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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再现上海的隐微历史(2)(1/2)

作者:顾铮

    31再现上海的隐微历史(2)

    张才拍摄于1942年到1946年间的上海影像,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验阶段而进入挥洒自如的状态。他的照片画面处理大胆,构图肯定,意绪磊落。他的《上海白俄社区》中的钥匙前景与西式建筑后景的处理,令人想到美国摄影家阿波特于1930年代拍摄的悬挂在纽约警察局前的巨大手枪模型;《大招牌(太太与明星)》对于街头广告与城市人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特殊意义,则与柯特兹摄于巴黎与纽约的一些影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电车交叉道》的视点则与苏联摄影家罗琴柯有相同的对于城市空间的理解与处理方法。与这些欧美杰出大家相比,年轻的张才的这批上海影像并无逊色,浑然天成,并不教条主义地去过分刻意追求形式主义外观。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独创性,而是说,他对于摄影表现力的深入理解,使得他也有力量在面对现代都市时,能够灵活自如地以各种手法来应对城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的影像是城市生活中自然生成的人、事、物的自然而然的视觉再组织,完全没有夸张与虚浮的迹象。

    除了对于城市空间有着敏锐的感受之外,张才的镜头里也经常出现现代市民的生活情景。这些市民影像包括了在城市边缘讨生活的贫民和在城市里自在自如的中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繁华外表下的上海的暗部有独特的揭发。他的镜头纳入了飘浮在黄浦江上的扁舟中的乞讨老妇,也摄下了求告无门的流民的身影。这种民粹倾向,与他家庭背景及个人的立场不无关系。他后来回顾说:“我是一个在台北长大,真正爱照相的二十七岁青年。初到上海,看到许多与台湾不一样的风俗习惯。有很新的,也有很老的。社会上贫富相差很远,智识程度相差也很大。黑社会的恶势力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因之人情冷淡,甚至见死不救!一切都给我很大刺激,所以自然而然一有空闲,就把所看到的拍了下来!”可见,当时上海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对于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张才刺激很大。在面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时,摄影就自然地成为了记录、表达自己的感想与态度的手段。

    来自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的张才,手持“殖民宗主国”日本帝国的护照,作为一个异乡人,在上海这个长期半殖民化的城市从事影像探索,而这个地方又在中日战争中被日本完全占领,他这个日本帝国的二等公民因此在事实上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义上的占领者(他本人没有与日本侵略者发生关系),与上海市民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在这种纠缠的身份矛盾中,他的上海影像的主体性如何建构与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从他的这个时期的影像看,殖民宗主国的国家阴影、殖民地人民的身份与个人观看(摄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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