在1828—1829年间，他游历了法国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随后，他在《地球报》做了几个月速记员。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30年7月，反对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刚刚掀起时，布朗基就离开了《地球报》编辑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立即“拿起了枪杆，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里，他站在巴黎人民一边，反对查理十世的军队。渴望斗争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将取得胜利，**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这一次会被彻底粉碎。革命的结果使他失望：**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宝座。
革命后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尔乐·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领导的、竭力宣传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经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会上发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亨利·海涅（Herri Heine）听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讲演，认为是一篇“充满生命力、义正词严、对资产阶级充满愤怒”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着一千五百个听众发表的，演说的气氛会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况。
在七月王朝的头两年，布朗基积极参加了几次学生示威游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福尔斯监狱，三个星期以后才被释放。福尔斯监狱是布朗基所坐过的许多监狱中的第一个，他在这些监狱里度过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内务部长加西米尔·彼里埃（Gasimir Périer）企图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该社领导人，并以违反出版法令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人民之友社”。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尔（Raspail）、托雷（Thouret），于贝（Huber）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公审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无罪，而布朗基进行的辩护，却招致检察官对他以危害社会治安罪，提起公诉。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罚款。最初他被关在凡尔赛监狱，后来转到巴黎圣彼拉奇监狱。
然而，这些考验只能使布朗基变得更加坚强。出狱之后，他更加集中精力来宣传革命思想。同时，无论是在社会问题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扩大了知识，加深了认识。在这期间，布朗基受到巴贝夫（Babeuf）的朋友邦纳罗蒂（Buonarroti）传播的“平等思想”光荣传统的影响。他也受到了学者和革命家拉斯拜尔一定的影响。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几年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骚动，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义，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义，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和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影响（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和它的悲惨结局，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强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苏珊恩·阿美利·塞尔（Suzanne－Amélie Serre）结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的社会活动。1835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成立了秘密团体“家族社”，它的纲领中不仅提出了政治目标，而且还提出了社会目标。
“家族社”成员在路尔西那大街一百十三号制造炸药准备起义。1836年3月由于有人告密，警察当局发现了这个组织，逮捕了它的二十四个成员，其中包括布朗基。由于他参加了所谓“炸药事件”的密谋，1836年10月23日，被判处两年监禁，二千法郎罚款。他被送进了丰特夫罗尔中央监狱（曼恩—卢瓦尔省）。
1837年5月8日，奥尔良公爵结婚，颁布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释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兹地区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风景如画的瓦兹河边的让西村。在让西的这一时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就是在这里，他仍然不断考虑国内大事和怎样建立人民政权。他认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纪律严格的密谋者的核心。1837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四季社”来代替“家族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有布朗基、巴尔贝斯（Barbès）①和马丁－贝纳尔（Martin－Bernard）。
①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团，“家族社”和“四季社”，领导过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初期，担任“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入国民议会。在这个时期，巴尔贝斯站在临时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开始接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由于原则性的立场不同而发生冲突，使得巴尔贝斯越来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译者
1839年，布朗基认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已到。这一年，经济危机进入了激化阶段，广大人民更趋贫困，失业现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下议院已经解散；内阁总理摩莱（Molé）辞职。路易·菲力浦未能组成新内阁。巴黎的人民激愤起来。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当时，密谋者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时机已经来临。可是缺乏武器，他们决定发动起义时，夺取军械局的武器。起义的日期定于5月12日，因为那天举行的赛马可能会转移市区警察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注意，市政厅的防卫工作将会放松。到了预定日期，五百多武装革命者聚集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在布朗基发出信号后，进占了市政厅。但他们很快就被国王的军队包围起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两天多，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巴尔贝斯受伤被捕；布朗基侥倖脱逃。但在10月14日，当他准备乘马车去瑞士时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审时，他拒不招认，被判死刑后同巴尔贝斯一样减为无期徒刑。他被送到圣米歇耳山监狱，这监狱是法国最黑暗的监狱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和岩石混成一体。这座古老的修道院，从十七世纪末才成为监狱。
七个月以前，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德耳萨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关进圣米歇耳山监狱。这个监狱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铁镣、拷打、苦刑、狱吏的辱骂、肮脏、虱子，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杀，使另一些人发疯。布朗基立刻准备越狱逃跑。
在动身去圣米歇耳山监狱之前，布朗基已经约定他的妻子迁往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居住，但她由于病魔缠身，一直不能实现这个计划。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布朗基等待着她的病愈。苏珊恩·阿美利却不幸于1841年1月31日去世，当时她不过二十六岁。这个噩耗给布朗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承认，在好几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儿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后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越狱工作在布朗基母亲的参与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布朗基、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于贝准备逃走。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了失败，监狱的看管比过去更严了。
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威胁着本来就很虚弱的布朗基的健康。1844年，布朗基被监禁在圣米歇耳山监狱四年以后，被转移到图尔监狱，不久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而其他起义者则被转移到别的监狱。当医生诊断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药时，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对他宣布特赦。但是布朗基坚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在他12月26日致图尔市长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他曾公开地作了这样的表示。他留在医院里，卧床二十个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并逐渐恢复健康。在图尔医院期间，许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前来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1846年，由于经济危机，图尔市发生了多次暴动，当时有人告发，说当地的**社团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发起暴动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狱。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卢瓦进行审判时，由于缺乏证据，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图尔医院。
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达巴黎。许多秘密社团的成员，他的新老拥护者和年轻的革命者，都开始团聚在他的周围，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为共和政体而斗争的象征。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临时政府无视人民群众的要求，竟然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秘密社团的成员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都聚集到普腊杜大厅，商讨措施，准备向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和革命青年，准备前去推翻临时政府。而布朗基却以有力而冷静的演说，劝告当时在场的人不要这样做。他主张先看一看临时政府今后的行动，不要鲁莽从事，以免政权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里。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萨米（Dézamy）在普腊杜大厅成立了一个取名为“中央共和社”的俱乐部。从此，布朗基主要就在这里从事他的活动。他成了这个社的主席和思想领导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内讲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员们讲解当时发生的事件，提出未来的计划，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区，还是在俱乐部内部，他都注意发展社员，团结那些忠于革命的人。他不久就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从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临时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
布朗基看到人民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思想上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立即进行选举，结果必然会使政权落入反动分子的手里。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发表演说，要求推迟原定在4月9日举行的选举；3月17日，他又组织了一次和平的，但给人深刻印象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参加者高呼口号，要求延期举行选举。
法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完全了解布朗基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敌人。反革命当局不遗余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他们对他发动了一次诽谤运动，其中最丑恶的攻击是警察当局编造了一本所谓《塔色罗文件》的诽谤性小册子。简单地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塔色罗（Taschereau）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新闻记者，他毫无区别地效忠于各个不同的政府，在现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发行的《回顾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个文件，题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内务部长的招供”。根据这文件，供词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认的，那正是布朗基由于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时期。供词的内容和观点企图使人相信，这一“供词”是布朗基招供的，仿佛是布朗基在同内务部长三次会面中泄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卖了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后还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况。这个文件没有人签名，看得出是根据打入秘密组织的特务伪造出来的。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显然是要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来毁坏布朗基的威信，减少他对革命的影响。4月14日，布朗基发表了《公民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公开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个朋友的联合签名。在这篇文章里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罗》文件编造者的无耻行径，指出这些造谣诬蔑是荒唐无稽的。
我这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拥护共和国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厅的地毯上翩翩起舞…… 市政厅的反动分子们，你们是下流的东西！
四百多个前政治犯联名抗议对布朗基的诬告。这抗议书发表在4月14日《论坛报》和4月15日的《国民报》上。捍卫布朗基的声誉的人中间有德萨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战友，阿尔芒·巴尔贝斯却站在诽谤者一边。
这一打击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
4月16日，他来到马尔斯广场，工人们正聚集在那里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参谋。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到市政厅去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组织劳动就业，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们遇到借口“挫败**者阴谋”而动员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阻挡。
4月23日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布朗基要求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是英明和有政治远见的。选举那天，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街垒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4月27和28日在鲁昂表现得最为激烈，工人们真正地遭到了屠杀；这是一次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布朗基为这一事发表了声明，指出政府要对这一次屠杀负责，他问道：“这是对人民的背叛还是怯懦的行为？人民流的鲜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
立宪会议于5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议会正式承认在法国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法的。在新政府里，没有工人代表的席位。巴黎的人民群众大失所望。5月15日的示威表现了他们对政府新措施的不满情绪。工人们为了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冲进了正在进行立宪会议的会场。他们要求政府立刻援助波兰的起义者。布朗基在立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并不是这次示威运动的倡导者；相反，他认为这次示威可能失败，曾试图阻止他的俱乐部成员参加。在立宪会议上，布朗基要求立即支援波兰人民，追查鲁昂事件，惩办凶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实行社会改革：使全体失业工人就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示威群众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后，冲向市政厅，在那里成立了由巴尔贝斯、拉斯拜、阿尔伯（Albert）、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路易·勃朗（Louis Blanc）等人组成的新政府。布朗基当时没有到市政厅。但是，市政厅很快就被军队占领了。军队驱散了群众，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布朗基躲藏了十一天，到5月26日被捕，并被送入了文森堡监狱。
布朗基听到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中以及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消息时，对于自己在狱中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一直等列1849年3月7日，在布朗基入狱九个月以后，高等法院才在布尔日审讯5月15日示威参加者的案件。
审判在布尔日举行。这时布朗基已经四十四岁。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全白，看起来象一个老人。但是，尽管监狱生活还是艰难困苦，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意志。象在1832年“十五人案件”时一样，布朗基是自己的辩护人。
站在维护人民事业的前哨，我所受到的打击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的。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不论用谁的手向我发射的箭都是通过我的身体打击革命。这就是我的辩解，也是我的荣誉。
在最后一次法庭审判中发生了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冲突的痛心场面，因为巴尔贝斯又提出了“塔色罗”文件来攻击布朗基。在答复巴尔贝斯的攻击时，布朗基说：
古希腊把英雄时代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赫克勒斯（Hercule）；反动派则把一切罪恶和暴行①都归罪于我。
①国家高等法院在布尔日审理的《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告人案》，1849年波尔多工人联合印刷所。
布朗基在回答诬蔑他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在5月15日企图用暴力解散立宪会议的指控时，带着讥讽的口吻回答说：他们是有组织起义和秘谋经验的，所以绝对不会做出象5月15日那种示威的行动。于是他就在法庭上热烈地陈说了解散立宪会议可能采取的计划。
1849年4月2日，布朗基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他和巴尔贝斯被送进了小县城杜朗（松姆省）的一所监狱。
布朗基在杜朗监狱里呆了十九个月。在这所监狱里，他按照平日的习惯，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1850年10月20日，他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移送到大西洋中的贝尔岛监狱。在转移到贝尔岛的途中，布朗基在巴黎的马扎斯监狱中呆了一个短时期。
在贝尔岛的监狱中，布朗基一直呆到1857年12月。当时在贝尔岛监狱里，将近有二百五十名政治犯。这个监狱的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犯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能够见面、谈话、在一起吃饭，等等。在这种时候，他们常常对政治和哲学的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布朗基派和巴尔贝斯派。起初，布朗基分子占少数。巴尔贝斯恰恰相反，他的周围聚集了那些反对布朗基和迫害布朗基的人。有一个时期布朗基甚至担心有生命的危险。他曾经建议同巴尔贝斯进行公开的辩论，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慢慢地，布朗基团结了大部分犯人，主要是工人囚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来听布朗基讲解政治经济学。
1851年2月，在二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布朗基写了一篇给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的著名“献词”，题目为：“人民要警惕”，他谴责了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其他1848年“社会主义者”的叛变行为。当时马克思住在伦敦，他把这篇“献词”译给了德国**者看。马克思认为，这篇“献词”是对不久以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在贝尔岛，布朗基读了许多书，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学，而他最喜欢的是地理学。他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了许多书籍和地图。布朗基常写一些文章、新书评论，并且和他的朋友们通信。他熟悉监狱外面发生的事情。1851年11月，他写给曾在贝尔岛监狱中囚禁过的鲁日埃（Rouget）的一封信中，就预言法国发生政变近在眉睫，果然，1851年12月2日政变就发生了。1853年，他就提到克里米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